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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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在美国，民主根深蒂固，白人社会更开明，而且政府受到法律的限制，在南非，他说，则有两个世界，对白人而言，是民主社会，对黑人，是“殖民地和黑暗的中世纪”。
撤回投资，经济制裁：“这一策略得到了热情的支持，它已经使当局感到焦虑。”至于黑人受害最深的说法，他宣称：“我们必须勒紧裤带，为自由必须作出牺牲。”
曼德拉给这些访问者留下的印象，和他得到的对世界发表讲演的机会，违背了司法部长的初衷。在欧洲议会，贝塞尔勋爵作为人权委员会的副主席，发起一场运动要求外长们对南非政府施加压力以释放曼德拉，并在保守的《星期日邮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他对波尔斯摩尔的访问，同时还配有一篇有力的社论，开头是这样：“《星期日邮报》今天很荣幸地出版南非无可争辩的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的讲话……”，他承认曼德拉相信只有通过暴力才能推翻“恶毒的种族隔离政策”，并补充说：“然而，对这个人的暴力行为就是将他投入监狱……当他的人民被暴力压迫时，他们就被剥夺了不容置疑的政治权利。”
最后，社论说：“本报将毫不迟疑地加入全世界反对种族隔离的运动中，振臂高呼：释放曼德拉！”





　　
　　　　第六章　漫漫长夜
　　　　
　　


　　
六、自由之路无坦途
1985年1月31日，博塔总统向南非众议院宣布：
“政府愿意考虑在南非共和国境内给予曼德拉先生自由，作为条件，曼德拉先生要承诺不再策划、煽动、参与任何以进一步的政治目的为目标的暴力活动。他将循规蹈矩，遵守法纪……因而，现在并非南非政府妨碍了曼德拉先生的自由，而是他自己。何去何从，取决于他，他要做的只是无条件放弃暴力作为政治手段，毕竟，这是为所有文明的国度尊崇的准则。”
2月8日温妮·曼德拉在家庭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的陪同下，探望了她的丈夫，看他对总统的提议如何答复，曼德拉希望告知他的人民，于是开始口述声明，在旁监视的狱官立即提出抗议。曼德拉说他有权以任何方式答复总统，当狱官离开后，他继续口述。接着进来一位高级军官，命令他停下来。曼德拉坚持监狱方面可以打电话给总统，而他则继续口述。
2月10日，星期六，津姬在索韦托的杰布拉尼圆形剧场宣读了她父亲的声明《致人民》，此时“联合民主阵线”正为图图获得诺贝尔奖举行庆祝，通过津姬，曼德拉和他的同伴向“联合民主阵线”表示了感谢，向大主教表示了敬意。温妮·曼德拉违反禁令，出席了会议，看到当女儿朗读声明时，群情振奋：
“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希望你们，我们的人民能第一个听到这一声明。他们清楚他们对你们而且只对你们担负着责任，你们应该直接听到他们的意见，而非借助他人。
“我父亲不仅为他和他在波尔斯摩尔的同志们呼吁，而且为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投入监狱的人们呼吁，为所有被流放者呼吁，为所有受种族隔离之苦的人们呼吁，为所有反对种族隔离和所有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呼吁。
“在我们的斗争中，总有一些傀儡自诩为你们的代言人，他们东奔西跑，国内国外到处发表声明，却毫无结果。我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将和他们不同。
“我父亲说：‘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一员，我曾经是而且永远是他的一员。奥利弗·坦博胜似我的兄弟，他是50年来我最了不起的朋友和同志。如果你们中有谁珍视我的自由，奥利弗·坦博，会尤甚之。为我能获得自由、我知道他不惜献出生命，我们观点一致，毫无分歧。
“我父亲说：‘对政府强加于我的条件，我甚感惊奇。我不是一个粗暴的人。1952年我和同志们写信给马兰要求召开圆桌会议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但被置之不理。
“斯揣敦当政时，我们提出同样的请求，再遭拒绝。
“维沃尔德在台上时，我们要求召开国民大会，让南非人民决定他们的未来，但又一次无功而返。
“当所有其他的方式都不能奏效时，我们选择了武装斗争。
“让博塔表明他和马兰、斯揣敦、维沃尔德的不同吧，让他抛弃暴力吧，让他说他将废除种族隔离。
“让他取消对人民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吧，让他释放所有因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关押，被流放的人们，让他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让人民来决策谁来统治。
“我无比珍视我的自由，但我更关注你们的自由。自从我被投进监狱以来，太多的人死去了，太多的人因为热爱自由而饱受痛苦。对为他们悲伤和哭泣的人们，他们的妻子、儿女、父亲和母亲，我感到深深的欠疚。在这些漫长、孤独、虚掷的年月里，不仅仅是我在承受苦难。我向你们一样热爱生活，但我不能出卖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更不可能出卖人民的权利来获取自由。我是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被禁止的你们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代表呆在监狱里的。当人民的组织仍被禁止时，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仍会因违法而被捕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亲爱的妻子和家人仍在布兰德福特流放时，我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必须得到准许才能生活在城市里，我又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必须在证件上盖章才能找工作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当我作为南非公民的权力得不到尊重时，我又能得到什么样的自由呢？
“只有自由者才能够协商，犯人不能缔结契约。当赫尔曼·托伊沃·加·托伊沃＇12＇被释放时，他从未作出也未被要求作出任何承诺。
“我父亲还说：当我和你们，我们的人民仍然没有自由时，我不能也不会作出任何许诺，你我的自由休戚相关。我会回到你们中间的。
“这次声明是自60年代初以来他第一次有机会向人民发表讲话。‘让南非难以统治吧！’奥利弗·坦博在2月向人民强烈呼吁。与此同时，在黑人居住区，人们实际上已经开始行动起来。在多年口头上不切实际的预言后，非洲人国民大会自信地宣布：‘未来掌握在我们手中……革命的条件已经成熟。’”
仅仅几个月以前，博塔放弃了最好的时机。现在，面临严重的干旱和经济衰退，他和他的政策无能为力。1984年，恩科马蒂协定剥夺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在莫桑比克的基地。非洲人国民大会开始在南非内部斗争。博塔改革的许诺没有充分兑现，所有这些都促使种族隔离必将被废除。
警察队伍尤显出他那些承诺的空洞。在东好望角，他们臭名昭著，将他们自己的意志视为法律：在3月21日沙佩维尔和兰加大屠杀25周年纪念日时，又发生一起屠杀，警察向手无寸铁的黑人射击，地点又是一个叫兰加的黑人居住区，只是这不是靠近开普敦，而是靠近尤腾里格，20名男女被杀，17人是从背后开的枪。
在愤怒的情绪中，抗议者越来越暴力，目的性更强——摧毁种族隔离的象征，采取了从扔石块到纵火各种方法。7月22日，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封锁了许多黑人居住区，允许警察和军队不受惩罚地杀人，在国内外激起了更大的愤怒。
在波尔斯摩尔，曼德拉和他的同伴，没有电视，只能读报和猜测外界情况一天天的发展：警察和军队进驻黑人居住区，从装甲车上向人们射击，儿童亦不能幸免，就好像他们是猎物。黑人警察和白人一起鞭打抗议者，无论他是白人还是黑人。警察将成千的社区领袖、牧师、工会会员、学生禁闭起来，缺乏领导的群众从向警察扔石块转向烧死“勾结者”：黑人警察、市长、地方议员和可疑的告密者，这些人比他们代表的白人统治者更容易攻击。白人表面上仍未受影响，待在他们严密保护的隔离的社区里，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因为他们的电视节目受过审查，没有警察鞭打白人学生的镜头，而都是黑人烧死黑人。＇13＇
全国上下，在灰蒙蒙的黑人居住区和小村子里，成千上万的哀悼者参加了葬礼：纪念死去的烈士，激起更大的反抗。一位妇女说：“我们不会再这样下去了。”在这个死气沉沉，赤贫如洗的乡村，人们正在哀悼被警察枪杀的一个13岁的男孩和一名20岁的青年。“这些杀戮永远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他们使我们被迫采取暴力。”
图图主教参加了一些葬礼，试图平息一些莽撞的青年愤怒的情绪，他吟诵了特里弗·赫德尔斯顿写的祷文：“上帝祝福非洲，保护她的子孙，指引她的领袖，并给予她和平。”
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旗帜在葬礼上飘扬着，自由的歌曲被传唱：歌曲的作者是三四十年代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曾在东开普敦的克拉多克做过牧师的坎农·詹姆斯·卡拉塔，现在，在克拉多克的一次葬礼上，人们公然反抗，称赞曼德拉和坦博警告博塔注意历史的潮流，以免为时太晚。葬礼是为卡拉塔的外孙福特和马修·戈尼维、一位文静的年轻的学校校长和刚从伊丽莎白港一次“联合民主阵线”会议回来的另外两个社区领袖举行的。他们被一个“杀手队”杀死，并被残忍地肢解。在哀悼的人群中心是从开普敦、约翰内斯堡和伊丽莎白港赶到克拉多克的南非教会理事会的领袖阿兰·博萨克和勒尔斯·诺迪，后者是一个阿非利卡人，曾是狂热的阿非利卡国家主义者，秘密组织“兄弟会”的成员，他在理智上、政治上和精神上都走了很长的路。莫莉·布莱克伯恩也在场，他是“黑绶带”的成员，进步联邦党和好望角地方委员会的一员，是死去的四个年轻人的朋友和将他们自己视为黑人一员的白人的象征。
一个葬礼接着一个葬礼：8月11日星期六，在西斯凯靠近威廉国王镇的雷伊黑人居住区，维多利亚·姆曾格葬在了她丈夫身旁，她和他一样是被谋杀的。她是在最高叛国罪审判中为阿伯蒂娜·西苏鲁和其他“联合民主阵线”领袖辩护的律师之一，葬礼上的发言人用曼德拉的监狱号码D220或“纳尔逊大叔”来称呼他，他捎来了口信：对维多利亚·姆曾格的谋杀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也不能原谅的暴行。
即使是葬礼上的悼念者也不能幸免于警察和军队的袭击，死亡人数一直在上升：在21个月里近900人被杀。任意杀人在黑人居住区和零星的营地到处蔓延。在开普敦的凯特西，黑人治保员烧毁棚户，杀死了大批的居民。这些治保员被称作“威特德凯”，因为他们总穿着白色的衣服到处招摇。目击者注意到穿着便服的警察在一旁怂恿。在纳塔尔省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在那儿穿着红衣服的布特莱齐的因卡塔自由党和民主联合阵线发生了冲突，而且很少被安全力量检查出来，政府宣称这是“黑人对黑人”的暴行，许多媒体也接受这一歪曲。有洞察力的观察家深信有一支邪恶的第三支力量参与其中，1989年，一位调查治保员谋杀案件的学者大卫·韦伯斯特博士被暗杀后，这一看法得到了加强。
博塔未能制止住暴力，他缺乏灵活地拒绝取消国家的紧急状态导致了广泛的国际制裁。“资本联合抵制”导致兰特（南非货币单位）趋于崩溃，南非企业界越来越要政府开始与“甚至一些还在狱中”的黑人领袖谈判。企业界领袖带领一个代表团与在流放中的奥利弗·坦博、姆贝基以及其他人进行了磋商。坦博使美国和美国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里根政府的官员们相信没有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参与，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然而，在英国，撒切尔夫人被布特莱齐主席打动了，她在对伦敦和华盛顿的访问中，声称黑人是制裁中受害最深的。
“释放曼德拉并和他对话。”博塔受到国内外评论家的强烈要求，只有这样暴力才能被制止，经济才能复苏，而且，欧洲共同体国家压倒了撒切尔夫人的反对，威胁如果比勒陀利亚政府不取消种族隔离、释放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建立政治自由的话，将施以制裁。
博塔总统对此的反应是要求南非人民：“团结一致抵抗借助外国来毁灭祖国的黑暗势力。”
尽管处在监禁中，曼德拉和他的同伴也能深思熟虑危机中的每一个进展。曼德拉变成了一个更爱沉思的人，经常回顾他的一生，评价自己的工作，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但他并没有背离在1960年叛国罪审判中的声明：给予普遍的公民权的要求从未被放弃。而且，如果政府说：“让我们谈谈吧。”他会回答：“好的，让我们谈谈。”现在1985年11月，他相信再次尝试与政府接触的时机已经到了，但他被迫马上做前列腺肿大的手术，在他迫切需要的时机面前，这真是意想不到的挫折。
1986年初，知名人士共同组织（主席是尼日利亚的阿巴查将军和澳大利亚的马尔科姆·弗兰斯特）访问南非寻求和平方式结束种族隔离。在与曼德拉在监狱的会客室见了几次面后，把这位“活着的传奇人物”描述成“一个与世隔绝的孤独的人”。他们发现他“没有任何痛苦的痕迹”，而且“渴望被允许为和解进程作出贡献”，他们也指出他那“威严的风度”，和他举止中“散发的权威”，甚至为他的看守们所敬重，他“完美的外表”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这会让监狱的裁缝很高兴的，为这次会面他专门为曼德拉做了一件细条子西服。
共同组织的建议激起了一阵乐观情绪，他们建议政府采取行动举行包括所有党派的谈判，释放政治犯，取消对非法组织的禁令。但是就在共同组织与内部成员会面的当天，博塔在右翼官员影响下，对博茨瓦纳、津巴布韦和赞比亚境内的目标进行了毁灭性的袭击，这三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在国外的主要基地。这些残暴的行为，对“联合民主阵线”重要领导人的逮捕和软禁以及年复一年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14＇，只是增强了曼德拉的决心，他和科特西的谈话继续进行，官员们被召进来进行更秘密的讨论。
1988年7月，在他70岁生日的时候，全世界都响起了“释放曼德拉！”的声音。在伦敦一次盛大的音乐会上，斯蒂文·翁达用他的歌《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表达了这种心情，在南非，警察打断了庆祝活动，曼德拉的同志们也不被准许和他在一起。看起来他正式要求和博塔总统会晤的时机成熟了！
然而，一个更严重的挫折接踵而至。8月上旬，当西苏鲁和大牢房里的其他人被允许探望他时，他们发现，他虽然很高兴，但咳嗽得很厉害，说话都有困难，他被诊断出患有肺结核，必须动手术抽走肺中的液体。在斯德林伯克附近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时，他告诉自己的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他不希望小题大作。然而，西方领导人要求释放他的呼声更迫切了，只是遇到了南非极右保守党和新纳粹极端分子的威胁。
曼德拉迅速痊愈归功于他多年自我约束，坚持日常锻炼。圣诞节，他被安置在帕尔外面维克托·韦斯特监狱一所看守的房子里。政府发表了这所带游泳池的“舒适而又安全”的平房的照片，但看不到曼德拉。自从1966年在岛上照了些照片以来，他的任何照片都被禁止。无论怎样，印制政治犯的照片都属非法。因此，毫不奇怪，当他周末被车带到开普敦或乡下为他可能被释放作准备时，他没有被认出来。帕尔的居民或海滩上的漫步者或许注意到了一个高大的与众不同的黑人，在一群白人（穿便服的看守）的陪同下偶尔在他们中间闲逛。
1989年7月5日晚，曼德拉终于动身前往总统在开普敦的官邸图恩胡伊恩斯，后来，他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