南非的启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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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秦晖编著
内容简介　　·　·　·　·　·　·
“我们时代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秦晖从南非发现另一个中国，反思福利、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

本书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

曼德拉病危使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



　　　　序　后事之师，他山之石
　　　　
序
后事之师，他山之石
德高望重的新南非国父、首任总统、执政的非洲人国民大会（非国大）元老、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纳尔逊·曼德拉病危入院已经一个月了。全世界又一次把目光注意到南非——这个以往多灾多难、如今多姿多彩、而未来前程无限的“彩虹之国”、“金砖”新秀。自从曼德拉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新南非已经走过了19年的难忘历程。通常人们的纪念、总结高潮都会在“逢五逢十”出现，但是随着曼德拉病重，这个高潮似乎提前到来了。
新南非至今虽然只有19年，但此前四年曼德拉出狱后南非就已经开始新旧“过渡期”，1993年各种族各党派终于达成最后协议即民主南非协商会议公约（CODESA），并通过了新宪法决定建立新南非，至今刚好20年了。而再往前回溯，30年前的1983年发生了非国大武装斗争期间最大的一次暴力行动“教堂街事件”；55年前的1958年非国大在加纳第一次呼吁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另一方面，今年也是1948年南非白人国民党上台开始全面实行系统性的种族隔离制度的65周年；1913年第一个种族隔离法《土著土地法》颁布的100周年；南非布尔人殖民者击败反抗的祖鲁人的“血河之战”175周年……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世界因曼德拉病情而再次关注南非、以及南非历史上多个大事件“逢五逢十”纪念日之际，一些朋友希望我把过去关于南非的著述整理成集，于是有了这本书。
我本不是专业研究南非的。之所以对南非有兴趣完全是因为我对国内问题和一般社会转型问题的求索，如书中一组文章所说的：是“从南非看中国”的兴趣。我关于南非写的最早文字是1994年《东方》杂志第4、6期的《“好望”降临好望角》、《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二文，当时是作为“南非种族和解进程评述”系列文章的之一、之二连发的（本书中已合为一篇）。缘于当时我国社会刚刚经历一场风暴，积累的仇恨如何化解令人担忧。而此时东欧、南非又相继发生变革，一些国家在冤冤相报中陷于仇杀，一些国家则成功地在民主化进程中化解了血仇。记得当时路透社的一篇文章说：波黑、卢旺达发生的事（指种族仇杀）本来更可能出现在南非，之所以没有，就是因为南非有曼德拉！
当然，我觉得其实还因为有德克勒克，就像当年甘地的成功离不开他那同样主张宽容与妥协的对手蒙巴顿一样。一个成功的政治转型，总是一方面有像曼德拉、甘地那样不屈不挠勇于抗争、同时又心胸广阔不计前嫌的“圣雄”，另一方面他们的对手又是思想开明能识大体，懂得顺应民心和时代潮流，而拒绝不择手段地株守既得利益的贤人如德克勒克和蒙巴顿。但是英雄造时势，时势更造英雄，为什么这样的人南非有，而波黑就没有，这就涉及到事情的社会历史背景。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就写了那两篇文章。本来还打算继续写“之三”等等，但是遇到他事就放下了。
那时南非还是一个国人非常陌生的所在，虽然北大和社科院等地都有专门研究南非的前贤，但他们基本都活动于比较小的专业圈子，在关于“公共话题”的思想探讨中没什么人提到南非，因此我这两篇文章影响似乎不小，甚至1997年中国和南非建交前南非第一个新闻界访华团听说这两篇文章后还跑到我家，十几个记者在万寿寺我当时那间斗室里拥挤着进行了汗流浃背的采访，并向南非做了报道。
也是在同时，鉴于中国南非建交在即，北京当时一些年轻学人觉得有必要向国人系统地介绍曼德拉，于是由人民大学的宣方博士提议，著名编辑冯哲先生联络，集合一批硕士博士生从网上下载、翻译了大量关于南非和曼德拉的资料，想编一本对国人有启发的曼德拉传记。冯哲请我主持其事，他在该书初版后记中称我是“一位为中国与南非早日建交而做出不懈努力的、激情而沉静的学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真是惭愧得要死，我其实除了接受南非新闻界访华团那次采访，向南非媒体讲了一通南非民主化对自己的启示和对曼德拉的崇敬之意、并祝中国南非关系不断发展外，并没有做过任何与外交沾边的事，而且也不是专业“研究南非问题的专家”。我让他不要这样写，但他说是为了销路，也就罢了。
但是我对他委托的这件事确实有兴趣，还是那句话，因为它对中国有意义。说起来，1997年时国内关于曼德拉的传记已经有好几本了，南非本森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的曼德拉传，1990年曼德拉出狱后不久就由杨立华教授组织翻译出版了；杨教授自己也在1988、1995年先后出版了一薄一厚两本曼德拉传；北大李安山教授1996年出版了《南非斗士曼德拉》；驻非记者温宪1995年出版了《黑人骄子曼德拉》；台湾在1992年也翻译出版了J。维尔的《曼德拉夫妇》。这些作者大多是南非与曼德拉的研究专家或知情人，尤其杨立华教授作为中国学者，早在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时就已出版了介绍他的书，以后也不断跟进研究，我的所知没法跟他们比肩。但为什么还愿做这事？第一是因为有一批青年朋友合作，第二也确实是有感而发，或者如李保平先生后来所说，我看南非算是“有一个独特视角”。读者应该不难发现这一点，见仁见智，就请多加教正了。
这本署名秦晖编译的曼德拉传记是一部集体的成果，而且也是急就章。因为想要赶在中国南非建交前出版，来不及看大量的外文书，而关于曼德拉的中文、中译传记，我那时也只看了本森、杨立华和李安山的三本。该书主要还是根据那些研究生朋友从英文网页上搜集并翻译的资料，加上我自己当初为写“之三”及后续研究而搜集的资料（基本也来自网上，说起来，我还就是从这件事起学会用电脑、上网的）编写。由于在1997年对网上资料如何引证还没有形成规范，所以全书都没有注出处。今天如果有人批评此书不符合“学术规范”，我不会争辩，事实上在清华大学的科研报表中我也从来没有把这本书申报为学院意义上的“学术成果”。但是我相信，这本书对于国人是“有用”的。从我后来对南非情况的继续了解看，这本书叙事的可靠性是没有问题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叙事为本书中第二部分的那些分析性的论著提供了背景知识，没有它，会妨碍读者对这些论文的理解。
这本一共九章的传记，前八章是在人民大学当时在读的研究生王鹏、吴全昊、赵钰、赵靖等同学以及冯哲、吴慧等人编出草稿的基础上由我修改、统稿而成，最后一章“前路迢迢”基本是我写的，而且严格地说也不是编译，而是我原来打算写的“之三”的扩充。与前八章基本是叙事的风格不同，这一章主要是分析、论说性的文字，是我对新南非头几年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形势的一个总体观察和对新政府治理的评价。可以说，当时以介绍曼德拉为主题的著述还没有写到这个时段的（几乎就是完稿的当下），而且出于对伟人的崇敬，这些著述最后多以光明的预期结局，而我则主要分析了新南非当时面临的严峻现实。事实上，这本传记初版问世后的十年内这些严峻问题仍在发展，这也就是本书第二部分中“‘彩虹’的启示”以2008年的“排外骚乱”开始继续分析的由来。
1998年初这本曼德拉传初版后，我仍然保持了对南非的兴趣。缘起于我在关注1990—1994年民主化过渡期南非黑人间严重流血冲突时，注意到一些学者对这些“部族冲突”的社会学分析，这些发生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我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以及两国类似现象的制度背景，后来又看到这些现象、这些背景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这时我对南非的兴趣就不仅是对曼德拉这一伟人的崇敬和民主化中的政治和解问题，而是深入到了民主化前南非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演变以及与我们的对照。
2007—2008年间，我就此写了一些小文章，做过几次学术演讲，引起了相当激烈的讨论。其中尤以2008年11月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演讲后与杨立华教授、姚洋教授等多位专家的讨论最为激烈。根据这次讨论所涉及的问题，我继续做了思考和研究，后来形成了约七万字的一组论文，即《从南非看中国》第一、第二、第三三篇文章，当时连载于《领导者》杂志上，后来也引起了更多的讨论，据说还传到了南非华人社会中。讨论涉及到了经济奇迹的可持续性、经济模式、城市化进程、农民工问题、土地制度和城市贫民的居住权等方面。
这些文章引起的第一个争议，就是南非和中国是否“可比”的问题。不过我发现，以“不可比”论来对我进行最激烈批评的一些先生，其实非常欣赏比我更早、而且也更有影响的一种“中国南非比较说”。仅此一点已说明真正的分歧其实根本不在可比不可比，而在于比较的事实与逻辑是否成立。几年前美国新左派学者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引起了我们这里的轰动，许多名人专写书评“强烈推荐”，有些人还点名说此书可以用于反驳秦晖。该书高度评价“中国模式”，说它不仅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还是“无剥夺的”增长。从书中可知，阿里吉这个说法引自另一位左派学者吉莉安·哈特的观察，＇1＇她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民主南非德班附近的台商投资企业做调查，听到台商老板抱怨说这里的工会厉害，既要高工资，还要高福利，而我们台湾地区的工人工资、福利的要求都没有那么高。而哈特由此想到中国大陆农民工的工资、福利比台湾地区还低得多，无怪乎新南非的经济疲软和中国大陆强劲的竞争力对比鲜明了。
到此为止，哈特的观察不会引起争议，因为不仅在德班地区，民主化后在整个南非各地都不难听到这类说法，这几乎已经是常识了。但非常独特的是哈特对此的解释：她认为上述现象体现了南非“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严重“剥夺”了劳动者，而中国则体现了效率公平双完美的“无剥夺”高增长！信不信由你！哈特的分析是：新南非非国大政府被左派批评为搞了“新自由主义”，在这个主义下劳动者受到“剥夺”失去了土地，于是不能不提出很高的工资和福利保障要求。而中国的农民工由于没被“剥夺”土地，所以他们不但工资要求很低，而且更不在乎福利保障，以至于工资低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很大一部分”他们也能忍受，因为他们可以靠留守家属务农来维持“劳动力再生产”，这是多么公平又有效率的模式啊！
说实话，听到一些中国学者津津有味地欣赏这种“中国南非比较”（他们是否歪曲了哈特是另一个问题，我在书中有所分析）我简直要傻掉了！按这种逻辑，低工资（低到大大少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而且无任何福利的工业对劳动者是“无剥夺”的，而高工资有福利的工业却是“剥夺”性的，这么惊人的逻辑仅仅是因为前者的工人“有地”而后者“无地”？！如果是这样，那么欧洲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岂不比南非更残酷更具“剥夺”性，因为瑞典工人虽然有高工资高福利，但他们当然是无地的；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流动工人”按白人政府的规定，他们在“黑人家园”是“有地”（集体所有的部落土地）的。甚至按这种逻辑，那时南非白人工人也要比黑人更惨，因为他们虽然工资福利都远高于黑人，却也是“无地”的呀。当然，南非黑人家园人均土地很少（不比中国农民更少），这确实是过去被白人剥夺的结果。可这与所谓新自由主义有何关系？今天批评非国大政府的左派有说她搞“新自由主义”的，但是过去的白人国家，黑人骂他们搞奴役，乃至搞“法西斯”，却连南非共产党也没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骂他们。新自由主义也许很坏，但过去的这种剥夺能归咎于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吗？哈特观察的是民主南非与台商所说的台湾地区情况，可是她用一句“新自由主义”就把旧南非的账算到新南非头上，又用一句“东亚类型”把台湾地区的“无剥夺”套到大陆的农民工头上，结果就得出了南非“新自由主义的剥夺”和中国大陆农民工享受的“无剥夺”的对比！
因此我认为，“从南非看中国”还真是太有必要了，就让读者看看我的比较和（一些中国学者转述的）哈特的比较哪个更合理吧。
这时南非其实脱离种族隔离制度已经十多年，但是我的这组文章仍是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为主要观察对象。在天则所的那次讨论中，我国著名的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就对此很不以为然。我在此前十多年关注曼德拉时就读过她的著作，受到不少教益。我知道她对曼德拉及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很崇敬，对种族隔离制度很痛恨，对新南非的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前景有着高度的评价。她觉得新南非的十几年经济发展成就很大，有很多我们可以学习借鉴之处，认为我应该多介绍新南非。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如此？作为一个并非专业研究南非出身的学人，我当初关注曼德拉和南非民主化本来就是带着一种榜样情结的，曼德拉是我心中的圣雄，新南非是圣雄奋斗的成果。而介绍旧南非“低人权下的经济增长奇迹”本来就是作为一面不人道且不可持续的镜子来促使人们反思的。反思后看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南非可以大增我们推进转型的信心，当然也是我的希望。我在曼德拉传的末章对新南非初期的严峻形势作了分析，此后十多年没有再写新南非，也是期待一个符合这一愿景的繁荣景气。
十多年来新南非确实在很多方面成就斐然，然而应该承认，我期待的繁荣愿景至今尚未出现。相反，新南非的繁荣之路比人们预想的要坎坷，1997年我为曼德拉传写的末章“前路迢迢”，倒成了这19年的写照。《从南非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