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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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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的审讯中断了很长时间。被告们正在为即将回家而兴奋，约翰内斯堡发生的骚乱又让他们转喜为忧。40多名非洲人被杀，几十人受伤。同往常一样，政府拒绝指定一个调查委员会。市政会进行的调查发现，暴乱的根本原因在于种族隔离制度、流动劳工制度、贫困、缺少教育、缺乏职业训练、缺乏娱乐设施；非洲人上下班乘坐的火车拥挤不堪，“极不舒服”。司法部长斥责这些调查结果毫无意义。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三、为自由辩护
纳尔逊·曼德拉和埃韦琳·曼德拉有三个孩子：两个男孩滕比凯利（滕比）和马克加图，女儿马卡基韦。曼德拉热爱家庭，喜欢孩子们陪在自己身边；当他们渐渐长大时，他送他们去奥兰多学校上学。有一天，曼德拉开车捎着奥利弗·坦博的未婚妻阿德莱娜·图库杜出门，马克加图也跟着。走着走着，他们追上了前面的一辆马车。曼德拉放慢车速，让马克加图看那几匹马，跟他讲起自己童年时代农村的生活。阿德莱娜认为这一事件表明曼德拉对另外一个田园世界神往已久，他还想把这种向往之情传递给他的孩子们。生活在奥兰多现实中的他们，眼前看到的是凄凉的旷野，一排排屋子上空是那永远袅袅的炊烟。
曼德拉具有律师资格，1952年起他和坦博合作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坦博原来是教书的，后来改行做了律师。事务所在约翰内斯堡靠近地方法院的一幢叫做“大法官住宅”的房子里，他们的办公室设在二楼，门上的铜牌写着“曼德拉和坦博”字样。这座不起眼的房子属于一个印度人，它是为数不多的非洲人可以租用的房子之一。
尽管非洲人做律师并非没有先例，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创立者中就有好几个律师。但他们俩的合作不仅在约翰内斯堡，而且在特兰斯凯也引起了轰动。一个滕布人欢呼着说：“这是我们土地上走出来的律师啊，我们太兴奋了。”
他们两个人在法律方面同在政治上一样，个性互补：曼德拉为人热情，对生活有着热切的渴望；坦博则总是深思熟虑，从容不迫。俩人都嫉恶如仇，但曼德拉在表达那种愤怒时更为有力。
“多年来我们肩并肩合作”，坦博在一本曼德拉著作及演讲集的前言中写道，“每天早晨纳尔逊和我在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都要先穿过耐心等候的人群，他们从接待室的椅子上一直排到楼道里”。
南非可以炫耀自己是世界上在押犯人最多的国家之一，监狱里关押的非洲人人满为患。他们中有人犯了重罪——暴力行为在种族隔离社会中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但有的犯人只是稍稍触犯法律条文，在任何真正文明的社会里他们都不至于被监禁起来。失业相当于违法，因为非洲人如果没有经政府批准并经雇主许可的就业证明，在城里就成为“盲流”，很难逃脱被捕的命运。
没有土地也是违法。“每周我们都要与农村来的代表团谈话”，曼德拉说，“代表们头发花白，一副饱经风霜的感觉。他们向我诉说白人们怎样把他们从其世代耕种过的小块土地上赶走。酿制非洲啤酒也是非法的，喝这种酒或者卖这种酒用挣来的钱补贴家庭微薄收入也是违法的。那些这样干的妇女们面对的是高额罚款和长时间的监禁。”对白人失礼也可能违法。住在“错误”地区——已宣布为白人或印度人或有色人居住区的地方——对非洲人来说也是非法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将不计其数的无辜群众变成“罪犯”。
种族隔离在人民中间播下了仇恨和绝望的种子。本该去学校读书或去学专门手艺的年轻人在街上游来荡去，结帮拉伙，把他们的怒气发泄到社会上。正是社会制度把他们逼到犯罪和贫穷的绝路上。曼德拉与坦博的办公室里有些浅黄色卷宗，里面记录了成千上万个这样的故事。“如果说刚开始合作时我们还不准备造种族隔离制度的反的话，那么我们在办公室所见所闻也足以改变我们的态度。在我们所属的社会团体中，我们自己爬上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地位，但是法庭上的每件案子，每次去狱中探望我们的委托人，都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人民还在屈辱和痛苦中煎熬。”
“我想说”，1960年曼德拉在法庭上讲道，“在这个国家里，任何有思维的非洲人的全部经历都会不断驱使他感到痛苦，一方面是良知，另一方是法律，而两者是对抗的……这种法律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非正义的而且是无法容忍的”。
有好多次，曼德拉和坦博一天要办7件案子。种族隔离的实质使许多案子成了政治案件。他俩也办理民事和离婚案。曼德拉补充道：
“在法庭上，许多官员对我以礼相待。但我们也常受到一些人的歧视，还有人对我恨之入骨，抱有敌意。我们总能感觉到，无论我们做律师做得多么棒，办案多么准确无误，无论我们对事业的追求多么执着，我们永远成为不了检察官、执法官或是审判官。我们意识到，作为辩护律师，与我们打交道的官员们虽然能力和成就并不比我们强，但他们的白皮肤却保证他们处于优越地位，并保护其这种地位。”
曼德拉和坦博事务所聘请过的律师中有乔·斯洛沃和哈罗德·沃尔佩，他们都是曼德拉在威特沃特斯兰德法学院就读期间的同学。他们俩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也很活跃（斯洛沃发现曼德拉极为反对共产主义）。在办公室里，曼德拉是个严厉的监工，在法庭上，在与执法官和警察打交道时曼德拉锋芒毕露，富于攻击性，非洲人挤满了旁听席，争相目睹其风采。但他的幽默感也很强。有一次他给一个女佣进行辩护，她被指控偷了“太太”的衣服。曼德拉扫了一眼作为证据的衣服，拣起一双长筒袜来当众展示，然后问那位“太太”：“这是你的吗？”“不是。”她回答说，很尴尬，不敢承认。这件案子也就这样解决了。
1954年，德兰士瓦法律协会向最高法院请求把曼德拉逐出律师行业，因为他犯有领导“蔑视行动”罪，其行为“与一个受人尊重的行业的成员应有的行为标准不符”。著名律师、英国王室法律顾问、约翰内斯堡律师协会主席威尔特·沃波克出庭为曼德拉辩护。最高法庭认为他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还认为一个与自己的人民一起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斗争的律师，丝毫无损于律师的荣誉，即使其行为触犯了国家法律。法庭支持曼德拉，要求法律协会支付全部费用。
1959年1月19日，辩方律师又一次取得胜利——又有61人的指控被撤消了。150名被控人中只有30人还在受命，他们中有利莲·恩戈伊、海伦·约瑟夫、沃尔特·西苏鲁和纳尔逊·曼德拉。
1959年1月。根据《团体住区法》，曼德拉和坦博被迫关闭他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律师事务所。他们只能在黑人城镇开业，用曼德拉的话说就是在一个“谁也找不到的角落里开业”，“其实就是要我们放弃，不再为我们的人民服务。而我们这么多年接受的训练正是为人民服务，凡是有资格被称作律师的人都不会答应那种无理要求。”他们不顾可能会被起诉、被驱逐的危险，公然违抗禁令。只要有可能，曼德拉和坦博就在周末及晚上继续开业。
1960年是“非洲年”。南非以北许多国家在这一年赢得独立，给南非人民的斗争以巨大鼓舞。一种危机感在全国弥漫：在纳塔尔省，已有2000多人被捕，黑人警察被杀，非国大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要求“采取行动”；在特兰斯凯，庞多人起义开展得如火如荼，政府已宣布在该地区实行紧急状态；在南非托管下的西南非洲（今纳米比亚），人们抗议强制黑人从温得和克居住点迁移，警察向抗议群众开枪，杀死11人，伤了44个；在开普敦，2月3日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宣称，一场“变革之风”正席卷非洲，这一举动震惊了南非朝野上下。
示威运动定于3月31日举行。3月21日，罗伯特·索布克韦领导的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举行了大规模抗议活动，反对《通行证法》。在位于德兰士瓦南部韦瑞尼京郊外的沙佩维尔黑人“样板”城镇，泛非大志愿者故意不带通行证，在警察局门前集会示威。好奇的人们上来围观，人群越来越多。记者们认为这些示威者很“和善”，而在警察看来他们“极有威胁”。75名警察向人群开了700多枪，杀死69名非洲人，伤了至少180人；其中大多数人是背后中枪，伤亡人员中有不少人是妇女和儿童。
在叛国罪审判中检察官对曼德拉1952年发出的一个警告大做文章。曼德拉在警告中说：“自由力量与反动派之间算总账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沙佩维尔屠杀案发生几个小时之后，在南方很远的开普敦郊区兰加约有一万名示威者聚集在所谓的“单身汉”地区外围，那里的集体宿舍里住着成千上万名与妻子和家庭相隔离的男工。绝大多数人并没有听到警察要求他们在三分钟之内离开的命令，随后，就像往常一样，警察挥舞着警棍殴打集会人群，人们用石块进行还击，然后警察下令开枪。又有2名非洲人被打死，49人受伤，愤怒的人群几乎失去了理智。
沙佩维尔、兰加等地迅速闻名于世界。人们对种族隔离积怨已深，再加上南非政府长期镇压坚持非暴力运动的非国大，现在他们又镇压泛非大的示威活动，这在全球各地引起巨大反响。随着骚乱席卷全国，政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约翰内斯堡，西苏鲁、曼德拉、非国大秘书长杜马·诺克韦以及乔·斯洛沃整夜整夜地开会讨论，考虑非国大应作出怎样的反应。3月26日，诺克韦向卢图利酋长提交了他们的紧急建议，此时的卢图利正在比勒陀利亚，为叛国罪审判做证。卢图利酋长同意这一建议并于当晚当众烧了他的通行证，号召其他人仿效他。刚好政府这时宣布暂停实行《通行证法》。卢图利接着又呼吁全国为死难者默哀一天。这一次罢工在约翰内斯堡、伊丽莎白港和德班取得圆满成功。
由于罢工连续不断，大规模的葬礼、示威游行和骚乱此起彼伏，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法》。警察在兰加的暴行，激起3万非洲人的不满，他们游行示威，决心向开普敦警察局提出抗议。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泛非洲人大会领导层的年轻组织者菲利普·科萨纳被一名白人高级警官所欺骗，他悄悄地遣散了人群；后来他本人也未免牢狱之灾。
与此同时，南非白人感到其繁荣受到严重威胁。冲击约翰内斯堡股票交易所；受到大规模抛售的浪潮，司法部长呼吁人们冷静；财政部长呼吁向南非移民；土著事务部部长则宣称种族隔离制度是全世界的典范；一个白人甚至试图暗杀维沃尔德总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首次干预南非事务：她以九票对零票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南非政府向群众开枪射击，英国和法国弃权。这时已有83名非洲人平民和3名非洲人警察被杀，白人只有60人受伤。
4月7日，政府重新实行《通行证法》。已经飞往伦敦和纽约的南非资本家巨头们又开始在南非大规模投资。
根据《紧急状态法》，曼德拉和其他29名以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以及卢图利和其他辩方证人都在比勒陀利亚遭到囚禁。他们与人民分开了，不能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进一步采取行动。总共有大约2000名积极分子遭到拘禁，成千上万名所谓游民被捕。
4月8日，政府取缔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和泛非洲主义者大会两个组织；议会以128票对16票（4名土著代表和新成立的进步党）宣布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非国大和泛非大为非法组织；继续推行这两个组织宗旨的人将面临10年以下徒刑（从此以后，报纸称那些被指控为非国大或泛非大成员的人为“赤色分子”）。非国大最后一次“合法”行动是呼吁建立一个“全国大会”，为新的全南非人民联盟打下基础。奥利弗·坦博已离开南非前往英国和坦桑尼亚，建立流亡中的非国大的办事处。
“叛国罪审判”的重要性又一次得到体现。被告方辩护律师组已退出审判，他们抗议说，在紧急状态期间他们对政治审判无法发挥作用。他们同意曼德拉和杜马·诺克韦律师兼任被告方辩护律师。
比勒陀利亚监狱的条件糟糕透顶：非洲人被告们五个人挤在一间小牢房里，牢房只有6英尺宽，12英尺长；一个有盖的便桶权当厕所，旁边便是饮水桶；毛毯上和草席上虱子猖獗；被告们吃的是玉米和玉米粥，偶尔能见到几片肉。他们每10天可以洗一次澡，每天可以到院子里“放风”10分钟。监狱犯人选举曼德拉作为他们的代言人。有一次，他向一个特别挑剔的看守抱怨监狱条件太差，看守马上威胁要按《紧急状态法》对他进行惩罚。曼德拉引用监狱条文规定反驳他，看守顿时恼羞成怒，“撒谎！”他大喊着，“政府法律规定你们犯人不能读书！”这一次曼德拉再也抑制不住怒火，他怒目圆睁，紧盯着那个看守，强烈要求见监狱高级官员。在法庭审判中，他也向审判官提出意见：“阁下，出于尊敬，可以用最最婉转和毫不夸张的话来说，监狱提供给我们的饭菜根本不适合于人类食用。”不久，监狱总监走访了犯人们，随后的条件有所改善。
几周后，曼德拉又受到新的刁难，他愤怒地向法庭提出正式抗议。按照有关规定，他和诺克韦有权会见其他被告和将为被告们作证的Z·K·马修斯教授。他们会面时，监狱方面提供的是一间小牢房，除了一只装满脏物的便桶，里面一无所有。
由于学习时间较多，曼德拉认为他应该学习阿非利卡语，西苏鲁学习速记，诺克韦学习法语；然后他们开始一起玩拼字游戏。
这时曼德拉有了第二次婚姻。他很惦念温妮和刚出世的女儿泽妮。她们到底怎么样了？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他还经常地鼓励同志们打起精神战斗到底。颇具讽刺意义的是，政府“邀请”非国大成员“每天在法庭上介绍其组织的政策和活动”。毫不夸张地说，这等于是在“继续从事”“非法组织”的活动。
审讯到最后仍一无所获，政府只好转而寻找能证明非国大推行暴力政策的证据，但这一企图也失败了。于是当局退而求其次，想证明被告们事先已经预见到，他们的行动会与政府发生暴力冲突，并导致进一步的颠覆活动。
烧毁通行证后，卢图利遭到逮捕；长期囚禁生活的折磨使他积劳成疾。在审判中，政府问了他另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解放运动是国际共产主义策划的阴谋的一部分，旨在颠覆那些剥夺人民平等的政治、经济权利的政府。卢图利回答说，在谈到“东方”或“西方”这个问题时，非国大倾向于根据各国在联合国对待种族隔离政策的态度来进行判断。
1960年8月初，曼德拉出庭辩护。厚厚的411页长的官方档案中，记录了他作为主要辩护律师所作的发言以及后来的质问和答辩。温妮也到法庭旁听了审判。
四年前审判刚刚开始时，曼德拉给观察家们留下的印象是：一位能干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律师。现在，显而易见他已经在政治上成熟了——正像辩方律师组的一名成员讲的那样，他为被告进行的辩护行文有条不紊，一针见血。但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他在挑战中成长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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