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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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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温妮·马蒂基泽拉出生在庞多兰的一个科萨族家庭。应该说温妮的家庭在当时的环境下还是颇为“有教养的”——她的父亲哥伦布·马蒂基泽拉是当地一所学校的历史教员，在科萨族算是有点文墨的知识分子。然而生活的重担压得他不得不与最穷苦的劳工一样，拿起最原始的农具到田间一身泥一身汗地拼命劳动养活9个孩子。温妮的母亲是位家政学教师，但却笃信基督教。小时候，温妮常常和妹妹一起被母亲锁在一个房间里，不情愿地大声祷告，或者去花园的角落里。就这样她每天被迫做着她还不懂的宗教仪式。而她妈妈每次祷告的内容都是为了孩子，尤其是为了能够再生个男孩。这件事对年幼的温妮刺激很大，她从小就立誓要向全世界证明，女孩和男孩一样能干，甚至更强。1941年，温妮的一个妹妹得了一种不时吐血的急病，很可能是肺癌。尽管温妮的妈妈从早到晚为妹妹祷告，但最终她还是去了上帝那里。妹妹死后，温妮的父亲为她盖上了一条白布单，而妈妈仍然跪在地上哭天抢地地祈求上帝派天使来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温妮也哭了，但与此同时，上帝的崇高形象也在她心目中崩塌了。
妹妹死后，温妮的妈妈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每天躺在床上，日见消瘦，神态亦极为痛苦。望着脸上常常挂满泪痕的母亲，温妮对那位无处不在的万能之神竟在此时无动于衷真是有些愤恨了！最终，这位一生生育了9个孩子，唯一快乐便是向上帝吐露心曲的母亲仅度过四十几年的时光便撒手人间。这时温妮还只有8岁。
母亲死后，温妮的生活陡然变得艰难多了。几位姑姑对孩子们动不动就是一顿呵斥。艰难的家庭生活使温妮不得不休学半年从事庄稼活：挤牛奶、放牧、收割庄稼。艰难的生活反倒练就了温妮的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吃苦耐劳的性格。在繁重的家务负担下，她竟然能同时游刃有余地学习拉丁文、英文、化学、物理和数学等课程，还通过历史课了解了中国和美国，小学毕业时她成绩优秀。
虽然生活的重压逼得哥伦布·马蒂基泽拉也要从农田里刨饭，但他毕竟是有点文化的人。休闲的时候，他常把小温妮叫到身边，对她讲科萨族黑人的历史，特别是为保卫领土而与白人进行的九次战争，小温妮有些困惑了。她问爸爸，历史书本上不是说那是九次“卡菲尔（野蛮人）战争”吗？哥伦布把历史书往旁边一放，对温妮说：“书本上的确是那样讲的，但那是白人写的书。事实是这些白人侵犯了我们的国家，从我们的祖先手中抢走了我们的土地。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冲突起因于偷牲畜，白人把牛偷走，黑人就去把它们抢回来。”这位黑人历史教师就这样向自己的女儿解释着历史。
温妮的父亲粗通乐理，他常常教温妮唱一些小曲，这些曲子记录了黑人祖辈们反抗白人统治的痛苦经历。几十年后，温妮仍能哼出这些歌曲。
后来，温妮进入特兰斯凯的萧伯利中学读书，她看到白人的孩子们穿着漂漂亮亮的衣服，坐着专门为他们开的校车。发了校服之后，温妮才第一次穿鞋。年幼的温妮没向父亲问过为什么我们买不起鞋、服装，但慢慢地她懂事了，渐渐明白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不平等。她后来回忆说：“我的父亲与白人教师在一起时，他看上去是那么卑微，这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我告诉自己，如果说科萨人在九次土地战争中失败了，而我又是他们中的一员，我会重新开始科萨人留下的未竟事业，夺回我们的土地。”很显然，父亲的历史教育已经有了效果。
温妮的父亲对坚忍不拔的德意志民族及其在工业方面取得的成就钦佩不已。他曾坚持把温妮的名字叫为温妮弗里德（一个很德国化的名字），到了后来才变成温妮。这位严父教育子女时，总是希望他们能像德国人那样吃苦耐劳，这也对温妮日后的性格发展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在学校，温妮特别喜欢一位老师。这位老师特别崇拜俾斯麦。上课之前，他在长长的走廊的一头开始高喊：“俾斯麦认为，德国的统一是不可能通过议会发言和辩论解决的，而是必须通过鲜血和铁腕。”当他说到“鲜血”时正好走到温妮那个班的教室门口。然后他走进教室接着说：“在我们国家的斗争也是如此。”他对这句话情有独钟，考试的卷子上都有这句话。学生们因此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它成为温妮长大后的一个坚定信条：黑人的解放斗争真是要通过鲜血和铁腕才能取得。
升入高中后，温妮通过学生中开展的辩论逐渐接触到了现实政治问题。1952年，温妮刚刚18岁，“蔑视运动”的冲击波也影响到了这所偏僻的学校。（曼德拉是“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协会主席）当时的学生还不太理解“蔑视”的具体含义是什么，所以学校中有不少学生开始“蔑视”学校当局，很少有人参加考试。但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的温妮还是参加了期末考试。
萧伯利中学每天都要组织学生参加宗教仪式，这时温妮总是很积极。她还负责女生纪律，那时她就显露出了出众的个人组织才能。她的学习成绩很好，还喜爱体育运动。她很愿帮助同学，有了一点零花钱，她愿买一点小吃和同学们共享。
19岁时，温妮来到了约翰内斯堡的简·霍夫梅尔社会福利学校读书，而曼德拉正是那所学校的赞助人之一。学校的校训是“去了解人民”，人们都将他与曼德拉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学校不允许学生们公开参加政治活动，但温妮常常去参加一些公共集会。她住的那家小旅馆里几乎全是普通工人，其中大多是非国大成员。温妮就是在那里对非国大有了初步了解。那里也有一些参加了各种工会组织的姑娘们，她们也经常一起讨论政治问题，每当在这个时候，她们常常提到的一个名字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这些姑娘中有一个名叫阿蒂莱蒂的，她后来成了奥立弗·坦博的夫人。当时正处于热恋中的阿蒂莱蒂常常带着温妮去见坦博，坦博则开车拉她们俩四处走动。
1955年12月，温妮从福利学校毕业后，进入巴拉瓜纳医院，成为南非黑人第一位医生。她一工作就表现出了对工作和病人的强烈责任感。曾在巴拉瓜纳医院工作过的莫特拉纳医生回忆说，温妮常常“在半夜中将我叫醒，说有位老妇人需要得到医疗，那时她只有19岁啊！她无微不至关心他人的程度远甚于她关心自己”。
那个时候温妮已经表现出其性格中强硬的一面。有一次，莫特拉纳医生诊断一个病人患了病，需要休息一周。但病人的工头拒不给这一周假期。温妮只好去找那个工头说理，她在一张短笺上干脆写道：“你必须听我的，给病人的一周休假决不能改！”最后，她终于如愿以偿。温妮的桌子上常常摆满了有关政治和经济的书籍，她的眼界越来越开阔。有一段时间，城里沸沸扬扬地闹着什么“叛国罪审判”案，里面有不少非国大的领袖人物。有一天，她和几个伙伴约好到法院去一睹他们的风采。对于曼德拉，她回忆时说：“我看到了一个高大、仪表堂堂的男人，他很令人敬畏。当他走进法庭的时候，人们念着他的名字，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温妮与坦博是老乡，他们都来自庞多兰地区的比扎那村，所以温妮对坦博早有耳闻。有一天，温妮刚刚从巴拉瓜纳医院的班车上下车，就看到坦博和阿蒂莱蒂开车过来。于是，温妮搭上了他们的汽车。阿蒂莱蒂叫着肚子很饿，于是他们就把车停在一家熟食店旁边。选好了一大堆美味食品后，坦博才发现自己的口袋里空空如也。正在窘迫间，他们发现曼德拉也正在这个店中。坦博大声嚷着：“叫他付钱！”曼德拉二话没说便为这位老朋友付了账。当曼德拉与阿蒂莱蒂一起从店里出来时，坦博指着温妮向曼德拉介绍说：“这是来自比扎那村的温妮。”
曼德拉后来回忆说：“在我第一次遇到温妮的时候，我就深深地爱上了她……”可是她比他小了整整16岁呀！她是不是也对他有同样的感情呢？她会不会接受他这一份炽热的爱情呢？但他还是大胆地迈出了第一步。
对温妮来说，自从第一次见面后，那个高大的形象便久久萦绕在她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但在仰慕之余，她不敢想象曼德拉会如此坦率地表露真情，“他比我大许多，还是我们学校的赞助人。对我们学生来说，他根本是位我们不可能认识的重要人物。与这样的人物约会，我既惊又喜。为了准备赴约，我找出了全部服装。但没有一件看起来顺眼——我们那时几乎所有的衣服都是齐膝的，上面还镶有花边，穿上去看起来很小也很傻。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身庄重的服装，但那根本不是我的衣服。穿上以后，我是那么不自在。”几十年后，温妮对这件事记忆犹新。
后来，当温妮把她要和曼德拉结婚的消息告诉庞多兰的家人时，父亲的反应是震惊，但他同时又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感到极为自豪和兴奋。不过，他们担心温妮无法与三个孩子相处。而且曼德拉当时毕竟还是“叛国罪审判”的被告，与他结合必然意味着极大的政治风险。对此，温妮回答说，当一个人爱上了像曼德拉这样的人并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时，她就会心甘情愿地同他风雨同舟，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在话下。
婚后，年轻的新娘并没能享受卿卿我我的甜蜜生活，因为曼德拉总是忙得团团转。但温妮理解他，在回忆自己的这段生活时，她说：“你简直不可能把纳尔逊与人民和斗争分开，他全副身心奉献给斗争事业，但他仍然很爱我们的家，爱我们，而且爱得很深。他给我们以理解、忠诚和信心，尽管这些都是民族共享的，但他总能让你感到，你在他心中有特殊的地位。与他结婚，我知道自己嫁给了人民的斗争和解放事业。”温妮戏称曼德拉为“家庭的经济灾难”。如果他因为给别人进行辩护而口袋里有几个兰特的话，他就会带着两岁多的女儿泽妮出门为她买一身漂亮的新衣服，或者成箱成箱地买水果和蔬菜。曼德拉是一个很讲究营养的人，除了每天锻炼以外，他很注意补充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
对于生活曼德拉索取很少很少。与温妮婚后他们一直住在一间狭窄的小房子里，约翰内斯堡市政当局曾在奥兰多地区修建房屋，工头是曼德拉的朋友。工程结束后，那位朋友让曼德拉挑房子，但曼德拉挑了一套只有一室一厅带一个厨房面积最小的房子，而且还是在角落里。而他完全可以挑选就在旁边的有四间大屋的房子，这就是纳尔逊·曼德拉！
对朋友曼德拉却极为大方。每次从法庭回来，他总会对温妮说：“亲爱的，我的朋友要来这里品尝你的美味烹调。”随后，便会带回十几个人，同曼德拉一家大吃起来。有时，曼德拉把一大群人领回家后发现家中早已一无所有，正在温妮犯难的时候，曼德拉往往哈哈大笑一通后跑到附近的杂货店中买回一大堆罐头来。温妮常常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他就是这样，从来没有银行存折，他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银行存款。”
“利沃尼亚”审判结束后，在被送往罗本岛监狱之前，温妮与曼德拉见了一面。这次见面充满了生离死别的气氛，显然，年轻的温妮对此还难以接受，她抱着曼德拉开始抽泣起来。曼德拉对悲伤的温妮极力安慰和鼓励，让她勇敢地面对未来的艰难险阻。他告诉温妮：“你还很年轻，没有丈夫的日子里你可能会面临各种欺侮，还可能受到诽谤和中伤。他们会告诉你要对狱中的我负责。希望你能够挺住，不要辜负我的期望！”曼德拉反反复复叮嘱温妮，她深深地点了点头。
尽管如此，曼德拉刚刚入狱后的一段时间对温妮来说仍然是度日如年一般难过，孤独和寂寞有时比恐惧还可怕。这时，温妮才如梦初醒地意识到她实际上是那么依恋曼德拉，他是她的精神支柱。但她还清楚地记得曼德拉的叮嘱，她咬着牙尽量平静自己的情绪。在这段极为艰难的日子里，曼德拉的狱中来信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和鼓舞。可狱中的曼德拉只能每六个月写一封信，温妮一遍遍地捧读着曼德拉的第一封来信，快到第六个月时，她又心急如焚地等着第二封信的到来。
她常常一个人出神地凝望着天花板，陷入长长的沉思，她多么想能有那么一天：有一个名符其实的家，能和心爱的人过上美满的家庭生活。她多么希望能和曼德拉再次重温那仅有的昔日美好时光。
曼德拉在家时，总是每天四点钟起床跑步锻炼，温妮则准备好一瓶水果汁等他回来。等满身大汗的曼德拉回家后，先洗一个澡。然后温妮用一些药水为他擦身。那才叫真正的生活，每每想到这里她都不由得叹息起来。
不久以后，温妮被白人政权关进监狱。如果温妮同意与政府合作，呼吁边境上的非国大武装力量停止游击战争，很可能她早就被释放出狱了。而且政府可能会派一架直升飞机带着她直飞罗本岛，同她的丈夫会面，然后曼德拉也可能会搬出单人牢房，受到好一些的待遇。但政府打错了算盘，低估了温妮的觉悟。事实上，正在遭受他们折磨的这个女人心中在嘲笑他们的这种小伎俩——无数仁人志士把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光奉献给了正义事业，他们还在指望我能同他们做交易。
从温妮动荡的家庭生活中不难得出她厌恶宗教的结论，但狱中的温妮竟然从头到尾把《圣经》读了四遍。
她的确从《圣经》中得到了一些启迪。但她同时也敏感地意识到，白人们也正是打着“上帝”的旗号、自称是“上帝的选民”，干着压迫黑人的事。就拿扔给她《圣经》的看守来说吧，她大概根本不信上帝，否则绝不会那么狠心肠，白人也不会只因思想不同就把人活活折磨死，也不会用机关枪向7岁的儿童开火。就是这些人教会了黑人什么是仇恨。望着这些身穿土色制服，整天板着面孔的女看守，温妮心里不禁涌上一种轻蔑的感觉——实际上她们把自己也变成了犯人，甚至还不如犯人。她们怎么会做这种工作？温妮曾试图用英文同她们交谈，但她们马上红了脸——这些阿非利卡白人姑娘不懂英文，连最基本的问候语都不会。可怜！
监狱中的伙食令人作呕。早上，女看守们先把马桶拿走，然后刷也不刷就又送回来，马桶盖翻过来就当餐桌，上面放着玉米粥，然后女看守们用她们白白的腿将马桶踢到牢房门口。玉米粥自然是没煮熟，更过分的是里面净是鸟屎，让人作呕。长期营养不良使温妮面有菜色，经常发低烧，并且时常眩晕。等到法庭开始审判她的案子时，她已经无法上庭，因为她已经住进了监狱医院。
铁窗生涯使温妮变得更加强硬。一位狱友回忆起1969年与温妮一同被关入比勒陀利亚中央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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