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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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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了。我将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这一点。政府一直运用法律程序在我的个人生活、工作以及政治活动中为我设置障碍，我认为，这种做法导致我不再尊重法律了。1952年12月，政府向我下达了一个命令，它不是法庭审判的结果，而是因为偏见、或许是政府幕后策划的结果，根据这个命令我被限制在约翰内斯堡达6个月之久，同时还不能参加集会。1953年6月，这个命令到期了，但3个月后，这两项禁令又重新开始，同样这一次也未经审判，没听取我的申诉，不让我面对指控寻求解释。在此之外又加了一条禁条：司法部长命令我彻底脱离非国大，永远也不能再成为非国大会员或参加它的活动。在1955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自由了，又能四处走动了。但是好景不长，1956年2月禁令又一次重新开始，仍然没有审判，这一次为期5年。政府以法律的名义下达命令，又一次使我远离了同志们，远离了与我有共同想法和信仰的人们。无论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保安警察跟梢。我发现自己被当成罪犯来对待——一个没有犯罪的罪犯。我没有权利选择同行者，不能经常与人们交往，不能出席他们的政治活动，参加他们的组织。我无法逃脱警察的监视，法律宣布我有罪，不是因为我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代表的事业、我的思想和我的良心。有谁会怀疑这些条件会使一个人成为社会的罪人吗？又有谁能怀疑这样一个被政府视为犯人的人会准备过一种被放逐的生活，就像法庭证词中说到的我曾经度过的那几个月一样？
过去的岁月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我必须离开妻儿，告别旧日美妙的时光。那时，经过一天繁杂的工作之后，我能够期盼与家人在餐桌上团聚，而现在，我的生活是时刻有警察追捕，远离自己最亲近的人，在我自己的国家经常面临被捕的危险。这种生活比坐牢的滋味更让我难受。没有哪个正常人会愿意选择这种生活，而不去过文明社会中正常的家庭生活。
但是，正如我的遭遇一样，有时人们被剥夺了过正常生活的权利，他只能过非法的生活，因为政府决定使用法律把这种非法身份强加在他身上。我被逼到了这种境地，但我不后悔自己做出的决定。我坚信，其他的人追随我的道路也将在这个国家受到同样的逼迫，受到警察的迫害和政府行政手段的逼迫。彼特马里茨堡决议应该得到贯彻执行，尽管警察时刻迫害着我。因为这么做不仅是我个人的意志，也是我与那些负责和领导这个运动的人商议之后做出的决定。运动初期，我们很明白，当政府忙于煽起歇斯底里的气氛的时候，暴力镇压就要到来了，这时人民意见没人理会，无法表达，除非我们这些负责执行罢工的人有意识地号召人民反对警察特工的非法袭击，反对不经审判对人民实行12天的拘留，反对警察和政府非法干预人民的合法的政治活动。彼得马里茨堡会议期间，我暂时没收到禁令，但我没理由期望这会持续很长时间。如果我回到正常环境之中过正常的生活，政府会很快将我逼到非法的境地。在彼特马里茨堡会议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之前，我还不准备如此。新情况需要新策略来应付。彼特马里茨堡会议以后出现的情况并不是我们造成的，但它要求我采取自己认为正确的策略。
彼特马里茨堡会议以来，特别是在我被捕以后，出现了大量的文章，许多文章让我感到骄傲和亲切。但也有不少是错误的，不正确的。这些文章认为非洲的进步、人民意志的表达及他们取得的胜利、他们在国内外得到的承认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因为我的工作的结果。我必须声明：我认为自己只是人民大众的一员，一切的胜利和成绩都应归功于人民。已有的进步和发展不是我个人工作的结果，而是国内外同志与我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有幸与同志们共事，这些人的能力和他们对自由事业的贡献都比我优秀，他们为这个国家争取自由和平与正义的斗争做出了贡献，并因此受到南非人民普遍的爱戴和尊敬。我感到很痛苦，因为有些报纸说我的被捕是由于我的某些同事出于阴险的目的而造成的。没有比这更离谱的了。我不相信这种说法而把它视为不讲道德的记者们耸人听闻的编造。使用这种不道德的伎俩背叛自己同志的人在正义的事业中没有他的位置。这是我为争取南非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事业，这是在我被捕之时，我的同志们仍然从事的正义事业。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所有人都愿意为此承受必要的刑罚，因为我们遵照自己的良心追求我们信仰的真理。在这个国家许多前人为此付出了代价，在我之后，还会有人这样做。
阁下，我不相信本庭根据起诉而宣判我有罪会使自己相信，刑罚可以阻止人们从事自己认为正义的事业。历史证明，当人们的良知被唤醒之后，刑罚是无法阻止他们的。同样，这刑罚也无法阻止我的人民和与我共事过的同志们。
我已作好准备，接受刑罚，尽管我也知道非洲人民在这个国家的监狱中的处境有多么痛苦和无望。我曾坐过牢，知道在监狱的高墙背后对非洲人民歧视多么严重，也知道与白人罪犯相比，非洲人囚犯的待遇是多么糟糕。然而，我不会因为考虑到这些而背叛自己选择的道路，其他人也不会。因为人类的最高追求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得到自由，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人类的这种信念。我在监狱中会受到可怕的折磨，而在监狱之外，我的人民也正遭受着这种可怕的折磨。我对后者的仇恨更超过了对前者的担心。
我痛恨种族歧视的做法。绝大多数人都痛恨他，这一事实支持我更坚定了这种信念。我痛恨向儿童系统地灌输种族偏见，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也与我持同样的观点。我痛恨种族傲慢，他认为生活中美好的事物应该是少数人的权利而大多数人沦为附属和卑微的地位，成为没有选举权的奴隶，按照少数统治者的吩咐做事。我的这种痛恨得到国内外绝大数人民的支持，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感觉。
法庭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不能丝毫改变我的这些恨意。要想改变它，只有取消非正义和非人道的行为，我一直想在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实现这一目标。
无论阁下根据起诉判定我怎样的刑罚，当服刑期满后，我仍然会像人们一直做到的那样，依照良心行事；当我走出牢房后，仍会保持对加在人民身上的种族歧视的痛恨，而且，我会重新开始工作，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消灭不公正而斗争，直到它们永远消失。现在我想谈谈第二个指控。当我和我的同事们被邀请参加东中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时，同事们认为我应该出国，参加我们派往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代表团，会议将在那里举行。我的使命之一是游历非洲，并与非洲大陆的各国领导人直接接触。
我没有申请护照，因为我非常清楚这不可能实现。毕竟，在国民党政府高压统治的14年之中，很多非洲学者、教育家、艺术家、运动员和教练员都没得出国许可，因此我不想为此浪费时间。
这次大陆之行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成为一个自由的人，远离白人压迫，远离愚蠢的种族分离政策和种族傲慢，没有警察的骚扰，没有羞辱和卑微。走到哪里，我都被当做人来对待。我会见了坦噶尼喀总理拉西迪、卡瓦瓦以及朱利叶斯·尼雷尔。接见我的还有海尔·塞拉西皇帝、苏丹总统阿卜杜拉将军、突尼斯总统哈比勃·布尔吉巴和马里共和国的莫迪布·凯塔。我还拜见了塞内加尔总统利奥波德·桑戈尔、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和利比亚总统图伯曼。
我会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总司令布迈丁上校。我见到了阿尔及利亚青年中的精英分子，他们抗击法帝国主义者，用自己的英勇为这个国家带来了自由和幸福。
在伦敦，工党领袖休·盖茨凯尔和自由党领袖乔·格雷蒙德以及其他英国知名人士接待了我。
我会见了乌干达总理奥勃特，以及像肯尼思·卡翁达、奥金加·奥丁加、乔舒亚·恩科莫这些优秀的民族主义者们。在所有的国家，我们都受到了热情招待，他们保证坚决支持我们的事业。
南非企图把非洲人民永远地定在附属地位之上。它这样做也必将导致失败。联合国大会昨晚决定，要对南非实施外交和经济制裁，这表明南非与文明世界格格不入。在非洲大陆，我见到在旅店里、电影院内，黑人与白人和平共处，彼此都很愉快，他们在同一地区经商，使用同样的交通工具而且在同一住区居住。
我必须回国向同事们汇报，与他们一起分享我的印象和经历。
对于人民和南非我已尽到了责任。我毫不怀疑，后人会宣布我无罪，而真正应该接受法庭审判的是维尔沃德政府的官员们。
第五章 谁是“被告”？
五、风云再起
曼德拉坦然地开始了他的监狱生活。
在狱友中，约瑟夫·奥玛是“统一运动”的成员，他回忆起与曼德拉的第一次相遇，那时，曼德拉与其他青年团成员中断了“统一运动”的一次会议，曼德拉给他的眼睛一击。这段回忆使他们大笑不已。同在踱着方步锻炼的，还有索布克韦和另一个南非共产党领导人A·B·恩科伯。
当他们一起散步时，他们讨论斗争和他们的各种哲学观点。奥玛记得曼德拉的广阔胸襟，穆斯林的手足情谊的观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恩科伯谈起他对莎士比亚的崇拜以及他如何需要图书馆中有更好的书。经常使他们发笑的一本小说是《滑稽的干草》。
监狱里，所有的人都按人种隔离开来。但每天晚上，都有一段交流心声的时间：当一天中，狱卒的吼叫声停止后，非洲人唱起传统的自由之歌时，歌声便回荡在牢房里。在刚要熄灯时，歌声消失殆尽，在一片寂静声中，一个声音高呼着“权力！”——一些白人拘留犯想知道：这是曼德拉的声音吗？随之而来的是共同的回答“归于人民！”也许是害怕那庄严的怒吼“权力——归于人民！”，也许是深怕曼德拉在狱中同志间的影响力，很快，曼德拉被转移到实施最高警戒措施的监狱。该监狱位于开普敦外的罗本岛上。在那里，曼德拉被单独关押着。
1963年5月1日，《90天拘禁》法案被通过。沃斯特的治安警察可以不经过审讯而扣押、单独拘禁、监禁嫌疑人90天，在他们审讯时，这一期限还可以被延长，直到他们得到满意的答复。当然“不必永久拘禁”，正如沃斯特所说。随后，数以百计的男人和女人被抓进监狱和牢房去体验被一个反对党称之为“精神折磨”的生活。很快，肉体折磨的证据出现，诸如电击、勒脖子、不断地拷打。7月，来自开普敦的非国大成员——路克斯马特·索旺德·恩古德尔成为第一个在审讯中死去的政治拘留犯。
对付被怀疑属于某些非法组织的人的极端措施从5年监禁变为死刑。那些倡导“暴力或武力”方式而寻求变化的人，那些接受训练或获取信息以便在推进共产主义或其他非法组织的事业中应用的人均属此列。当沃斯特在几个月前公开所谓的共产党员名单时，总数已达308个“非白人”和129个白人。
那些已经服完刑的政治犯可以立即被监禁。这是直接针对罗伯特·索布克韦的法律，他在服完3年徒刑后，被转送到罗本岛，在那里他被单独囚禁在一个小牢房中。
全国各地反对班图政权机构和其他设施的破坏活动连续不断。在白人中间，恐惧和惊弓之鸟的气氛越来越浓。到1963年年中，“民族之矛”的成员在东开普省，已经采取了大约200次行动。在西开普省和特兰斯凯，随着少量白人的被谋杀，以及与警察冲突的出现，标志着南非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独立行动”小组的出现。那些与从事破坏活动的一个或两个有色人种同盟有联系的年轻白人的集团很快被一网打尽，处以90天监禁。幸运的则出国逃走。沃尔特·西苏鲁经常遭到骚扰，在1962年，他已经被逮捕了六次。随后由于他推进非国大的事业和参与鼓动1961年的罢工（闭门不出）运动而被处以6年监禁。不过，他获得保释权直到上诉。1963年4月20日，他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两个月后，依据《90天拘禁》法案，他的妻子阿伯蒂娜被扣押。
7月12日，治安警察取得了他们最大的一次胜利，西苏鲁和另外8个人在约翰内斯堡郊外的一所房子中被抓获。而这所房子正是曼德拉当年搞地下斗争时待过的。据说，警察对一个依据《90天拘禁》法案而被扣留的人进行恫吓和贿赂，而得到消息。但是，毫无疑问，在利沃尼亚地区政治组织中的某些人对其安全措施过于自信，因为他们在远离真实世界的地下作伪装斗争。虽然经常指责政府为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却从来没有把政府真正当成法西斯看待过，而放松警惕；这样的失误将继续削弱解放运动的力量。大量的相关文件被警察查获，随后又有3人因受牵连而被逮捕。
在被拘禁的6个白人中，有两人从警察局逃走，一个人迫于压力，答应作为政府证人后，也设法逃离了这个国家。第四个很快因无据可查而被释放。剩下的两人，一个名叫莱昂内尔·伯恩斯坦，是建筑师，曾经是“叛国罪审判”中的被告；另一个是丹尼斯·戈德伯格，工程师，来自东伦敦。
在非洲人中，戈万·姆贝基和雷蒙德·姆·赫拉巴来自东开普省，而埃利亚斯…莫索莱蒂、安德鲁·姆兰格尼同西苏鲁一样来自特兰斯凯。阿迈德·卡塔拉答是其中唯一的印度人，自学生时代起就很活跃。依据《90天拘禁》法案，这所有的人都被关进牢房，与家人律师隔绝；当警察审讯和调查时，被单独监禁。很明显，警察不敢虐待领导人，而莫索莱蒂和姆兰格尼则受到严刑拷打。
当1963年10月9日“利沃尼亚审判”在比勒陀利亚开庭时，纳尔逊·曼德拉作为第一号被告从监狱里提出来与他们待在一起。监狱的会客室里，当曼德拉被一群狱卒押解着出现在费雪等人面前时，由于惊喜，被囚禁者与律师们拥在一起。曼德拉与西苏鲁拥抱着。费雪握住曼德拉的手，并将他介绍给卡斯卡尔森和乔夫。但他们被曼德拉的形象吓呆了：曼德拉体重下降了近20公斤，为小孩准备的囚衣（短裤、衬衫）挂在他的身上，他面黄饥瘦。然而曼德拉傲骨铮铮，其爽朗的笑声四处回荡，律师们看到了他们熟知的那个充满自信而随和的人。
辩护律师乔尔·乔夫描绘开庭前一天他们第一次在监狱里商讨问题时，所见到的曼德拉的形象：“经过一年的监禁后，从身体上看曼德拉已远不同于以前我看到他的形象啦。那时他的年轻活力使他看起来比真实年龄45岁年轻得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曾经是一个有一定能力的业余拳击手。而现在，在靠专为监狱犯人开的伙食而生存的他，看起来消瘦得让人十分可怜——他变瘦了，面部凹陷，肤色蜡黄，但是从精神上看，他并没有被击败，他的神情依然如故，友好、随和、自信，他的笑声依然爽朗。”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乔夫逐渐对曼德拉加深了了解：“他天生就是领导者。他拥有领导应具有的全部素质：强大的人格力量，高超的能力，非凡的成就，冷静而机智，坚定的信念。这是纳尔逊的力量的一部分，虽然他从没如此说过；他会参与讨论、争论，然后与同事们的意见融合在一起。”
其间，联合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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