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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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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者用枪来进行统治！枪在我们的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黑人对白人殖民入侵的抵抗被枪击败，我们从白人统治下解放自身的斗争被武力阻挠。从南非被白人占领直到现在，情况都是如此。持续的白人统治的政权不断屠杀手无寸铁的黑人。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拔出枪来，枪口就一定是对着非洲人民。
“种族隔离政策是历届白人政权的种族主义、压迫和不人道的具体体现。要想看清它的真面目，我们必须不被一切结构形式、欺骗性语句和玩弄词语的面纱所迷惑。
“1976年6月以来，枪声和‘河巴’装甲车的轰鸣又一次撕碎了这一面纱。在全国范围内，种族主义的军队和警察在黑人聚居地大肆开枪，造成数以百计的黑人、妇女和儿童伤亡，其死伤已经超过了这个政权过去进行的每次屠杀。
“种族隔离实际是枪和刽子手的统治。‘河巴’装甲车、FN式步枪＇2＇和绞刑架是它真正的象征。这仍然是南非疯狂的种族主义统治者认为的解决问题的最容易和最便利的方式。‘含混的保证，更深重的压迫……’在目前这场危机中，当我们的人民清点死者和照料伤者的时候，他们在问自己：我们的前途如何？
“什么也别指望我们的统治者，他们只向荷枪的士兵下命令，他们的想法就是动动手指扳动扳机。
“含混的保证、对种族隔离的机器修修补补、在宪法中耍把戏、大批逮捕、阻挠威吓和提新建议以削弱并防止我们黑人的联合，分散变革的力量——这就是他们必然要走的路。他们不能也不愿去关注我们人民群众的论断。”
6月16日的论断
这个论断是清晰有力的：种族隔离政策已经失败。人民对它的厌弃是众口一致的，无论是老是少，是父母还是孩子，全都厌弃它。在1976—1977年的运动中，我们的学生和青年走在最前面。他们来自各大学、高中甚至小学。他们是在种族主义者恶意设计的制度下受教育的一代人，这种制度的目的是毒害孩子们的思想，把他们灌输成为种族隔离制度下的顺从工具。但在20多年的班图教育之后，把戏结束了，青年的起义比其他东西更清楚地说明了种族隔离制度的完全破产。
种族隔离制度的邪恶、残忍和不人道比它刚刚建立时更甚。所有的黑人——包括非洲人、混血人种和土著人——已经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来反对它。毫无疑问，现在的抗议风潮尖锐地说明：无论如何夸张地修饰和圆滑地解释，种族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容忍了。
这种觉醒的意义已经达到并超越了我们受奴役的具体情节，对这一真理的认识使我们的人民意识到，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我们的生命，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看，都一文不值。
团结！
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根深蒂固并且是决不会投降的。我们通向自由之路漫长而艰险。但在我们的国界内外，胜利的前景夺目生光。
胜利的第一个条件是黑人的团结。所有分裂黑人的企图，所有呼吁引诱一派黑人反对另一派的行为，都应坚决地抵制。我们的人民——包括非洲人、混血人种、土著人和民主派白人——必须联合成一个整体，成为联合行动和抵抗的坚固壁垒。
我们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这不是分裂和动摇团结的时候。在各阶层和各年龄层我们都必须消除等级。在各阶层的群众当中，分歧必须被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的努力所掩盖，这个目标就是完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和种族主义者的统治。
胜利必将来到！
全世界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感在增加，白人至上论的领地不断缩小。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已获得了自由，解放战争在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不断积蓄力量。我国的土地必将经历一幕最残酷的斗争和最激烈的战斗，清除我们大陆上最后的白人少数统治的遗迹。
世界站在我们一边。非统组织、联合国和反种族隔离运动不断向我国的种族主义统治者施加压力。所有孤立南非的努力都增加了我们斗争的力量。
在我们斗争的各个层次上，在国内和国外，我们取得了很多成就，也还有许多事需要做。但是胜利必将来到！向你们全体致敬！我们这些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政权的监狱的灰墙内的人感受到了我们的群众。我们和你们一起计数着牺牲在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们。我们向你们全体致敬——包括生者、伤者和死者，因为你们敢于起来反抗独裁者的强权。
当我们在死者的墓前鞠躬时我们也应记住这一点：死者作为烈士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们是对我们这些被压迫者的不团结和伴随着分裂的许多缺陷的责备，是对我们弥合各阶层的努力的激励，是对我们的人民尚未赢得自由的提示。
我们满怀信心地面对未来。因为那些服务于种族隔离制度的枪支并不能使其坚不可摧。那些靠枪活着的人将最终死于枪下。
团结！动员起来！继续战斗！
我们将把种族隔离制度在群众运动之砧和武装斗争之锤中间砸得粉碎。
AMANIDLA NGAWETHU！
MATLA KE A RONA＇3＇！
？
————————————————————
＇1＇？两个月以前，一个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团体已经实施了颠覆活动，他们自称为非洲抵抗运动（虽然成员中非洲人极少）。
＇2＇？一种标准的北约武器。
＇3＇？祖鲁语和索韦托语：“权力属于人民！”
第五章 谁是“被告”？
第五章 谁是“被告”？
我反抗一切（专制）统治——家族的、
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
——纳尔逊·曼德拉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一、对自由的审判
地方法庭的走廊里簇拥着熙熙攘攘的警察。1962年8月8日，当曼德拉从城堡出来到达法院的时候，代理人哈罗德·沃尔佩和乔·斯洛沃辩护律师在审判席下的席位上，一眼就看见了他。只见曼德拉脸带微笑，充满自信，像过去一样，显得十分镇静。正如后来的一名记者描绘的：“维沃尔德最想通缉的人，露面时步履缓慢，十分引人注目，像一个安静的复仇的巨人踏上进入法庭的台阶。”
整个诉讼程序只花了几分钟时间。曼德拉回答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无动于衷地听了对他的指控：鼓动非洲工人罢工，非法出境。尽管有各种猜测、怀疑，但政府明显还没有证据证明曼德拉与“民族之矛”有关。曼德拉被戴上手铐，然后带进了牢房。在公众席上，他的妻子眼睁睁地看着他离去。
但是，民众和国内外的舆论是支持他的。
城市的墙壁上涂着要求释放曼德拉的标语，在国外要求释放曼德拉的号召也很广泛。伦敦《观察家》将这个“抵抗战士”列为焦点人物加以介绍。当曼德拉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监狱时，他收到了罗伯特·索布克韦的热情洋溢的信。这位黑尔堡大学的老同学1959年因不满非国大太“保守”而愤然退出，另创了更为激进的泛非大（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如今殊途同归，分手的战友又走到一起了。
早在亚的斯亚贝巴，曼德拉就预见到南非新的司法部长将采取更加罪恶的行为，打击反政府者。果不其然，司法部长J·B·M·沃斯特（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因亲纳粹行为而被监禁）颁布了“颠覆法案”。颠覆活动涵盖了很广的范围：例如，侵入私人领地和非法持有枪支。对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至少判5年徒刑，最高将处以极刑。在南非，该法案遭到了来自白人与黑人方面的强烈抗议；而国际法官大会对此评论说，该法案大大剥夺了公民的自由权利，其程度之深“从没有任何一个左或右的独裁统治能超过他”。同时，部长延伸了自己颁布禁令的权力。一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如果有下列行为之一，将被认为是触犯法律，构成犯罪行为：
与他人通信联络（丈夫和妻子间必须申请特批）；接待来访者；未能随时向警察汇报；公开发表任何东西、任何其他人印刷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的言论及文稿将是违法行为。不久，又进一步规定，一个被限制人身自由的人将禁止与一个以上的人同时会晤。公布的第一批被限制人身自由的名单中包括52名白人、35名非洲人、9名有色人种和6名印度人。
但是，最为严厉的限制是有关软禁在家的规定。海伦·约瑟夫因最近公开报导被驱逐的人之悲惨处境，而成为第一个被置于软禁环境下的人：每天晚上、周末、公共假日，被限制在她的家中不得外出。沃尔特·西苏鲁也属于那些被置于24小时监禁下的人选。
警察的盯梢、骚扰、逮捕是家常便饭。曼德拉和所有为黑人的平等、自由而奔走疾呼的人们早已处之泰然。
原来预期对曼德拉的公开审判将在约翰内斯堡开庭，一个帮助曼德拉离开这个国家的出逃计划曾被制订出来。但是，审判将转到比勒陀利亚进行的消息挫败了该计划。曼德拉必须为该审判制定应付策略。在决定他将与法庭针锋相对后，曼德拉告诉律师沃尔佩和斯洛沃他将自己为自己辩护。
由于反对对曼德拉的监禁的抗议浪潮日益强大，司法部长禁止了在对其进行审判期间一切在任何地方召开的支持曼德拉的集会。然而人群聚集在比勒陀利亚的古老犹太人教堂外，等候曼德拉在10月22日出庭。仅仅在19个月之前，曼德拉与其他几个在“叛国罪审判”中被指控的人站在那儿听法官宣判将他们无罪释放。
现在，曼德拉进入法庭，穿着人们送给他的貂皮长袍。法庭内到处都是警察与旁观者，其中包括温妮·曼德拉，她身着科萨人的衣服。当旁听者与新闻记者看到曼德拉民族服装下高大的身姿和凛然的目光时，全都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只见曼德拉紧握拳头，振臂高呼：“权力！”人们则回应道：“归于人民！”回应之声排山倒海，气势恢宏。
曼德拉的到来，使法庭内外的所有黑人沸腾了。乐观的人更加乐观；沮丧的人也激动起来，抬起兴奋的泪眼微笑。
——是的，“权力，归于人民！”
——权力终将归于人民！
“我希望我能够指出一点”，曼德拉告诉法官，“这个案件是一次对非洲人民自由心声的审判，所以我认为我进行自我辩护是正当的”。
他继续向法官申请：主张自己是不必服从法律规定的。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对法官大人的正直有何疑问，而是因为他对法庭是否有权力听取、审理该案表示怀疑。曼德拉说：“我认为自己不仅在道义上，而且从法律上，也没有义务去遵守一个我没有代表权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像这样的政治性审判，由于牵涉到非洲人与白种人自由心声的冲突，像现在这种构成的国家法庭是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公正、公平的。”
曼德拉威严的气质吸引了那些通常对此类审判感到乏味或蔑视的警察，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着。曼德拉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南非）是一句空话。”然后他列举了一些由白人独享的权利及特权：
“现在尖锐地提出如下问题是适宜而恰当的：在司法运作实践中，像现在这样严格的肤色障碍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在法庭里，我面对的是白人法官，遭遇的是白人起诉人，而被一个白人勤务员带到被告席上？在这样的氛围下，有谁能够诚实地、严肃地提议说公正的天平将是均衡的？我感觉自己被弥漫在法庭内的白人主宰的氛围所压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氛围使我想起了在法庭外，也正是由于这种‘白人主宰’，我的人民遭受了非人性的不公正对待。”
“这使我想起我至今仍没有选举权，因为这个国家的议会是白人控制的；我没有土地，因为少数白人瓜分了我的祖国的绝大部分土地。迫使我居住在贫瘠的保留地上，人口稠密而拥挤不堪。我们在饥饿和疾病的蹂躏下，艰难求生。”
这时，法官打断曼德拉的答辩说：饥饿与本案有什么联系？请囚犯必须将自己的答辩限定在要求豁免遵守法律的真正原因之内。
曼德拉问道：“怎么才能让我相信种族歧视能在这里给我一个公正、公开的审讯呢？不要忘记，正是同样的种族歧视是过去若干年内众多的不公正、痛苦的根源。”
曼德拉也清楚在众多的案件中，南非法庭也确曾维护了非洲人民为民主变革而努力追求的权利，甚至有一些法庭官员公开批评种族歧视政策。
但是，这样的例外尽管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建立起来的怪诞的法律体系。这些例外只能提供另外一个证明：即便在这个国家的白人中，也有一些诚实的人们，他们的公平、正义感驱使他们反抗他们自己的白人兄弟对非洲人民所施加的残忍……但是一个指挥官如果将自己的胜利依赖于敌人阵营里少数几个同情他的事业的战士身上的话，那将是毫无希望的。一个称职的将军总是将自己的忠诚与他所指挥的强大的反抗力量和他所追求的正义事业拴在一起，这个事业是他永不妥协、毕生追求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我强烈地憎恨种族歧视及其一切表现形式”，曼德拉继续说，他感到某种激情贯穿于自己所做的合法质询中，“我过去一直在反抗他，我现在仍在反抗，我将来还要反抗，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即便现在，我恰好是被一个我致以崇高敬意的法官所审判，我还是要强烈地抗议这里包围着我的一些陈设。因为他使我感觉到我是一个在白人法庭遭审判的黑人。这种感觉不应该存在。我应该是十分惬意、轻松的，因为我确信我将被一个同类的南非人所审判而赋予了真正的公平、公正之权利，他不会将我视为外来人。”
曼德拉在进一步阐述中指出，南非白人认为执行一种践踏人类尊严、文明世界中诚实而高尚人的良心的政策是完全公平而公正的：
他们压制我们的自由心声，阻碍我们的自由之路，拒绝给予我们促使我们身心和物质全面发展的机会，使我们不能免除恐惧和贫穷。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东西尽归白人所有，而我们黑人则被指望对他们白人吃剩的残羹冷炙感到心满意足。这就是白人的公正与公平的标准。他们的伦理道德观念就深藏在这里面……
与此相反，我们自己则将反抗种族歧视的斗争、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视为所有人的最高愿望。经过痛苦的经历，我们认识到白人是粗暴冷酷毫无怜悯之心的一种人，他们轻视我们的权利，完全对促进我们的幸福漠不关心，他们对我们所做的一切保证都是毫无意义而且虚伪的。
在结束请求时，曼德拉热切希望法官大人不要将他的抗辩视为愚蠢无用的。他之所以毫无顾忌、诚心地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所提到的不公正已经种下了十分危险的种子。
起诉人提出曼德拉的请求没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而法官大人表示同意起诉人意见，驳回了曼德拉的请求。他问曼德拉：“你现在对指控有什么要辩护的吗？”
“我请求对我的两个指控，以及所有指控宣判为无罪。”曼德拉继续据理力争。大多数的证人，包括警察、城镇警察局长、记者、印刷商对曼德拉为1961年5月的全国大罢工做准备工作提供技术上的证据。
其中有一个是总理维沃尔德博士的私人秘书，曼德拉的盘问焦点集中在1961年4月24日呈给总理的那封信上。秘书记起了那封信，同意总理没有答复的说法。他极不情愿地承认：那封信确实提到了对非洲人很重要的一些问题，诸如公民权和公民自由等。
“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曼德拉提出，“总理居然会对一封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件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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