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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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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特别分队的跟踪与不断骚扰，以及政府拒绝给予的集会的权利，在警察重兵巡逻、混杂着间谍与告密者的地区活动着”。“吸引国际新闻界注意力的并不是白人共和国的庆典而是标志着反抗白人共和国的令人激动的风起云涌的运动”。曼德拉评论道。
然而，毫无疑问，总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第二天，曼德拉宣布取消罢工。在那天早上，来自伦敦的记者们在约翰内斯堡白人区一个布置简单的寓所里与曼德拉会面。曼德拉身着条形纹的运动衫，他看上去一点也不像阴谋背叛者，他那表示欢迎的笑声显得稳重低沉。一个记者问他，是否很不情愿地承认这次罢工失败了。
“就政府采取的镇压罢工的措施来看”，曼德拉回答说，“这次罢工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描述了工人们藐视警察、军队以及雇主所必须唤起的勇气。政府由于这场大屠杀已变得声誉扫地。人民处于绝望境地，而被置之于死地的人们最终将奋起进行反击。
曼德拉接着审慎地指出：“假如政府的反应是要通过赤裸裸的暴力来粉碎我们的非暴力斗争，那么我们将不得不考虑关于非暴力政策的问题。”在如今仅存的关于采访曼德拉的新闻电影片中，他也做了相同的严肃的声明，该片在采访的第二天即被送往伦敦电视组。
曼德拉已经与他的战友们在研究分析这次罢工运动的得失。他们认识到失败部分归咎于领导者搞地下工作的经验不足。而此时距非国大被宣布为非法还不足14个月，该组织依然重新组织和培训那些适应了公开工作的骨干分子。在秘密地发挥作用与显示出你实际上如此发挥作用，以致招致了逮捕这一事实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必须审慎地处理。
曼德拉仔细思考人们经常对非国大提出的一种批评意见：这次罢工没有考虑到人的基本生活问题（面包和黄油）。但他并不认为如此。毕竟，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要求意味着“一人一票（选举权）事关我们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然后，他又回到了关于非暴力的问题上：“在全国上下应该提出如下问题：从政治上讲继续宣扬和平和非暴力，在同这样一个以其野蛮行径而给非洲人民带来如此深重痛苦与不幸的政府打交道时，是否是正确的？”
在曼德拉的内心里，他已经给出了答案。1961年6月26日，一年一度的“自由之日”，他秘密地发表了一项声明，预见了新的斗争方式。在那时，他所能具体指出的就是“非合作”。非洲人民数以百万计的海外朋友们将被要求加强禁运，并从外交、经济和各个方面孤立南非政府。他将继续坚持地下斗争。
曼德拉向他的人民许诺：“我将与你们肩并肩一起反抗政府直到取得胜利。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与我们并肩战斗吗，抑或你们将与政府合作致力于抑制你们自己的要求与渴望？……在涉及我的人民与我们的人民生死的重大问题时保持沉默和中立吗？就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作出了选择。我将永远不会离开南非，也永远不会屈服与投降。”
南非历史的新纪元就要开始了。
曼德拉于1961年6月26日在南非国内发表“斗争是我的生命”的声明，阐述了依据全国行动委员会的建议，他做出的在地下从事政治活动的决定。由非国大在伦敦公开：
“对全国行动委员会提出的进行三天罢工的波澜壮阔的回应，以及我们的组织者、实践家在全国所做的优异的工作，再一次证明了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面对政府与雇主空前的威胁、新闻界无耻的谎言与歪曲，热爱自由的南非人民在罢工之前、罢工过程中对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作出的有历史意义的极富挑战性的决议给予了巨大的、有力的支持。工厂工人、机关办事员、城市或乡村的商人，大学、中学、小学的学生，被真诚的爱国主义所激励，冒着失业、被吊销执照、学业受损的危险，在那时站起来，以洪亮的声音喊出了他们对少数派强加于他们头上的白人共和国的反对。考虑到对抗我们的是强大的反对力量、难以克服的困难以及我们工作的危险环境，那么结果无疑是激动人心的。我确信只要我们工作得更努力，更加有系统，种族主义者的政府就不会存在太长时间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组织机构能够承受住在过去一个月中，政府对我们实施的全面的、大规模的狂轰滥炸，并幸存下来。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没有哪一次政治运动像我们一样赢得了政府的严重关切与考虑。当政府动员全部资源、军队和其他力量来镇压手无寸铁的人们的和平示威时，那无疑是承认示威运动获得了极大的强有力的支持。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我们已成为了不容忽视的力量而且是政府的最有力的反对者吗？有谁能够否认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自从月末以来，南非政治的头等大事不是共和国的庆典，而是我们的关于进行普遍罢工的计划。
“今天是6月26日，这是我国家喻户晓的‘自由节’。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里，9年前，8500名勇于牺牲的自由斗士们给予了政府的肤色压迫政策以狠狠的一击。他们无畏的勇气，使他们赢得了国内和国外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的赞誉和爱戴。自那以后，在这一天，我们曾发起过许多重大的运动；这一天被成千上万的人视为奉献之日。在这样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里，我将向你们宣布有关反抗维沃尔德共和政府的第二阶段行动计划以及全国会议上所作的新的计划。这样做是合适的。
“你会记得在彼得马里茨堡决议中提出了如下警告：假如政府在1967年5月底之前不召开全国会议，那么非洲人、混血人、印度人和欧洲民主人士将被要求不与共和政府或任何建立在武力之上的政府进行合作。自那以后，在几个场合，全国行动委员会解释，那次罢工标志着打败种族主义政府、争取独立的多种族会议的无情的大规模斗争的开始。我们强调指出罢工过后，将有其他形式的强大压力，以强迫那些统治我们所热爱的国家的种族主义狂热分子，为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政府让路。全面的、全国范围内的与政府不合作的运动将很快发起。关于这场被策划的行动的具体形式，其范围、广度和持续时间将在适当的时机向你们宣布。
“现在，说我们计划使政府无法生存已经足够了。没有选举权的人不可能被期望向并不对自己负责的政府继续纳税。生活在贫穷和饥饿中的人民不可能被指望向政府和地方权力机构缴纳昂贵的房租。我们在金矿、煤矿上艰苦地工作，在农庄和工厂辛勤劳作，得到的却是可怜的薪水。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使那些偷盗我们靠血汗取得的成果的人富足呢？为什么我们要让掠夺我们，拒绝给予我们组织工会权利的人活得逍遥呢？非洲人如何能在作为班图教育体制一部分的教育机构与委员会任职呢？这是种族主义政府企图以部落教育剥夺非洲人的真正教育权的邪恶计划。在整个非洲大陆的呼声都是要求民族独立和自决政府的时候，非洲人如何能满足于仅仅在顾问委员会和班图权力机构任职呢？当农村地区的人民曾拒绝接受班图政权，并誓死反抗他时，政府企图将班图政权从农村延伸入城市。这难道不是对非洲人民的公然侮辱吗？当每个月都有数以千计的人们在残酷通行证法下被投入监狱的时候，难道非洲人民不应该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吗？非合作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武器。我们必须拿起这种武器。我们必须用它来将这个政府送进坟墓。我们必须英姿勃发、毫不迟疑地使用这种武器。黑人的全部力量都将动员起来不再与种族主义政府合作。我们将采取各种形式的工业和经济活动以进一步削弱已经摇摇欲坠的国家经济。我们将号召国际组织排斥南非，号召世界各国同南非断绝一切经济、外交关系。
“我被告知关于逮捕我的授权书已经签发了，警察正在搜寻我。全国行动委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全面的、仔细的考虑，并听取了许多值得信赖的朋友和组织的意见，他们建议我不屈服。我接受此建议，我不会向我并不承认的政府屈服。任何谨慎的政治家都会意识到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为了寻求廉价的殉道将自己拱手送进警察的陷阱是幼稚，是一种罪过。还有重要的事业等待我们，谨慎而毫不迟疑地推进这些计划是很重要的。
“我选择了后一种斗争方式，这种斗争方式与蹲监狱相比是更加困难的并蕴含了极大的风险和艰难。我不得不与自己心爱的妻子和孩子们分离，与母亲和姐妹们分离，在生我养我的土地上作为一名逃犯而生活。我不得不关闭了法律事务所，放弃了自己的职业，像我们人民一样生活在贫穷与困苦中。我将在以后的艰苦斗争中，即将到来的工作阶段里，继续作为全国行动委员会发言人。我将与你们，肩并肩地抗击政府，一寸一寸地、一英里一英里地夺取胜利直至最终全胜。你们将怎么办？我将与你们同行吗？抑或你将与政府合作，致力于压制你自己的人民的主张和渴望？或者你将在关系到我的人民，我们的人民生死存亡的大事上保持沉默和中立？就我个人而言，我已经作了选择。我不会离开南非，我也不会屈服。只有经过艰难困苦、牺牲和采取具有战斗力的行动，自由才会取得。斗争是我的生命。我将继续为自由而战，直至我生命最后一刻。”
第四章 “民族之矛”
二、“靠枪活着的人将死于枪下！”
被禁止的非国大，经过内部讨论，一个由纳尔逊·曼德拉领导的小组承担起“民族之矛”（Umkonto we sizwe）的组织任务。
转向暴力的决定并不是轻而易举就取得了一致意见的：有些人对暴力行动的有效性及时间安排持保留态度；就曼德拉自己而言，虽然自己坚决地提倡这种政策转变的必要性，但由于他自己长达20年的训练有素的非暴力斗争经验将不再有用，因而也显得有些沮丧；另外，显而易见，如果非暴力抵抗过去是被大屠杀粉碎的，那么暴力战术就将会遭受到无以复加的暴力镇压。
非国大是由一群主张非暴力政策的人组成的政治机构，它是不会卷入暴力冲突的。但是如果此类暴力行动能得到很好的控制，那么他也并不反对。西苏鲁将继续待在非国大内，而由曼德拉来领导“民族之矛”（MK）。这样，从非国大成员和共产党成员中挑选出的少量成员开始编组。
从冬天到春天，该计划一直进行着。曼德拉十分想念妻子温妮和女儿们，他经常从各种藏身之处溜出去与妻子见面，这常常令他的战友们惊恐不安。温妮为约翰内斯堡的儿童福利院工作，经常探望居住在城里和郊区的孩子们并出席少年法庭。曼德拉乔装打扮看起来不可能而实际上却很有效，诸如擦玻璃者、小公差、司机等。有一次，温妮的车出了毛病，她在其办公室里接到了一个纸条，上面要她开车到一个特定的拐角处，那里，一个穿蓝色衣裤的高个男人钻入汽车，并要温妮从驾驶座上挪开，然后这个男人将车开进了一个车库，在那里他给温妮买了辆新车，然后又将温妮送回市中心，在一个停车牌下停车，道声“再见”后便消失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说实话，开始连温妮都没认出他就是曼德拉。
当曼德拉在中产阶级白人居住区的一套公寓中居住时，他的房东——沃尔菲·科迪什发现他对有关战争的书爱不释手，并认真钻研，例如毛泽东、格瓦拉、科德尔哈特的有关著作，以及里茨突击队。尤其是克劳塞维茨的一流著作，他阅读时，精神高度集中并力图挖掘其内在含义。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如何向房东雇佣的祖鲁族的清洁工解释一个作为客人而居住在这套公寓中的黑人——曼德拉的出现以及这个黑人却整天闭门并不外出的事实。他们一致认为科迪什应该告诉这个清洁工“大卫”（曼德拉的化名）是一个准备出国的学生，他将在公寓里学习直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科迪什出去工作了，等他吃午饭时回来，却发现曼德拉和那个祖鲁族清洁工一边闲谈、一边欢笑。而这已不是第一次了，他总是注意到曼德拉与下人们融洽相处的方式；在另一家中，那个厨师只有在为这个“大卫”办事时才会显得快乐。科迪什每次早上5点醒来时，总是发现他的隐密的客人身着运动服，在房间里原地跑步，这使他略有不安之感——但是这是曼德拉的室内锻炼习惯，如果每天早上他不能外出散步两个小时的话。
10月份后，曼德拉拥有了家庭生活的外在形式。“民族之矛”租了一个小的农场，称之为利里斯利，位于约翰内斯堡郊外的利沃尼亚，一套公寓隐没在一群附属建筑物中，这所公寓对一个至今仍靠乔装从事冒险活动的不被法律保护的人而言，是极其理想的。温妮带着泽妮和津姬先后换乘几次车到那儿。这是许多日来的第一次，使温妮有机会为纳尔逊做饭，也使曼德拉可以带着孩子散步。
马克加图和马卡基韦也来探望了自己的父亲。泽妮是带着自己的梦想——父亲居住的杂乱的屋子将成为自己的家——来到利里斯利的。
“民族之矛”的密谋者与他们的非国大顾问可以在利里斯利更加高效率地工作。政策上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民族之矛”开始接纳所有种族的人，虽然其核心骨干成员（积极分子）依然是非洲人。在不得已的与世隔绝状态下，一种深邃的同志式友谊在共同分担风险时滋生，当他们制订计划时常感到兴奋不已。
从理论上讲，有四种形式的暴力可供选择。它们是破坏活动、游击战争、恐怖活动以及公开的革命。从它们的政治背景的角度来看，其必然的逻辑选择只能是：破坏活动。曼德拉后来强调“因为破坏活动不会造成生命的牺牲，并且它也为未来的种族关系带来了最光明的希望”。痛苦将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并且，如果这种政策一旦成功，民主政府就会成为现实。
限制暴力程度的决定同时也是基于如下考虑：避免将白人与黑人拖入内战。曼德拉考虑到如果布尔人与英国人之间的战争创伤要经过50年时间才能愈合，那么要消除国内种族之间的战争又将需要多么漫长的岁月呢？
由于南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资本与对外贸易，“民族之矛”的成员们希望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能源工厂，干扰铁路运输和电信业”来“吓跑外资”并且“会给商品从工业地区按时运到海港造成很大的困难”。最后，这种对国家经济生活的极大消耗确定无疑地会迫使选举人考虑自己的处境。
曼德拉总结道：“民族之矛”将从事破坏活动；从一开始，其成员就将接受严格的指导，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允许伤害他人，更不要说杀人啦。以曼德拉为首的全国最高指挥部将负责破坏活动的策略安排及确定目标，曼德拉则主持训练与资金筹措方面的工作。地区指挥部则被建立起来直接指导当地的组织。
曼德拉他们面临着大量的问题。在强大而庞大的警察部队的虎视眈眈下，他们不得不将整个机构分散开来，建立若干小分队，这多少都在“M”计划中预见到了。每个人应该知道多少？如何保证不泄密？从历史上看，非洲人民一贯是公开斗争的，因此有些人视秘密活动为胆小行为。由于长途跋涉对非洲人民来说一直是较困难的，那么在电话被监听、录音的情况下，如何保持相距数百英里不同中心之间的联系呢？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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