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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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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曼德拉提出，“总理居然会对一封提出如此重要问题的信件置之不理”。而秘书则强调：总理并没有置之不理。在曼德拉的追问之下，才明白原来这封信转给了司法部。于是，曼德拉质问道：那为什么我没有享受到关于呈上的信的回函这一起码的礼貌行为之待遇或已被转送的解释呢？
秘书答道：“那完全是你那封信的语气里充满了威胁和狂妄所致。”
“那封信的语气是要求召开国民大会的”，曼德拉坚持道，“难道召开全南非的代表大会，这种语气不是总理先生能够接受的吗？难道这不是总理先生能够作出回应的事吗？”曼德拉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继续说：“总理先生不能答复这样一封信，那么他已经不符合人们期望的处于他这种位置上的人应该具有的标准啦。”曼德拉在1961年6月26日呈送给维沃尔德的另一封信中，进一步阐述道：国民大会将把国家从经济紊乱和崩溃中拯救出来，没有国内摩擦和痛苦。总理秘书再一次承认这封信也没有得到答复。
警察，在罢工（闭门不出）发生时拼命宣传罢工的全面失败，而现在却居然提供罢工成功的证明，以指控曼德拉。由起诉人主办的报纸则证明，2月份曼德拉曾待在亚的斯亚贝巴而随后他又非法出境。
这起公诉案以起诉人向法庭请求宣判曼德拉在两件指控上均有罪而结束。在第一项指控中，被煽动起来抗议的人群分成三类：“重要服务业中的工人，他们不允许罢工；非洲矿工，对他们而言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原因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怠工将是违法的；一般的奴仆，除了农业工人以外，对他们而言离开主人的家也是违法的。”
法官问道：“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曼德拉申明：“尊敬的法官大人，我主张我是无罪的。”
“这就是你全部要说的话吗？”
“是的，尊敬的法官大人”，他回答，“如果我还有什么要说的，我早已说了。”
法官确信曼德拉是号召进行1961年全国性大罢工的组织机构的幕后领导者、鼓动家、精神领袖、主要的代言人和首脑人物。他的行为不仅为法律所不容，而且也是非民主的。他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而且似乎对自己的成就引以为荣。他明确地表示无论判他什么罪，处以什么刑罚，他将继续其活动。法官补充说：“我们现在处于非常时期，局势不容乐观；假如法律和命令不能得到维持，无政府主义将会盛行。法院不涉及政治，只维持法律和命令。”
10月25日，对曼德拉的两项指控罪名成立。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二、“曼德拉，继续战斗！”
在被告席上，曼德拉发布了政治声明。由于已经控诉了“白人至上”，这一次，他准备谈一谈他在号召罢工中所扮演的角色。
“作为行动委员会书记，建立一种必要的机制来宣传彼得马里茨堡会议上的决定，以指导由此而产生的宣传、鼓动、组织工作。法庭十分清楚我是一个职业律师，因此一定会提出疑问；作为一个律师，作为我行为处事规则的一部分，应该是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并遵从其风俗习惯，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发动一场旨在鼓动罢工以抗议这个国家政府所钟情的政策的运动呢？”
当曼德拉准备向法院作出陈述以请求缓刑的时候，法庭内人声鼎沸，激情涌动。曼德拉的叔父及其他来自特兰斯凯的亲戚，全部身着科萨人的衣服，陪伴着温妮。法庭外，大街上布满了警察，以此阻止群众接近法庭，其中一个警察向一个离开法庭去洗手间的黑人旁听者吼道：“你不能在这儿闲逛，这不是电影院！”正如每一次曼德拉进入法庭时一样，旁观者都起立并交替高呼“权力！”“归于人民！”向他致敬。
为了让法庭更好地理解，曼德拉从孩童时代开始，解释他的政治理念发展过程。他常听部落里的老人讲他们的祖先保卫自己家园的英勇壮举。那时，土地还属于整个部落，没有阶级之分，部落里的所有成员均可参加部落事务的讨论。这些过去是，至今仍是支撑曼德拉及其战友进行斗争的精神支柱。
50年来，非国大一直致力于和平的途径来医治国家的沉疴固疾，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轻视，以及对他们抗议的置之不理。
自1944年加入非国大以来，曼德拉一直遵循他的政策，相信其目标与见解达18年之久。非国大的政策吸引了他内心深处的信念。他说：“非国大超越部落间的差异，追求全非洲人的团结。他为非洲人民在其出生的土地上争取政治权利；相信所有的人，不论他们属于什么样的民族组织，不论他们的肤色是什么，只要他们的家园在南非，只要他们相信民主的原则和人与人的平等，那么就应该被当做非洲人来对待。”
作为一个律师，曼德拉描绘了由于是一个黑人而强行施加于他身上的困难以及在司法体系内肤色障碍带给他的影响。
曼德拉说：他作为一个律师所经历的冲突并不是南非独有的。这种冲突产生于人的良心，每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有思想有感觉的人都会有这种心灵上的冲撞。然而，在南非，“法律，正如所适用的那样，正如经历漫长历史岁月发展的那样，特别是由种族主义者政府所制定的那样，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是非人道的、不公正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我们的良心驱使我们抗议它，反对它，并试图改变它”。
曼德拉引述《自由宪章》中的一句话，“有史以来所发表的政治纲领中最民主的准则是一人一票。在南非，这条准则不仅为非洲人民，而且为印度人、有色人种、白人立法机构所采纳，所有的人都支持‘一人一票’的主张。”
“我认为大声疾呼反对这种种族歧视是我应尽的责任。这种责任不仅仅是对我的人民而言，而且也是对我的职业，对司法实践，对所有人类的公平而言，这是我应该承担的。因为种族歧视是极端的不公，而且完全与这个国家对待公正、公平态度的整个基础背道而驰，而公正、公平又是该国法律教育惯例的一部分。我相信站在反对这种不公的立场上，我过去一直从事着一个令人尊敬的职业，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曼德拉的演讲，令法庭内外都为之震撼。他继续对政府在粉碎非暴力罢工中的罪恶行为加以详细的说明和抨击：
“政府开始不是同我们谈判，不是关心我们，不是同我们交谈，而宁愿将我们视为野蛮、危险的革命者，只关心骚乱、暴动，召集压倒性的武装力量，来对付我们以及用各种可能的强权手段，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来镇压我们，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来解决问题。政府以一种任何一个文明政府（当该政府面临的只是和平的、有纪律的、有思想的、民主的表达方式，来表达自己国民的意志时）都不敢用的方式来行事……”
“如果说罢工没有实现事先所期望达到的目标，这并不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而是由于政府动用的攻击我们运动的力量、暴力、武力过于强大，而占压倒性优势。这使得政府暂时达到了它强迫我们屈服、违背我们的意愿、我们的良心的目的。”
曼德拉提到了连续几届政府的长长的施暴记录：1921年的布尔赫克大屠杀，1924年的西南非洲的邦德尔斯瓦特大屠杀。他说：“政府暴力只能产生一个后果，那就是撒下反暴力的种子。我们不断地警告：到最后，政府与我的人民之间的争论将不得不以暴力冲突和武力方式加以解决。现在，已经有了这种征兆。”
没有一个法庭会说他的人民应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人，不可能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不可能对不公无动于衷，不可能对压迫不加以反抗，不可能不追求他们看到的美好的社会以及美好的生活。在这个国家，他们也不可能这么做。”
对第二条指控的答辩，曼德拉简要回顾了他的非洲之旅。他曾于回国后向他的同事作过汇报。
“我准备接受惩罚，即使我知道在这个国家的监狱里非洲人的处境是多么艰难而无助。我曾在这些监狱里待过，知道即使在监狱和大墙之后，对非洲人的歧视仍有多么的深，给予非洲人囚犯的待遇较之于白人囚犯的享受是多么的糟糕。”
“然而，所有这些因素都没有使我动摇，偏离我所走的道路，他们也没有使像我一样的其他人偏离航向。对人而言，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享有自由是其壮志之巅，又有什么东西能使具有信念的人偏离这个方向呢？对我而言，我对我的人民在监狱之外、整个国家内所遭受的可怕待遇的憎恨远比我对自己可能要遭受的可怕待遇的恐惧要强有力得多。”
曼德拉激动地宣泄着他对种族歧视的憎恨：系统地向孩子们灌输肤色偏见、种族傲慢，如此规定生活中好的东西应该作为少数人的特权而享有，大多数人只能处于屈从和低人一等的地位，仅仅把他们作为无选举权的奴隶，在少数统治者指定的地点干着规定的事。
“在这种憎恨中，我被如下事实支撑着：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绝大多数人都支持我。法庭不能够为我做任何事情，以求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心中的憎恨。这种憎恨只能随着不公和非人道的逝去而消失。而这些不公和非人道也正是我要从我们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铲除的。”
“不论尊敬的法官大人认为什么样的刑罚适合于那些待定的罪名施加在我身上（正由于那些罪名我才被控告），有一点很清楚：当我服刑完毕时，我依然被良心驱使着，正像人一直是被良心驱使的一样，我依然被自己对反对我的人民的种族歧视的憎恨所驱使。当我刑满出狱之后，我会再次尽自己所能从事我的斗争，以铲除那些不公，直到不公被永远废除。”
但是，南非的白人法庭根本无视非洲人民的自由心声，做出了冷酷的判决。
11月7日，曼德拉被判5年监禁及服苦役：因为煽动罢工而被判3年；因为非法出境而被判2年。
然而，纳尔逊·曼德拉以他的语言和行动回答了这一切。
“对我来说，在过去的日子里，将自己与妻子、孩子们分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要告别过去美好的时光也不容易，那时在办公室经过劳累的一天，我可以期望与家人共进晚餐。抛弃这一切，却过着被警察不断追捕、与自己相亲近的人隔绝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时刻过着被发现、被逮捕的生活。服刑与这种生活相比，那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没有一个正常人会自愿选择这种生活，而不偏爱在每一个文明国家里存在的正常的家庭、社会生活。”
“但是，正如我生命中的这段时光一样，这里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样一段时光：一个人不得不放弃过正常生活的权利，而只能做一个罪犯，这仅仅是因为政府如此坚决地去实施不公的法律，强行将罪犯的名声加于他的身上。我被迫走到了这一步，但我并不后悔我过去所做的这个决定……”
“我确信，子孙后代会宣布我是无辜的”，曼德拉说，“事实上，那些应该被带到这里受审判的罪犯应该是维沃尔德政府的成员们”。
11月6日，在曼德拉将被宣判的前一天，联合国大会首次表决支持对南非的制裁，以67票赞同，16票反对，23票缺席而结束；虽然没有达到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的必要多数，但已经是一个良好开端。那天晚上，在伊丽莎白港的市区，进行了颠覆活动。
当曼德拉离开法庭的时候，他三次高呼“权力！”，而回应的是三次怒吼：“归于人民！”曼德拉被警车载走。围观群众无视禁止示威的禁令，一半沿着大街行进，一半沿着大街跳舞，唱着“曼德拉，继续战斗！”
温妮·曼德拉微笑着，与法庭的其他旁听者唱着“上帝保佑非洲”。然后，她在《新时代》上发表了声明，这家左翼报纸很快被查封了。“我会像我过去做的一样，继续战斗下去。”温妮说，“泽妮和津姬还太年轻不能理解，较大的孩子只知道他的爸爸被警察带走了……我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生活在巨大的压力下，但是这种生活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于1958年与纳尔逊结婚……随后在‘叛国罪审判’中被控告，我明白他也许将被处以极刑。人们能给予一个待在牢房里的人的最大尊敬就是将自由之火常明，继续战斗。我丈夫正确地指出在监狱里服刑远远比不上在监狱外所遭受的痛苦深。我们的人民正在监狱内外遭受痛苦。但是仅仅忍受痛苦还不够，我们必须战斗。”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三、被告席上的“法官”
1962年10月15日到11月7日，在比勒陀利亚的“老犹太人教堂”法院进行了一次对纳尔逊·曼德拉的审判。当时曼德拉被控犯有两种罪行：煽动人们非法罢工（指1961年的“待在家里”行动）和非法离境。他为自己进行了辩护。在这里，曼德拉虽然站在被告席上，但他更像一名正义的法官。下面是摘自审判曼德拉的法庭记录。
曼德拉：阁下，在为本案辩护之前，我想提出以下两点：首先，阁下应该还记得，根据我的请求，为了让我的法律顾问能够出席今天的庭审，此事从上周一推迟到今天。虽然法律顾问今天在场，但在与他和我的律师商量之后，我还是决定自己进行辩护。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能向世人昭示：这是对非洲人民意志的审判。因此我认为自己进行辩护是恰当的。然而，我决定继续聘用法律顾问，他将出席本案的全过程；我也希望律师参加这些过程。在这种条件下，我将为自己辩护。
我要提出的第二点是对阁下的一个请求。首先我想声明一点，我要说的这些话并不是针对阁下个人而言的，也无意损坏法庭的公正。我很尊敬阁下，也从未怀疑过您对公正和正义的判断力。我也必须说明，我想提出的这个请求绝无羞辱原告之意。
我在辩论中所要提出的论点不是出于个人的考虑，而是根据超出本案范围的重要问题而得来的。我或许还应说明，在请求过程中我会经常提到白人和白种人。我想立即申明：我不是种族主义者。我痛恨种族主义，因为无论它来自于黑人或是白人我都认为这是一种野蛮的行为。但我这个请求的性质迫使我不得不使用这些术语。
我想请求阁下回避此案。我对本庭审理我这个案子的权力表示怀疑，理由有二条：
第一，我怀疑它是因为我担心自己得不到公正而恰当的审判；第二，我认为自己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没有义务去服从一个不能代表我意志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
像这样的政治审判包含着非洲人民意志与白人意志的冲突，这个国家的法庭又是现在这样构成的，因此审判不可能没有偏见，不可能是公正的。
在这类案件中，白人是当事人。由白人法官主持审理，无论他名望多高也无论他的正义感多强，都会以白人的立场审案。
把一个涉及被剥夺了基本人权的非洲人民的案件交给白人审理，这是不合适的，也是违反正义基本原则的。
让受害者面对迫害他们的人的审判，这是什么正义？
一个完全由白人控制的司法机构执行并不代表非洲人民意愿的白人议会制定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基本上是在非洲人民一致反对下通过的……
法官：曼德拉先生，我不知现在是否应该打断你。你的话已经超出了本案的范围。无论如何，毕竟我们今天只有一个法庭——白人的法庭，而没有别的选择。既然你很清楚这一点，那么你提出这个请求又能达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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