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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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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一位面色阴沉的人，一直在外界的汽车里监视温妮，当她外出时就跟踪她。按照一位美国观察家的说法，他是“致力于扰乱她的生活”。
如果政府认为，把温妮流放到那样的环境——白人都对她充满敌意，黑人又没有文化——中去，即使她不会消失也应该屈服了，那么政府的如意算盘就打错了。这位经验丰富、漂亮的黑人妇女大步迈进超级市场、邮政局和银行时，布兰德福特像沸水般闹开来。那些地方是黑人从不敢涉足的禁区。在一家“时装”店外面，黑人们在排着队等候，温妮和津姬不但进了那个“时装”店，而且试了服装，结果发生争吵，店方叫来了警察。在温妮看来，白人的举动表明他们本性是害怕的，过去阿非利卡人曾退缩到他们的防御车队中把自己困在里面，现在也是这样，真是可悲。
镇上她的邻居们曾受到警告，不得与这个“危险的共产党”交往，但渐渐地他们鼓起了勇气，因为他们难以总是拒绝她的热情和慷慨。温妮眼见他们被剥削得一无所有——贫穷、饥饿而且卑躬屈膝——深感震惊，她开始思考，怎么才能帮助他们。
但无处不在的普林斯卢军士不久就把她带上布隆方丹法庭。原因很可笑：温妮曾去一个邻居那里打听去什么地方买煤；她在邻居那里时，有位男子带着一只刚买的鸡经过那里，温妮询问了鸡的价钱。检察官在起诉书中称以上行为构成了“三人集会”，因而违背了对她的禁令。他们还指责她炫耀非洲人国民大会旗帜；因为她穿着一件黑、绿、黄三色的衣服。温妮驳斥道：“在留给我的可怜的自由权利中，我还有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权利。”地方法官认为她有罪，判她缓期服刑。法庭外面，人们向她发出欢呼。
南非报纸禁止引用遭禁令的人发表的言论，但温妮对一位《纽约时报》记者讲出自己的想法。她说：“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简直是疯了。我是指哪个国家会把鸡的价钱作为证据来用”，上诉后温妮无罪获释。
不久，她又重返法庭，被控接待访客。这期间，曼德拉曾写过一封信，说：“我会念着你，尤其是你站在被告席上时。当你听着政府证词中种种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胡言乱语的时候，我坚定地支持你，我深深地知道，你所受的磨难是因为你热爱我和我们的大家庭，并忠诚于它。这种爱与忠诚在不断增加……”
政府为这些案件花费了这么多力气和金钱，让温妮觉得可笑，而人们气量是如此狭窄，反应如此迟钝又使她惊讶不已。但这些事情对津姬的影响使她感到愤怒。普林斯卢在暗中监视她们，逮捕了从索韦托一起来看津姬的朋友，再加上布兰德福特生活压力大，生活水平很差，津姬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最厉害的时候，她不得不放弃学业去看精神病医生。在曼德拉向最高法庭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津姬才有了接见来客的权利。温妮不能提出这种申请，因为根据南非法律，黑人妇女没有这种权利。
令曼德拉高兴的是，津姬有一篇文章发表了，她正在向作家的目标迈进。他赞扬她说：“你已经收到了你的第一笔稿费。以你这样年轻的年龄来说，这是不小的成就。”他又忠告她说：“作家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他把人推上世界中心。为了保持在峰巅之上，你就必须真正地努力工作，目标是你的文章主题好而新颖，表达方式通俗易懂，词汇使用要准确。”
津姬曾写信让他放心，说“布兰德福特毕竟是个好地方”，他回信说：
“真难以置信，你母亲几乎失去了全部家产。她在那里再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除非做佣人或农场帮工，或替人洗衣服。她只能生活在贫困状态。她已经告诉我你们现在必须要住那种房子，以及你们不得不使用的那种厕所或自来水设备。……”
“尽管如此，亲爱的，我很高兴你使自己适应这种环境，并且设法活得很快活。当我读到‘毕竟是个好地方’那句话时，我感觉好极了。只要你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就能变不幸为有利，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假如不是这样，那你妈妈如今早该彻底毁灭了。”
津姬发现写诗是发泄的好办法，在沃特福德上学时她就擅长这个。她通常把写的诗揉成一团扔进废纸篓。而她母亲却善于把这些诗拾出来。1978年她出版了一本诗集，里面有他们的老朋友彼得·马库拍的一些照片。津姬把这本诗集献给她的爸爸妈妈，开头一首诗是写她父亲的：
一棵树被砍倒了，
果实落了一地。
我哭泣，
因为我失去家庭。
那树干，是我的父亲，
全部枝桠，都靠他支撑。
那果实，就是妻子和孩子们，
是他珍爱所在。
他们该有多么美味，
多么可爱，
可都落在地上，
有些离他很远。
在土里，
那树根，代表幸福，
被割断了联系。
在首次雅努什·科尔恰克文学比赛中，津姬的诗集获得了1000美元奖金，该奖颁给那些描写作为无私与人类尊严典范的儿童书籍。政府拒绝给她发护照，经办人只好由马克巴内在纽约代她接受奖金。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一位波兰犹太人，他是小儿科医生，因拒绝离开华沙犹太人住区的孩子们，最后与孩子们一起死在纳粹的特雷布林卡毒气室。
曼德拉在1962年说：“南非人民争取自由民主之斗争，其核心和基石在南非内部。”1977年，游击队员和破坏分子越过边境渗透进来，真正的武装斗争开始了。这些年轻人经历了从索韦托到新布赖顿，到兰加的黑人城镇战火的洗礼，成长起来了。现在，他们跃跃欲试，准备自我牺牲。此举被人们认为是用以表明他们坚定的决心——要彻底推翻他们所称的“那种制度”。
在返回南非后不久，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新成员就遭逮捕，按照《恐怖主义法》而被拘禁的人中包括所罗门·马兰古。他从未开枪杀过任何人，却被判处死刑。尽管西方国家政府、东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甚至牵连到他的那件谋杀案中的白人遗孀都呼吁、抗议南非政府此举，他仍然被绞死。另一名年方二十的新成员莫西马·塞克斯瓦莱与曾在罗本岛上服过刑的一些老成员一道受到审判，被判处18年监禁。他说为自己的理想作出牺牲，他心甘情愿，他丝毫不怀疑那些理想会成为现实。
罗本岛上的政治犯们不可能知道“民族之矛”在同警察和军队交战，他们把零星的信息拼凑在一起，知道斗争正向前发展。1977年间，有95件审判案是根据保安法令进行的，政府的指控包括补充军事训练所需人员，组织行动小组，私运武装、炸药，以及从事破坏活动或游击战争。
津姬出席了对索韦托“学生代表会议”的审判会，该组织被指控筹划了1976年6月暴动以来的抗议活动，那些抗议活动连绵不断。从此，她开始代表她那遭监禁的父亲和被流放的母亲。
此时，泽妮同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查的儿子图姆布穆齐·德兰米尼王子结了婚。他们享有外交特权，可以对曼德拉进行“接触式”探视，这将是他被囚禁以来第一次同自己的亲人进行正常的人类接触。1978年6月，泽妮同王子带着一岁大的孩子从姆巴巴内去了罗本岛。当他们一起进到探视室时，泽妮担心父亲会抑制不住感情。她向父亲跑去时，几乎把孩子扔了，幸亏她丈夫抓住了孩子。泽妮和父亲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曼德拉抱过孩子。他们坐下说话时，泽妮发现父亲完全知道该干什么，尽管从她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从未抱过孩子。“他注意到什么时候该给孩子换尿布了，甚至知道让她打嗝，然后他和她玩，哄她入睡。”
曼德拉已经有了五个孙子孙女：马卡基韦有一个女儿，滕比的两个女儿，还有马克加图的两个儿子。他给泽妮的女儿取名“扎基韦”（“希望”的意思），两周后，在布隆方丹的圣公会大教堂给她举行洗礼仪式。政府允许温妮从30英里外的布兰德福特前去，但中午以前必须返回。“扎基韦”的教父是91岁的莫罗卡博士，他曾是“蔑视运动”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教母是海伦·约瑟夫，她是曼德拉一家的密友，全家人都十分喜欢她。温妮提到这位妇女时说，“我们尊重她”，长期以来她成功地反抗了警察的种种迫害，她的经历是“我们的历史的真相”。教父与教母除彼此相视一笑之外什么也不能做，因为禁令不允许。73岁的约瑟夫夫人刚刚坐了两周的牢，因为她拒绝向警察提供她去布兰德福特探望温妮的情况。
1978年7月，曼德拉60岁生日之际，国际社会举行活动进行庆祝。《纽约时报》说这个人很可能将来会领导一个黑人南非政府。伦敦下议院举行集会为他祝寿。由于曼德拉本人不能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生日贺卡，所有卡片都寄到布兰德福特镇802号。全家人团聚在那里，为所有的政治犯祷告。
曼德拉后来写信给温妮：“如果没有你的探视，你给我的信和爱，许多年前我就崩溃了。”在早些时候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她，每天早晨他都小心翼翼地拂去她的相片上的灰尘。现在他接着说：“我在这里停下来，喝点咖啡，然后我掸去书架上相片的灰尘。我从最外面泽妮的相片开始，然后是津姬的，最后是你的……”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三、劳燕分飞
“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刚刚遭受的痛苦经历。”
1992年4月13日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曼德拉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一天他宣布与妻子温妮分居。对曼德拉一家来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对全体黑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时刻。两位南非最著名的人物间的婚姻终于破裂了。当初，奥利弗·坦博的妻子阿蒂莱蒂于1957年把曼德拉介绍给温妮。现在坦博以及曼德拉多年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西苏鲁都支持他做出这一决定。曼德拉的声音极少有颤抖的时候，但那一天，当他在约翰内斯堡城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时，他的声音的确在颤抖。约翰内斯堡各电视台纷纷出动，他们记录了这一期盼已久，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虽然大家早知会有这么一天，但一年多来它一直蒙着面纱。
众所周知，曼德拉和温妮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总是第一位的。在宣读声明时，曼德拉提醒记者注意这一情况。他在声明中对温妮大加赞扬，在狱中的漫漫岁月中她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她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该死的种族主义监狱，无休无止的禁令，警察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在斗争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使曼德拉的影响继续存在，使黑人民族主义事业发展下来。“她对事业的执着令我对她更加敬佩，更加爱她，我对她的爱与日俱增，”他说，“我对她的爱始终如初。”但不幸的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之间关系变得“紧张”。曼德拉并没有详细解释，但在场的每位记者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说，他和温妮都认为分居对大家来说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他所谓的“她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突然，曼德拉从桌子旁站了起来，说出开头那句话，然后步出大厅，新闻发布会就在这种尴尬而沉寂的气氛中结束了。没有人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两天后，温妮面对媒体时泪流满面，说话时声音常常颤抖。她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丈夫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今后仍然爱他。我忠于我的组织，我的丈夫和南非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动摇。”与曼德拉分居立即影响了她的政治声望。温妮宣布她将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福利部部长一职，她称自己已经成为一场“诽谤运动”的牺牲品。她说这番话指的是前一段于涉嫌绑架四名索韦托青年，法庭判她有罪。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国内外媒体指责她在政治上和私生活方面有不良行为，那是在冤枉她。尽管如此，她也承认这些指控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陷于一种“尴尬境地”。
对于他们分居这件事，很少有人同情诺姆扎莫·扎基韦·温妮弗来德·曼德拉。相反，所有人都为不幸的纳尔逊流下泪水。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压倒多数的人以及大部分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位长期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殉道者，现在又沦落为他自己妻子政治和性丑闻的牺牲品。在监狱里他盼望着与她团聚，而正是这个女人一直在欺骗他，在他刚刚获释时甚至把她作为偶像。伟大领袖总是过着悲剧式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已献身于比家庭更伟大的事业中，曼德拉和温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曼德拉似乎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1992年10月下旬，在参加女儿津姬的婚礼时他对宾客们说，著名的自由主义战士似乎注定要亲眼看着家庭生活“完全陷入动荡”。他的家庭生活的确如此。
曼德拉和温妮于1958年月6结婚，那时他正接受第一次判国罪审判。自那以后，他们两个除了作为斗争的神话和象征外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1961年4月曼德拉转入地下工作，1962年间被捕坐牢，1964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因此，在他们俩34年的正式婚姻中，他和温妮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4年，其中两年是在他被监禁前，两年是在他出狱后。这是以反种族隔离斗争为战场、作背景的婚姻，而他终于成为这场斗争的另一牺牲者。如果不是温妮，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泽妮和津姬，她俩也是一样。在津姬的婚礼上，他仔细思考了令人心酸的家庭生活，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我们眼看着孩子们在没有自己的指导下成长，而当我出狱时，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父亲，有一天他会回家。我们的父亲回来了，但令我们沮丧的是，他天天离开我们，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之父。”曼德拉说他常常考虑这场斗争是否值得付出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代价，但最后他总是得出结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应做出的正确决择。”
1991年春季和夏季，曼德拉的权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是他的妻子在政治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他失去了对非国大的控制。在这一对“孪生兄弟”问题面前，他显得形单影只。只有对事业、使命的信念支撑他挺了过来。德克勒克已经让他大为失望，与南非白人领导建立一种密切、特殊的关系的希望被粉碎了。现在又轮到他妻子和非国大，他们也滑离了他的控制。
重获自由的曼德拉面临各种挑战，但没有哪种挑战比对付自己妻子的挑战更令人劳神费力。温妮不仅是纳尔逊感情上唯一致命的弱点，而且她已经成为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逐渐失去其精神和政治领袖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如何处理温妮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就像曼德拉释放前在民主联合阵线内部一样。它把曼德拉推向另一种领袖能力的考验，对这种考验他反应迟钝，因为长期把温妮一个人留在家里应付各种危险使他对温妮负有很强的内疚感，这一感觉使他看不到真相。最后，只有纳尔逊能够解决温妮给他和非国大制造的这一“两难问题”，但是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温妮的阴暗面并最终把自己从负疚感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温妮毫不留情地利用他的负疚感来复活她自己的事业，给他和非国大在政治上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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