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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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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辩护律师们在非洲人国民大会中发现了另一种力量，那就是非国大的连续性和它容纳了持各种政治观点的非洲人，其中包括农民领导人，他们非常理解人民的苦衷。这些农民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型领导人，如马修斯教授和曼德拉，都在政治上步入成熟。有一点像谜一样令人困惑！有些情况下非国大看起来已经死气沉沉奄奄一息了，然而不知怎么的它又恢复了活力与生机，成百上千的人又投身到火热的运动中去。非国大的不足之处在于日常组织与分支机构间的交流、收集会员费、保证政令畅通等方面做得不够好。正像非国大自己说的那样，它没有实行“枯燥的挨家挨户的工作”，因为人们更愿意走“捷径”比如“街区集会、群众集会和召开会议”。
当局对曼德拉的审讯大多是根据他的演讲和所写的文章。三位审判官不时打断他的辩护。曼德拉阐述了“青年联盟”成立的过程和所奉行的政策：“我们觉得非国大考虑采取更具有战斗性的政治斗争的形势、时机已经成熟。”他还表述了自己对“蔑视运动”所取得成就的看法。
“你们的自由对欧洲人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直接威胁吗？”一位法官质问他。
曼德拉答辩道：“我们并不反对白人，我们反对的是白人至上，而且，在反对白人至上的斗争中我们得到欧洲人某些阶层的支持……很清楚，非国大一直主张实行种族和睦政策，不论谁宣扬种族主义，我们都会进行谴责。”
当问及他在文章中写的“人民民主”能否在“统治阶级”做出一系列让步之后实现时，曼德拉说，非国大还没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求实现成年人普选权，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准备施加经济压力；我们会单独或同时发动‘蔑视运动’和‘待在家里’运动，直到政府说：‘先生们，蔑视法律和‘待在家里’所造成的严重事态，我们已经不能听之任之了，我们谈谈吧。’如果是我本人，我会说：‘好的，就让我们谈谈吧。’”
当时，曼德拉准备让政府做出让步：在议会中给非洲人60个席位；他认为如果这一点能够实现将是非国大的胜利，就意味着向全民普选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后非国大将在双方商定时间内暂停抗议活动，同时政府教育白人选民使他们“认识到变革可以实现……国家各种族之间相互理解和种族和睦也是可以实现的”。他补充说，他们当然不会放弃普选权要求，最终将实现“人民民主”的目标。
从种种迹象看来，政府的态度并没有松动；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他又有什么打算呢？
他回答说：“非国大并不指望在推动政府改变政策方面一蹴而就。”他说，经过一段时间，在一次一次的推动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政府是会松动的。即使政府仍用铁血手腕统治非洲人，政府目前使用的正是这种手段，非洲人也会想尽办法去实现其奋斗目标。
在暴力问题方面，检查官对曼德拉说，非国大一直在宣传这样一种观点——为了打击报复非国大，政府会毫不犹豫地动用武装部队。曼德拉同意这种说法。“但是，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保证暴力不会出自我们之手。”如果非国大力量更加强大怎么办？政府使用暴力的可能性是不是也随之增大呢？“噢，是的。我们觉得为了恐吓非洲人不再反对其反动政策，政府会毫不迟疑地屠杀成百上千的非洲人。”
在法庭上，曼德拉的出色表现使检察官黯然失色，他确实觉得自己是一名“法庭官员”。
他的演讲“自由之路无坦途”受到详细的盘问。例如，他提到非洲其他地区“爆发革命”，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为民主变革进行的严肃的政治斗争，战斗性的斗争。”
原告不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是，非国大的文件中提及非洲其他国家的斗争时，并没有对他们的暴力行为进行谴责。曼德拉解释说：“让我们看看肯尼亚的例子吧！我们很关心那里发生的殖民主义战争。我们谴责英国人，把他们视为侵略者。我们从没听说吉库尤人入侵英国，轰炸他们的城市，掠夺良田，摧毁政治组织，而使成千上万的人家破人亡。而英国人在肯尼亚做的正是这种事情，我们关心的是英国人必须撤出肯尼亚，我们不在乎吉库尤人采取什么办法。”
“这些办法与非国大毫无关系吗？”检察官问道。
“对我们来说毫不相干。”曼德拉回答说，“我们在南非采用非暴力的方法；他们采用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最有发言权，这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一党制政府怎么样？”一位法官问道。
“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民主问题”，曼德拉回答说，“如果一党制能最好地体现民主，那我就会仔细研究这一制度：但如果多党制更好地体现了民主，我就会仔细研究多党制。比如说，在南非现在实行的是多党制，但是就非欧洲人而言，这种多党制是人们所见过的最恶毒的专制统治”。
“无阶级社会的想法对你很有吸引力吗？”
“是的，阁下，非常吸引”，他回答说，“我认为阶级的存在有很多弊端，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但是）……在这个问题上非国大还没有制定任何形式的政策措施”。
在审判中，只有一次他勃然大怒。审判长怀疑全民具有普选权是否是明智之举。难道这样不是很危险吗？曼德拉说，每个人都有权投下他的一票。但是，法官反问道，“无知的人”参加政府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他们不会“像小孩那样”受竞选领袖们的影响吗？
“不”，曼德拉答道，他提高了声音，“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吧。如果某地有个人站出来，想竞选议员席位；他起草了一份竞选提纲，说‘这是我所赞成的观点’。如果是在农村，那他会说‘我反对对牲畜数量的限制’。你听了他对自己政策的介绍，然后决定如果你选择这个人进入议会，他能不能促进你的利益。在此基础上，你投票决定你的选择。这与教育毫不相关”。
“他会不会只顾自己利益？”法官问。
“不”，曼德拉说，“实际点说，一个人寻找能够代表他的观点的人，然后才会投他的票”。
被告方辩护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基在质询时问曼德拉，他的父亲没有受过正式教育怎么能行使自己的选举权。曼德拉说，如果他有这种权利，他会有能力、尽职尽责地作出理性的选择。
被告辩护律师继续提问，问曼德拉为什么早期敌视共产主义，准备把共产主义分子从非国大开除出去，1950年他又首次与他们合作呢？是不是他们那时看起来忠于非国大的政策？“对，是这样。”曼德拉回答说。
“你变成共产主义分子了吗？”
“嗯”，他说，“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的确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如果你们所说的共产主义者是指共产党党员及信仰马克思恩格斯主义、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人，是指那些严格遵守共产党纪律的人，那我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读过马克思的著作。苏联没有种族隔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苏联在非洲没有殖民地，其工业和科技大踏步发展前进。他说社会主义非常吸引他，但他还没有深入研究过。
被告律师问及帝国主义问题，曼德拉是这样说的：“根据我们的经验，当代帝国主义最突出的特征是在全球各地拓展地盘、镇压人民、剥削人民，使成百上千万的人家破人亡。这是问题的核心，我们想知道是否应该支持这个带来深重灾难的制度并使之不朽。”
8月9日曼德拉结束了他的辩护。海伦·约瑟夫很想为曼德拉鼓掌。她很想知道听完这位伟大领袖的讲话后，那些法官们是怎么想的。国民党政府已经禁止曼德拉再次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
在监狱里，曼德拉和其他领导人构思了新的斗争方式。“同事们和我”，他后来透露说，“在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不服从政府取缔非国大的禁令”。非国大将根据“M”计划制订新的行动计划，重组非洲人国民大会，转入地下活动。他们已经组成一个“看守委员会”。“我们坚信我们有责任保存这一组织，毕竟他是经过近50年的不懈努力才建立起来的。”
8月底政府取消了紧急状态，释放了被囚禁的人。全国各地马上出现了非国大的口号和传单。曼德拉本来可以回家探望亲人，但由于被告辩护律师还要为审判案的最后几个阶段做准备，他常常在比勒陀利亚和被告们商谈到很晚。他的妻子描绘了在这种不正常的生活中他是如何废寝忘食：他刚要吃饭，电话铃响了，有人要他去警察局保释某某人，或者请他马上去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当时，温妮已经身怀有孕。许多年后曼德拉在罗本岛监狱回忆说，温妮极有忍耐力，她“每天都对他说温存爱恋的话语”，对“许多令人恼怒的事”她总是“视而不见”，“要是换了另一个女人恐怕早已忍受不了”。他很内疚，自己不能帮助温妮做些什么。他说：“那时唯一能令我感到慰藉的是，我的生活中几乎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内疚。”
圣诞节期间，曼德拉回到家里和亲人们团聚。在特兰斯凯的马克加图病倒了，曼德拉不顾警方的禁令，火速起身去看望孩子。这时他和温妮的第二个女儿津姬出世了，他又马上赶回约翰内斯堡，在一家医院的“非欧洲人”住院部找到了她们母女二人，很显然，医院并没有对她们进行应有的照顾。曼德拉很生气，把温妮和女儿从医院接回家，以使她们母女能得到妥善护理和照料。他们一家人在一起正常生活的时间真是太短暂了。
在“叛国罪审判”中，Z·K·马修斯教授作为被告方证人最后一个出庭。辩护律师对他说，政府指控大部分“非欧洲人”“在非法煽动下”很可能会作出“更迅速、更不负责任、更激烈的”反应，“而不像少数文明程度较高的那部分人”。
“对使用‘文明程度较高’这个词我有点怀疑”，马修斯教授说，“我不知道‘较高’一词是什么意思，……但根据我个人的印象，那些所谓文明程度较高的集团在这种环境下——非洲人在这个国家是受统治的——倒会作出更为激烈的反应”。
当局指控被告们有时“故意制造爆炸性气氛”，对此，马修斯教授反驳说，爆炸性局势是政府一手造成的，而且，“我可以说，这一爆炸性局势自1910年南非成立时就一直存在”。
在回答一位法官的询问时，马修斯教授同意说非国大争取全民普选权的目标意味着白人至上的结束。他还说，人们已经认识到白人至上主义者不会轻易承认失败，但他们也不会对政治和经济压力无动于衷。迄今为止，非国大开展的运动规模不够大，运动持续的时间也不够长。但如果非国大的力量进一步增强，白人至上主义者就会和黑人们谈判。
马修斯教授补充说，非国大对未来持乐观态度。“我们持乐观态度的基础是，在政治斗争历史上当前的南非政府并不是唯一残酷无情的政府。”其他国家被压迫被统治的人民进行反抗时，其政府也是决意不让步的，后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提到英国人在印度，并指出“政府通常会迫于压力而有所行动”。
经过四年马拉松式的审判，“叛国罪审判案”终于接近尾声。当局的审讯过程于1961年3月结束，被告一方开始他们的辩护。被告们否认曾策划过一场“带有敌意的阴谋”，并驳斥了政府所说的在选举和叛国之间没有中间道路的观点。离辩护结束还有好几周的时候，高级法官突然宣布审判中止一周，英国王室法律顾问布拉姆·费雪被迫中断了辩护。这是否意味着被告已被认定有罪了呢？
温妮·曼德拉描述了当天晚些时候，她丈夫和西苏鲁、诺克韦及另一名被告乔·莫迪塞在家中突然出现的情况：
“他们都站在车库外面的车道上，曼德拉让一个小孩子来叫我。我到了之后他只是简单地对我说：‘亲爱的，帮我把衣服和洗漱用品放在箱子里。我要离开很长一段时间。你不必担心，我的朋友们会照顾你。他们会不时地告诉你关于我的消息。好好照看孩子们，我知道没有我你也有力量、有勇气这样做，你现在就有这能力。’我很快给他打点好衣服，我泪流满面，但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月里我已经学会不问任何问题。分离时我祝他平安，祈求非洲之神不论他到哪儿都保佑他平安无事。希望他有机会抽空来看看孩子们和我。因为我提醒了他自己的责任，他批评了我。”
她对即将来临的危险生活和巨大痛苦一无所知，她只是注意到前几个星期里他似乎考虑了很多很多。有时她和他说话，他都没听见。她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没什么事。但他预付了6个月的房租，这不同寻常。直到她从报纸上看到他已经去了几百英里外纳塔尔省的彼得马里茨堡，她才知道对他的禁令已经解除，而且政府没有对他实施新的限制。
3月29日，曼德拉回到比勒陀利亚，与其他被告一起听候最后结果。公众旁听席和记者席上人满为患。法庭内气氛紧张异常，高级法官贾斯蒂斯·朗夫宣布了某些“调查结果”：
——非国大及其盟友一直致力于“用一种激进的、根本不同的政府形式”来取代现政府；
——《行动纲领》中“预示了非法手段”，“蔑视运动”中也采用了非法手段；
——某些非国大领导人在某些地方发表过煽动暴力的演讲。但政府并没能证明非国大实行的是暴力政策；
——非国大经常表露出“反对帝国主义、反西方和亲苏联”的态度，具有强烈的左翼倾向，但政府没能证明非国大是共产主义组织或者证明《自由宪章》构画了共产主义国家的蓝图。检察官也没能证明在共产党被取缔后，其成员渗入了非国大各领导层并成为决策者。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产主义者，只要他遵守非国大纪律，他就可以成为非国大会员。当共产党自行解散时，“一小部分非国大的高级领导人”也是共产党党员。
九年前曼德拉和西苏鲁作为“蔑视运动”领导人站在被告席上，面对的是朗夫大法官。现在又是他命令他们和其他被告起立。“你们被宣告无罪释放”，他说，“你们可以走了”。
他们凯旋般地离开法庭。把梅塞尔和费雪高举过肩，人群欢呼着、舞蹈着喜极而泣。法庭外面他们高唱着“上帝保佑非洲”。
第三章 蔑视恶法
四、最后的非暴力抗争
持续四年之久的“叛国罪审判”期间的法庭斗争，是曼德拉作为非暴力主义者与当局的最后一次较量。其结果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南非都是戏剧性的：一方面由于种种因素、特别是由于以费雪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与国际司法界的压力，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获得了胜利，法庭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作为反对派的活动具有非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这四年间南非社会上的黑白冲突却急剧升级，当局不断加码的种族歧视与黑人日益强烈的反抗终于发展为“社会爆炸”，当曼德拉他们还在狱中为“非暴力”申辩之时，狱外已经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大屠杀。1960年3月21日，军警向沙佩维尔城一万多名示威的黑人开枪，打死69人，打伤180人。随即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抓捕了多达两万名政治犯，并于4月8日宣布取缔非国大与泛非大。次年又以退出英联邦来向国际压力示威，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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