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40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曼德拉出狱后，他对第三世界革命者及其各自事业的关注也同样没有改变。1962年入狱时他是个“反帝国主义者”，而1990年出狱时，他仍然如此。获释两周后，他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会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他们拥抱、亲吻，犹如久别重逢的兄弟。他甚至因为把巴解组织和非国大的事业等同起来而激怒了南非的犹太人集团。在访问美国期间，他于1990年6月21日出席了“午夜热线”的电视直播节目，在节目中，他把阿拉法特称为“并肩作战的同志”。曼德拉与整个非国大一样，本能地坚持第三世界左派的观点，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都被“美帝国主义”统治着。他心中的英雄不仅仅是阿拉法特，还有利比亚的穆罕默德·卡扎菲，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以及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当然，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不论形式如何，都愿意反对美国的世界霸权。当伊拉克于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时，非国大最初的反应是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就在地面战争开始之前，曼德拉在与乔治·布什总统的电话交谈中说，美国的政策是在冒险。犯错误的是美国，而不是伊拉克。这些话令乔治·布什总统十分恼火。
曼德拉在美国与利比亚关于击落泛美103次航班的夙怨中支持卡扎菲，这又一次激怒了布什政府。曼德拉说，美国试图引渡两名利比亚谍报人员，让他们在法庭作证：1988年的炮击事件是“蓄意羞辱国家形象”。布什政府曾打算说服曼德拉取消1992年1月的利比亚之行，因为他有“一些非常有力的证据”证明卡扎菲参与了国际恐怖活动。然而，非国大对卡扎菲的看法也同样有力，后者长期支持非国大的事业，为其提供了几百万美元的经费，而且为曼德拉此次北非之行安排了一架飞机。非国大的官员们对于美国干预曼德拉的事务感到很气愤。非国大发言人吉尔·马修斯对记者说：“如果美国想对曼德拉出访哪个国家指手划脚，那么它会造成许多麻烦。”曼德拉或许与美国和西方的意见不一致，但他代表了非国大内多数人的观点。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另一位深受曼德拉赞赏的人物。1991年7月末访问哈瓦那时，他高度赞扬了这位年长的革命者，并表达了对古巴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交响乐运动”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的同情。他还赞扬了古巴革命所取得的“引人注目的成绩”，并对记者提出的古巴虐待人权的问题予以驳斥。曼德拉说：“从一开始，古巴革命本身就已成为一切热爱自由的人们希望的源泉。”他立场分明地称赞卡斯特罗的革命及其在美国压力下顽强生存的斗争。卡斯特罗是曼德拉心中一位特殊的英雄，他曾派遣30多万军队帮助安哥拉左翼政府抗击南非军队和在美国支持下由若纳斯·萨文比领导的叛乱力量。“我们怀着对古巴人民深深的感激之情来到这里”，曼德拉在7月26日的一次讲话中这样说道，卡斯特罗就站在他身边。“没有别的国家能像古巴这样无私地帮助非洲。”曼德拉在世界各地不断重复这些话语，毫无疑问，如果他能当上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南非的外交政策一定会有根本的改变。
在监狱中度过的几十年没能改变曼德拉的政治观点，却使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变化。基本上每一本介绍他的书，无论对他多么推崇，都会提到曼德拉年轻时经常表现出来的那种传奇式的坏脾气。然而，他在监狱中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从那时起一直如此。据一位狱友马哈拉吉讲，曼德拉有步骤地控制了自己内心的愤怒，不让他发作，这“不仅有个人原因，还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他习惯于隐藏自己的感觉，就连他最亲密的狱友也无法了解：他取得了成功，让马哈拉吉感到很震惊。在他出狱之后，这种行为方式被证明是很正确的，因为它使曼德拉保留了自己的生活。
曼德拉不愿谈及自己在狱中的经历，也不愿谈及狱中生活如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1992年3月，记者从他那里了解了许多他从不想提起的往事。他说，在犯人中有“许多堕落分子”，包括“一些追求性快乐的人”，但他从不详细地讲述这些事。然而，他也曾对人讲了一件事。1988年，他刚在开普敦的一家医院治好肺结核，这时有人出50万兰特（大约18万美元）要拍一张他的照片。他说他拒绝了，因为他担心这会影响他与政府间进行的秘密谈判。
一次，一群记者成功地让他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生活，当然，程度也有限。当时他获释仅四天，在索韦托的家中接受美国记者的采访。他告诉他们，被捕后两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过着一种隔离拘禁的生活，这种生活一直到他被定罪以后才结束。对他来说，罗本岛的生活起初是一段残酷的经历，他和其他六名“利沃尼亚受审者”就被监禁在那里。他把这个远离开普敦，处于惊涛骇浪之中的小岛上的条件描述成“非常的残酷和野蛮”。虽然他自己从没受到身体的虐待，但他回忆说：“这种事在我身边每天都有发生。”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干了许多年的重体力劳动：砸石头、挖采石场、沿着海岸采集海藻。只是到了70年代中期，条件才有所改善，这也是他与其他政治犯们多年斗争，反对伙食低劣，运动器材奇缺，以及阅读材料接受检查的结果。
在后来的一次采访中，曼德拉还告诉记者，他正是在罗本岛上学到了与阿非利卡人打交道时的不妥协精神。他讲了一件事：为反对每天装15车石灰石的工作标准，他和狱中的同志们举行了怠工行动。他说，他们成功地使工作限额降低到每天装1车，而且在他和另外四名非国大高级领导人1982年4月被转移到开普敦城外的波尔斯摩尔监狱之前，他们要求改善条件的大部分要求都取得了成功。当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在与政府谈判中承受让步的压力时，他们不会忘记在这里学到的经验。曼德拉说，监狱生活中唯一的好处是他能和一些看守结成朋友。他发现这些人是取得非官方支持和改善监狱条件的最大的希望。他告诉我们：“看守中有许多人是我们的朋友，他们试图尽可能地改善我们的条件，让我们尽可能过得舒服。”他在铁窗后过了27个春秋，是这些看守的态度“抹去了一个人由此产生的任何痛苦”。而且，正是他这种毫无痛苦的感觉令人震动，这是曼德拉身上最突出的品格。
监狱还让曼德拉在非国大确立了永远的权威和领导地位。一些诋毁曼德拉声誉的人说，曼德拉成为非国大的最高领导人纯属历史的巧合——他们说，别的犯人也同样可以轻易地担当这一角色，到国外宣传被遗忘在罗本岛上的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家们的悲惨遭遇。他们说，像沃尔特·西苏鲁这样的人也一样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并可以取代曼德拉在国际上出尽风头。
但是如果我们看看曼德拉的经历，那么选他作为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活动家的总体遭遇的代表人物就更像是历史的必然了。没有人，连他的好友西苏鲁也无法胜任这一角色。在1962年被捕之前，他已成为非国大领导层的一员了，虽然时间很短，却也光采照人。他参与创建了青年联盟，于1950年成为它的主席，并且在两年之后还代理过整个非国大的全国主席。只是因为连续的禁令使他无法出席政治会议，这才迫使他在第二年辞去了这一职务。但是，禁令并没有让他停止政治活动，在1961年和1962年，非国大的好战分子中间甚至展开了讨论，想废除卢图利的主席职务，而让曼德拉取而代之。
最后，叛国罪审判为曼德拉提供了一个讲台。让他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口才。1964年4月在利沃尼亚审判中，他为非国大放弃武力的决策而辩护，他的演讲使他确立了自己作为国民解放事业的雄辩而有说服力的发言人地位。监狱的生活更加肯定了他公开的领导人地位。他的狱友们都把他说成是罗本岛上的一个超凡的人物。一浪高过一浪的城市暴动使上百名年轻的黑人活动家被关进罗本岛监狱，曼德拉却把这里变成了他们的政治教育中心。在非国大成员与反对派成员之间有许多政治分歧，可曼德拉却成了公认的裁判。他扮演了政治学教授的角色，向人们讲授世界政治反抗运动的历史。他试图让1976年索韦托学生暴动的年轻的组织者们相信（他们大多数人都是黑人权力的鼓吹者），历史地说，黑人受到压迫的主要原因不是肤色，而是从殖民时代就已开始形成的压迫体系。
许多相信“黑人觉醒运动”的人（他们领导了70年代中期的学生叛乱），在离开罗本岛时都转而相信了非国大，他们这种转变只是因为曼德拉的影响。实际上，在他被监禁之前以及监禁期间，各种迹象都表明他终有一天会成为主席。
曼德拉从罗本岛出来时，身心健康，毫无痛苦，这真是个奇迹。虽然谁也不能确定他内心的力量是否来自于宗教信仰，但他的精神力量中有宗教的成分。曼德拉从小就接受卫理会的教育。后来又上了教会小学，但人们从未听说他出狱后曾去过教堂。当然，如果他真去过也不会让外界知道。开普敦大学的宗教学教授查理斯·维拉—维林西尔后来就宗教信仰问题采访了曼德拉，他说，这位非国大领导人受宗教的影响很深，但这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信仰，而不是那种为某一特殊信仰而勇于献身的精神。曼德拉告诉维拉—维森西尔，在狱中他“从未错过一次礼拜仪式”并“经常阅读《圣经》”。他热情地谈到了在罗本岛上遇见的各种各样的军中传教士，他可以从他们那里定期领到圣餐。曼德拉回忆说：“这种圣餐仪式让我内心平静并得到安慰。”但他羞于把自己看成是宗教信徒。他说：“我不是特别地信仰宗教或寻求内心的解脱。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希望能让生活中的谜一样的事情更有意义。”曼德拉说，他感觉宗教的体验是“无法言表”的，但是他认为，体会它的价值比空谈要好得多。
能在罗本岛上那种无言的寂寞、孤独和奴隶式的劳动中生存下来，并且像曼德拉这样精神正常，这一定需要有许多精神的信仰。1992年1月末，南非监狱当局带几名记者登上了罗本岛，参观了曼德拉狭小的牢房。这是一次严酷的经历，他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强加给曼德拉及其同志们的巨大的不公正，而他们受到这种待遇是因为他们曾英勇地反抗了世界上最具迫害性的种族歧视制度。曼德拉生活了28年的地方，是一间由石头和水泥垒成的阴湿的牢房，长宽各7尺——仅够放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牢房的铁窗正对着犯人活动的院子。在这些狭窄的棺材一样的牢房中，曼德拉竟然种植了一些菠菜，它们长得很茂盛。这引起了监狱长的注意，他向曼德拉询问种植的诀窍，以便让他的菠菜也能长得茂盛。曼德拉的牢房位于监狱的特殊位置——“B区”，在这个区中共有32个这样的牢房，用于关押非国大高级领导人和其他黑人活动家。审视着这个狭小的空间，我不禁怀疑，经过这么多年之后，竟然还有人的精神能够完好无损。在他那张老床之上的墙上，现在的犯人挂了一个条幅，上面织着耶稣死前的最后一句话：“上帝啊上帝，你为什么抛弃了我？”我不禁怀疑，在这里的漫长岁月中，曼德拉是否也曾经常说出这种绝望的话语。





　　
　　　　第七章　摩西归来
　　　　
　　


　　
三、马拉松谈判
1993年6月，一位资深记者写道：经过三年可恶的暴力和僵持的谈判之后，德克勒克与曼德拉有如两位精疲力竭的重量级拳击手，漫长的头衔争霸赛使他们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两位英勇的领导人争执不下，公开互相指责，这使得他们共同引导他们的国家从长期分离走向充满希望的种族合作的前景变得扑朔迷离了。他们极力想证明对方无力控制，德克勒克改革所造成的离心力量和一系列事件，这不仅致命地削弱了他们的高大形象，也不断磨损了他们的权威和领袖地位。
曼德拉在非国大的作用有了引人注目的变化。他被推举到一个崇高的新地位，不再处理执委会的日常行政事务和内部争端。他现在是民族运动中一位杰出的资深政治家，接见外国的政府首脑和重要来访人物，并且率代表团出席各种正式的会议。非国大的同事们喜欢满怀敬意地称他为“老人家”或玛迪巴，这是他在家族中的名字。他的健康出现了衰弱的迹象，而且还要花费大量心血关注1992年年末变得日益频繁的令人疲倦的谈判。然而，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的组织结构中仍然有力地支持温和派。9月初，非国大和共产党中的激进分子在比斯霍设置障碍，怀疑他们自己的莱比锡决定和“滚动式群众运动”，这时，曼德拉突然重新宣布了自己的主张，力图恢复谈判，恢复非国大温和派的声望。他结束了对德克勒克的个人攻击，并成功地在全部非国大的运动中降低了不信任他的调门。当非国大终于在9月26日重新开始与德克勒克会谈时，曼德拉作为代表团主席非常自信地代表非国大进行谈判。但是，一些与会者称，在漫长的谈判的末期，他的体力明显地衰弱了。尽管权威和体力都有所削弱，曼德拉仍然成功地使和平进程恢复了正常，并于2月12日发表协议，决定恢复公开谈判。
如果说曼德拉在非国大中的日常领导地位有所跌落的话，那么他在国内和国际上作为这场运动“伟大的老人”的形象仍然是无法破坏的。另一方面，德克勒克起初作为世界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的形象却受到了巨大的破坏。曼德拉获释三年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德克勒克正在犯着与伊凡·史密斯（前津巴布韦总理）和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已下台的苏联领导人）同样的错误。尤其是他与史密斯的极端相似更具讽刺意味，因为在1990年他开始改革计划的时候，德克勒克特别批评了史密斯缺乏远见，没能抓住有利的历史机遇与他的黑人对手进行最可能成功的交易。德克勒克说过，他不打算让有利于自己的事情走到绝路上去，也不会等着让政治和军事上的软弱逼迫自己交出权力。这就是他为什么在阿非利卡人的权力仍然完整无损的时候，决定率先解除对非国大的禁令并与之谈判的原因。然而，德克勒克与史密斯的结局是一样的，他把谈判延长达三年之久，远远超过了必需的时间。同时，他的谋士们正在紧张地设计各种修改宪法的提案以便永远保持白人的权力，各种特工人员极力地想削弱非国大的力量。他已经向世人表明，他和史密斯一样，不愿将权力交给黑人，认为时间能够向有利于白人的方向发展。
随着时间的流逝，德克勒克与戈尔巴乔夫之间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却发生了变化。最初，德克勒克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富有想象力的统治风格和洞察一切的政治魄力受到了普遍的赞誉。然而，在1991年年末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灰溜溜地下台之后，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变得意义不大了：这位犹豫不决的领导人被自己精心发动的巨大变革击败了，而且最后被赶出了政治舞台。在1992年8月接受采访时，他坚称自己不打算成为这样一个“戈尔巴乔夫第二”。他说，戈尔巴乔夫的最主要的错误在于，他试图改革一个不可接受的、不可行的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而不是完全地、彻底地与之决裂。他显然已经对戈尔巴乔夫失败的原因有所考虑，并非常相信，通过与旧秩序彻底决裂，他正在避免苏联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