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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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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赤贫所震惊。他去拜望父母的墓地，搜索着儿时的记忆。曼德拉又回忆起那些浪漫的日子：那时他放牧着牛羊，乡间像天堂一样美好，那是他生命中最愉悦、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曼德拉曾对一位《时尚》杂志记者缅怀那段时光，他描述了科萨人的成人仪式和自己的经历，这种仪式使青年人成为负责任的成年人。那时他17岁，刀锋切除包皮的痛苦差点让他喊出声来，但在部落长老们的注视下，他忍住了，他很高兴自己已变成一个成年人。
记者问他，长老们对他的反应怎么样？
曼德拉很自豪地复述了长老们的评语，几乎是恭维他的评论——“这是个男子汉！”他相信在那种剧痛下保持镇定的心理效应将永远支持自己，给自己以力量。
在监狱里曼德拉耐心而且静静地锻炼身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出狱后的几个月里耗神费力，但他仍相当健康。有一次他患肺炎而卧病在床。被迫在短时间内离开公众，曼德拉有时就在一个朋友的野味农场休息。敬重他的人从四方八方赶来，曼德拉似乎从人们的感情中汲取了力量——能量和快乐；然而他仍然相当平民化。当人们问及他的宗教信仰时，他解释说他在罗本岛从未错过一次礼拜仪式，在岛上他经常读圣经。“我并不是特别崇尚精神的。”他补充道，“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对生活很感兴趣，试图了解它的秘密。”
1990年5月2日至4日，非国大和政府间的正式对话终于得以在格鲁特·斯凯尔举行。格鲁特·斯凯尔是为西瑞尔罗兹而建，在开普敦它曾是一系列总督、将军和总统的住所，那些人曾无情地维持着白人统治的结构。在那种威严的环境里，如姆贝基所说，特别倾向于在一分钟之内，所有人都明白房间里没有人头上长角，事实上，讨论几年前就应该开始了。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握手的照片出现在报纸的头版和电视屏幕上。他们身后是代表们，包括乔·斯洛沃。乔曾被认为是最可怖的共产主义强硬派，而现在他对缓和局势颇具影响。这种景象向全国发出和解的信号，形成欢乐的波浪。
随着不祥的暴力事件爆发越来越频繁，这种欢乐感很快烟消云散，非国大也开始考虑与政府会谈是否明智。在纳塔尔省死亡地带，成千上万的人正在死去。从那里招募的祖鲁人被大巴运送到威特沃特斯兰德的各教区，去占领流动工人的招待所。他们组织起来，进攻居民，支持非国大的年轻同志予以反击。戴大绒帽的人洗劫通勤车，屠杀无辜乘客。混合出租车里、酒吧里及家里都有零星的射杀黑人的事件。警察袖手旁观，或者像开普敦市警察那样，催促杀人犯继续。“哭泣时期”，瑞克·麦克亨德——一位记者在他的文章中记录了这段暴行。他指出，非国大与政府1990年8月6日举行会谈，刚同意暂停武装斗争就出现了这些暴行。
“黑人对黑人的暴力”，“科萨人对祖鲁人”——口号冒了出来。评论家们怀疑是否种族隔离政策的暴力文化激起了这种残暴行为。小旅馆和公用地帐篷里的令人恐怖的生活条件、失业、贫困、没有土地、缺乏教育、四面受挫的青年人都是酿成危险局面的因素。但并不只是曼德拉一人声称，国家安全力量中的一种“第三力量”试图使黑人社会从而使非国大陷入动荡。
1991年1月，曼德拉不顾非国大其他领导者的反对，会见了布特莱齐。布特莱齐警告说非国大要求选举议会和组成过渡政府只会导致灾难。曼德拉试图缩短彼此间的鸿沟，他感谢布特莱齐帮助他获释，但非国大和政府双方谁都没有诚意来实施共同签署的和平协议。几周内因卡塔党人占领了一个容纳几千人的招待所，这家招待所在亚历山大区，离约翰内斯堡的豪华近郊沙顿很近。三天内在战斗中有45人死亡，警察还是未采取任何行动，但在另一个教区，警察却迅速出动杀死了非国大示威游行人员。
曼德拉对政府不采取措施对付暴力感到愤怒了。在开普敦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他对“美洲大会”的成员发表演说，猛烈抨击德克勒克总统。而在此之前他称赞德克勒克先生是“一个正直的人”。然而，曼德拉意识到如果由于暴力事件而推迟与政府的对话，对非国大来说等于自己打败了自己，而这恰恰是德克勒克阵营中那股势力想要的结果。他决定冒一次险——宣布非国大放弃与政府会谈的先决条件。1991年7月间，非国大在德班举行了近30年来首次在南非国内召开的全国大会，会议地点离祖鲁人控制的中心地带很近。在这次重要的大会上，曼德拉成功地向代表们表明：谈判是运动的另一“斗争舞台”，而推迟谈判只会失算而让敌人得寸进尺。
奥利弗·坦博1990年12月回国时受到热烈欢迎，他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政治犯，在国外流放多年回国的“犯人”都参加了这次盛会。曼德拉当选为非国大主席。他以顽强而著称，而且他出身贵族，又坐了许多年牢，这些无疑有助于树立他的权威形象。但在选举非国大秘书长问题上曼德拉受挫。他想让阿尔弗雷德·恩佐，一位放逐归来的老资格秘书长保留原职，但是领导国内民主联合阵线的年轻成员们的看法更受欢迎，他们推举西里尔·拉马弗萨担任这一职务。
7月19日，《每日邮报》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表明多年来政府安全部门一直在秘密资助因卡塔自由党和其他反非国大的强硬组织。然而，德克勒克总统断然否认与此事有牵连，这一事件即后来有名的“因卡塔门政治丑闻”。在曼德拉获释前，德克勒克试图与布特莱齐和其他“黑人家园”的傀儡组织组成一个联盟，而现在，在他鼓起勇气释放了曼德拉之后，他似乎仍然想要削弱曼德拉的实力。因卡塔自由党人制造的暴力事件及非国大的反击在持续。
1991年12月20日，在曼德拉释放近两周年之际，“为了谈判的对话”终于要结出果实了：民主南非大会在约翰内斯堡的世界贸易中心开幕，多年的制裁把世界贸易中心变成了一座空空荡荡的大楼。泛非大已经退出会议，布特莱齐更是卑鄙，派了观察员而不是谈判代表出席会议。那天的会议在尖酸的气氛中结束：德克勒克讽刺非国大，曼德拉则反唇相讥。
会议中断了，在此期间德克勒克惊愕地发现在补缺选举中国民党输给极右翼势力不少席位。此前，德克勒克并未能强有力地对付新纳粹组织。为了检验他与非国大谈判这种政策在白人中的支持率，他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德克勒克获得彻底胜利——68。2％的选民赞同他的政策。在这次公决中，自由党人虽然对支持民族主义分子心有不甘，但还是投了赞成票。
与此同时，非国大的形象也由于温妮·曼德拉丑闻不断受损。1991年早些时候，温妮被指控犯有绑架和同谋殴打罪行，非国大中有些部门以“无根据的指控”为由压制了媒体的报道。原告方的证人们失踪了，其中一位关键证人被非国大成员偷渡出境，到卢萨卡后被赞比亚当局关入监牢。曼德拉仍坚持认为温妮是无辜的，陪她出庭受审。乔治·比泽斯为温妮辩护，过去温妮违反当局禁令时，乔治成功地进行了辩护。在审判过程中法官米盖尔·斯坦格曼先生说曼德拉夫人“在法庭审判过程中表现很好，是一位冷静、沉着、深思熟虑、从不脸红的骗子”。1991年5月14日，米盖尔宣读了判决：绑架罪5年徒刑，同谋殴打他人罪一年。比泽斯可以上诉。
出乎所有人意料，曼德拉支持任命他的妻子为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温妮选择了她的情人姆波夫作为副部长。10月份他俩乘协和号飞往美国。“为慈善事业筹措基金”。他们一回来，姆波夫就被免职了，温妮愤而辞职。然而，一个月之后，他俩双双官复原职，非国大全国执委会的这项决定更令人惊愕。因为这时他俩已被指控与福利部账户上遗失的资金有关。这一点可以从温妮1992年3月17日写给姆波夫的信中得到证实，那封信的内容被人透露给媒体。很明显，温妮在信里对姆波夫与另一个女人有染嫉妒得怒火中烧，那封信还表明在过去的5个月里曼德拉没有同她讲过话（在曼德拉搬到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幢房子里之前）。
1992年4月13日，曼德拉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两边陪着他的是他的老友们——坦博、西苏鲁和拉马弗萨。他宣布与“温妮·曼德拉同志”分居。他称赞她，说在罗本岛的日子她是“他的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柱和慰藉”；称赞她独力承担抚养子女的“繁重的担子”，以及忍受“政府对她的种种迫害，表现出榜样般的坚毅”。然而，他接着说，“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在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在加剧。鉴于此，我们彼此都认为分居是最好的办法”。他将永远怀念他们曾经共同分享的时光。
“我与我的妻子分居，决不反悔”，他最后说，“从我第一次碰见她起，无论在监狱里还是狱外，我都对她怀有深深的爱，我用全部的爱和感情拥抱她”。然后，他从座位上站起来，依然威严无比的脸上露出难以隐藏的痛苦。他向媒体请求说：“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你们能够体会到此刻我有多么痛苦，招待会结束了。”没有一位记者打破沉寂，他们目送曼德拉费力地走出房间。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曼德拉一直怀着这样的希望：他和他爱的女人能够重新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作为一位非常自豪的人，他捱过了政治殉难般的日子，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妻子的背叛和难以想象的屈辱。温妮不忠贞的行为本来很可能完全毁了他，但事实相反，像在他的政治生命中一样，曼德拉战斗了！并赢得了个人斗争的胜利。
面对媒体发表讲话时，温妮泪流满面地说起她仍爱着丈夫，她对不起他，对不起非国大，对不起“南非受压迫的、贫困的人民”。
曼德拉在对媒体讲话时，极力主张关于温妮是否有罪的问题应交由司法体系来判决。一年后，即1993年6月1日，在上诉法庭审判中，大法官米盖尔·科比特先生驳回了温妮的上诉，认定她犯了绑架罪；然而判定她没犯同谋殴打他人罪。判决减轻为罚款15000兰特。并支付三位受害人每人5000兰特。
曼德拉一直在劝说非国大的左翼激进势力，让他们相信谈判会使问题以立宪的形式得以解决。但是就在曼德拉会见德克勒克，讨论重新开始“民主南非大会”时，1992年6月12日，因卡塔自由党分子从一家招待所出发，在博伊帕通区内屠杀居民，49人被杀。为了表示哀悼，德克勒克打算视察博伊帕通区——白人领导人第一次作出这样的姿态。近乎疯狂的人群舞动着标语：“滚开，凶手！”，“去杀种族隔离分子吧，而不是杀我们！”，德克勒克被赶走了。第二天，曼德拉视察了博伊帕通区，人群强烈要求发给他们枪支。
愤怒的非国大退出了和谈，他们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和罢工。其中，8月6日的游行最具象征性——8万名支持者在曼德拉的带领下向比勒陀利亚政府所在地走去。这次游行是比勒陀利亚地区最大规模的一次，时间离曼德拉被捕恰好30年。人们见到曼德拉很高兴，曼德拉本人也很放松，这种情形令游行沿线的安全部队大为吃惊。曼德拉赞扬了参加那周抗议罢工的400万群众，重申希望政府控制政治暴力，并同意非国大的要求——选举组成一个有宪法制定权的议会。
一个月后，5万名激进分子组成的游行队伍进入西斯凯独裁的“黑人家园”。他们获准在一个体育馆内集会，但罗纳德·卡斯基尔，一位前“民族之矛”领导，鲁莽地领头冲破铁丝网，向西斯凯首府比绍前进。西斯凯治安军队开了枪，2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又是一次大屠杀。
政府卷入一系列的丑闻中：“独立的”政府机关和发展救助部内的大范围的腐败被爆光。罗马教会资助出版的杂志《新国家》刊登了一份文件的照片拷贝，在这份1985年的文件中，陆军准将克里斯托弗·冯·维苏伊（后来成了将军和情报局局长）命令道：马修·高尼韦和他的同伙们将“永远地从社会中消失”。情报局前特工人员已经四处行动，实施“肮脏的阴谋”——目的在于使南部非洲，包括最近刚获得独立的纳米比亚陷入动荡。据一位将军讲，这样一支“失去控制的没有领导的力量”是80年代早期由前总统博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创立的。警察的瘫痪也是议程中的一部分：1990年7月到1992年8月间只有80多次逮捕，而与此同时约翰内斯堡地区死亡6000人。而且在纳塔尔省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继续踏上死亡之路。凭借这一证据，曼德拉宣称有一股“第三力量”长期以来一直在积极活动，用阴险的手段破坏民主运动的基础。尽管如此，德克勒克强硬地拒绝承认“第三力量”的存在。然而，在理查德·古德斯通法官率领调查委员会突击搜查了一处秘密军事情报中心后，德克勒克勒令23位高级官员停职，但最为臭名昭著的冯·维苏伊并不在其中。
非国大面对的是一个单独的委员会，该委员会调查“民族之矛”在放逐期间违背人权的问题。被疑为告密者或叛徒的人受到折磨，有的甚至被处死。“民族之矛”运动的某些领导接受集体负责的观点，认为在战争中那些惩罚虽然很令人遗憾，但难以避免。曼德拉批评“民族之矛”的领导层监控力度不够，没有彻底消除滥用权力的现象，但非国大对被指控的人并未采取行动。
几个月来，拉马弗萨和政府的主要谈判代表罗尔夫·梅耶在助手们的陪同下，一直在秘密会谈以促进谈判进程，他们都避开了外面的局势。乔·斯洛沃同时说服激进分子接受所谓的“落日条款”：既然“民族之矛”运动未能赢得战争，那么在一段特定时期内就应该“权力共享”。1993年2月12日，谈判终于取得突破——非国大和政府原则上同意，在五年的过渡期内建立多党内阁和议会，并在大选后分享权力，大选定于1994年举行。
就在“民主南非大会”重新开幕之时（这次大会有包括白人保守主义分子和泛非大在内的25个政党参加），又一件令人震惊的悲剧震动了全国。克里斯·哈尼被暗杀了。凶手是一位波兰移民，属于极右翼新纳粹组织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他的同谋是来自南非保守党的一名英国出生的国会议员。（他们两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毫无疑问，人们都知道，哈尼会在未来的政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甚至很可能继承曼德拉的衣钵。
在狂怒、绝望和痛苦中，年轻的斗士们席卷了城市中心地点。70多人死亡，超过200万人参加了85次游行来悼念哈尼。在葬礼上，曼德拉动情地描述了哈尼的出生地：“萨巴里里位于克提姆瓦巴区，那个地方我很熟悉，并不是由于她的美丽，而是那里环境恶劣。没有清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房子，医疗条件不好，几乎没有正式的教育。然而，这个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小林子出了一个克里斯·哈尼，他的生命震动了全南非。”
他说哈尼热爱公正。这次谋杀绝非偶然事件，曼德拉还引用了哈尼的观点：一个空军基地丢失的武器不是被偷了，而是用于秘密行动了。其中的一件武器——那支枪——杀死了哈尼。他愤怒地指责德克勒克总统：“是你允许‘阿非利卡人抵抗运动’这帮流氓为非作歹……是你为极右势力打圆场……黑人的性命很廉价，而且只要种族隔离政策存在，黑人的性命还会廉价下去。现在任何人不要再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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