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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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鄹实赜�1894年创建的）。当时政府反对议会中取消证件法的运动，并下令大规模逮捕违犯证件法的群众，于是这次反抗运动就迅速发生了。一股反抗的狂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发表声明说，证件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的国家中实行的希特勒式的手段”。但是，游行、请愿、派代表谈判这些宪法允许的各种抗议方式都没能取得任何效果。
然而这一时期人们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纳粹投降了，而南非人和其他有色民族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道变化不是必然的吗？非国大与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这是约翰内斯堡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游行，2万名非洲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跟在鼓号队后面，举着非国大的黑、绿、黄三色旗帜，浩浩荡荡地前进。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结束这种工作！”但是这场战争使南非的工业化和国外投资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了白人的财富和权力。
1946年，又一个信号提醒人们，并不只有南非黑人受到压迫：印度人走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当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印度人大会发起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少数民族”法案时，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个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发挥了作用。史末资的法案是想把印度人永久地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抵抗运动实际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完成的。
但是当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曼德拉和青年联盟中的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还没做好准备。1946年非洲矿工举行罢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流动工人”即户口在农村的黑人劳工们也在反抗南非的制度，而罢工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尔早就警告矿工协会要注意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了。30。8万名黑人矿工的生活条件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是南非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假定他们还能得到一个农民大约每月2英镑10先令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平均月名义收入是3英镑11先令8便士。然而他们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的家庭生活极端贫困；营养不足和疾病横行乡里。他们罢工的要求是：“根据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中同意的新世界关于生活标准的道德界限”，日最低工资不能少于10先令。
7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警察拿着步枪、刺刀和警棍开始驱逐他们回去工作。
就在这时，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在距约翰内斯堡北部40公里的比勒陀利亚召开会议，这是在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以后成立的顾问机构。Z·K·马修斯是主席，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新当选为委员。鉴于矿区的灾难不断增加，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却收效甚微。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詹姆斯·莫罗卡博士说：“他们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向我们开枪，可以逮捕我们，可以审判我们，但你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看矿区的情况，希望能代表800万南非人民按人民的意愿指导政府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不理会他们的抗议。一位委员说，委员会就像一部“玩具话筒”一样没用。
矿区的罢工不到一周就被击败了。这次失败不仅因为政府及其警察的残酷镇压，还因为矿区协会破坏了非洲矿工同盟，而且在增加了每个矿井的警察力量之后，又把矿工按部落分成不同的居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1248人受伤。
与此同时，在国外很有名望的资深政治家史末资总理一直留在联合国。一年前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郑重宣布要“忠于基本人权，忠于个人尊严，忠于男女平等”。正在联合国游说的克苏马博士评论说：“我们要求得到面包，却受到枪击。”
这时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城区和贫民区中的南非黑人超过了10万。被迫迁移，警察搜查，失业等苦难不断引起骚乱，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1月的德班。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了口角，因此激怒了一群南非黑人。多年积压在心中的对压迫和贫困的愤怒使祖鲁人民失去了理智。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第一个目标——商人和“外国佬”，这是他们痛恨的“剥削者”。他们放火、杀人、抢劫，造成147人死亡，其中印度人53人，南非黑人87人（这主要是警察的功劳），而白人只有1个。奥利弗·坦博等非国大领导人与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急忙赶往事发地区平息民愤，了解他们遭受的苦难。
在22岁的时候，曼德拉奔赴约翰内斯堡并在那里走进了黑人民族主义政治。库努之行几天之后，曼德拉在乌姆塔塔的部落酋长集会上说，尽管他反叛了部落的传统，如果不是他在约翰内斯堡与沃尔特·西苏鲁结为朋友，他也许还是会成为一名滕布族酋长的。沃尔特·西苏鲁不仅帮助曼德拉学完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法律课程，还介绍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以极为温和的手段强调南非黑人的首要要求：谋求更好的待遇。在40年代初期，一些年轻的会员反对非国大那种不思进取，没有成效的领导。这使非国大的政治力量得到了削弱。这些年轻人对传统的部落酋长也极端敌视，认为他们是白人政府的走狗。曼德拉被卷入了这次青年反叛活动，这次反叛使非国大青年联盟于1944年成立，并产生了更好战的民族主义政治。以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为首发起的青年联盟，以复活非国大的思想和战术为己任，积极推进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一员，曼德拉积极煽动社会反叛活动，反对一切统治——家族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
曼德拉从来就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是个叛逆者，有非常明确的事业。曼德拉与西苏鲁和坦博一起着手改变非国大的整体性质和战术。要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叛逆的三人集团必须以青年联盟为跳板，发动一次政变，反对以阿尔弗雷德·克苏马为首的不思进取的非国大领导层。1949年，这些年轻的叛逆者在他们提出的复活非国大的“行动计划”问题上与克苏马发生了冲突。这个计划要求以罢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积极行动反抗白人政府，这遭到了克苏马和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那时候，这个计划所体现的革命思想甚至让非国大自己的领袖们都感到害怕。
1941年，曼德拉这个引人注目的健壮的年轻人带着一种领导者的气质，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涌入了约翰内斯堡。两年前，史末资将军领导的南非加入了英国及其盟国一方，抗击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因此战时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曼德拉先坐乡村汽车，然后乘上一节标有“非欧洲人乘坐”字样的火车向北行去，经过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草原高地，最后到达了一座盛产黄金的城市埃戈利，它的郊区到处堆满了红黄色的矿物垃圾。曼德拉突然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处高楼林立，交通快捷而令人眼花缭乱、各种肤色组成了喧闹的人群。整个市区及白人居住的广大郊区都非常繁荣，而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数量众多的城郊黑人居住区和贫民区中生活。这里人口拥挤又不卫生，没有电和柏油路也没有电话，还要不断受到警察的袭击，他们是在搜查触犯了《通行证法》和《酒类法》的人。骚乱时有发生，家庭生活很不稳定而且犯罪活动成倍增加。对于被剥夺了财产的非洲人来说，这就是在种族歧视政策下生活的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已经开始了。
从孩提时代开始，曼德拉就学着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为了地位和安定的生活而努力。可现在他却陷入了在城市中求生存的熔炉之中。第一件事就是找份工作，而最有希望的地方就是矿区。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觉得有趣：在皇冠矿区，他被雇佣为警察，有望不久以后会被升为办事员。他拿着圆头棍（一种很重、带把手的棍子）和哨子守卫着通往黑人矿工居住区的大门。然而几天之后，酋长派人找到了他，于是他又一次开始逃跑。
他在亚历山大找到了一间屋子，这是约翰内斯堡向东北部延伸出来的一片城区。在那里有个熟人建议他找“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他值得信赖能给人有用的指导。西苏鲁比他大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很清楚被视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他曾拿着锹和镐在距地面一公里深的金矿里劳动过；曾在一个白人家里做过厨房杂工；还曾在许多工厂工作过并与不公正的老板们发生冲突。同时，他还通过函授取得了初级证书。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为白人家庭洗衣服挣钱。当曼德拉见到西苏鲁时，他正经营着一家小房地产公司，买卖那些仍由黑人拥有的自由土地。他立即给了这个年轻的新人一份工作，每月两英镑还有回扣。
当曼德拉诉说自己以前的抱负是学习法律的时候，西苏鲁给了他经济上的帮助，使他能通过函授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他还借给纳尔逊一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又介绍他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给这些律师当学徒，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与“欧洲人”打交道——当时就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郡长、商人和教师，而现在他为白人工作并与他们一起上班。他刚到办公室，一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对他说：“纳尔逊，我们这儿没有种族歧视政策。要是佣人送茶来，你就直接到盘里拿好了。我们已经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去告诉高尔，但要小心点，他可是个影响很坏的家伙。”
公司的办事员高尔·拉代尔是个很傲慢、个子矮矮的男人，政治上很激进。当曼德拉告诉他新茶杯的事以后他回答说：“你就照我的样子去做吧。”茶来了，拉代尔不拿新茶杯却故意挑了一只旧的。曼德拉不想与他争吵，也不想得罪打字员，于是就装作不想喝茶的样子。
另一位打字员经常让他干活而自己却无所事事。有一天，当曼德拉对他口述文件时，一位白人顾客走了进来。这个姑娘显然觉得很难堪，她为了向别人表明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于是她从钱包中抽出6便士对他说：“纳尔逊，到商店给我买些香波回来。”
曼德拉总是很幽默地对别人讲述这种事情。当白人的歧视和冷落直接对准他时，他通常的反应就是幽默；而当这种对待指向那些无力抵抗的黑人时，他总是感到很气愤。
1944年，当时还是个学生的曼德拉与西苏鲁的表妹埃韦琳·恩托科·梅思结婚了。她很漂亮，说话温柔，在城市深矿医院当护士。他们在奥兰多成了家，这是约翰内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市区约10公里，到处布满了统一式样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没什么景致，很荒凉（这个地区后来被称为索韦托，是“西南地区”的英文缩写＇1＇）。西苏鲁夫妇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也是名护士。这时奥利弗·坦博也已到了约翰内斯堡，他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曼德拉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的功课很难；而且他没有适当的学习用品，上学需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在晚上11点钟实行宵禁，这些都给他学习带来了困难。公司里指导他学习法律的同事是位波兰犹太人，纳尔逊非常感激他的好意。他总是鼓励曼德拉，让他集中精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从而“赢得社会各界人们的尊敬”，还说他应该远离政治。
但是曼德拉并不同意这么做，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滕布人了；而且非国大也深深地吸引着他。沃尔特·西苏鲁已是非国大的成员，他鼓励坦博和曼德拉加入这个历史悠久、连续性最强的黑人政治组织。然而在194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落，一些会员脱离非国大而成立了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么说）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他们的责任是留在非国大，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他们决定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激发非国大的活力，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作用。
这期间出了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政府没能实现改革的诺言，又在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心中激起了反抗情绪。“我们从未真正年轻过”，奥利弗·坦博在谈到这段日子时说，“没有舞会，也几乎没有电影，有的只是会议和讨论，每个晚上，每个周末都是如此。”他们在彼此家里或办公室开会，就这样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
安东·穆奇瓦克海·伦尔迪博学多才，很有号召力，他很清楚地表述了这种哲学观点。他生于祖鲁族农场工人家庭，家里很穷，只能穿麻袋片蔽体，他的父母下决心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并设法挤出些钱来交了小学的学费。经过自己的奋斗，他当时已经是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律师。伦尔迪和A·P·姆达（也是教师，后成为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些人一起成立了一个“青年联盟”。他们开始着手“激发”非国大的活力。他们认为非国大是“非洲人民意志的象征和体现，是反对各种压迫的统一战线”。但是他组织无力，“把自己看成一群绅士，两手干干净净”，不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青年联盟要对这些批评作出保证，“他们父辈的奋斗和牺牲”没有白费。非国大一定要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要唤醒公众的政治意识。要坚决反对‘国外的领导’和‘国外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输入’”；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用是可以借鉴的。
伦尔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了这些观点，后者谨慎地同意将“青年联盟”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他做对了：这些年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非国大。
1944年4月，伦尔迪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当选为书记，曼德拉参与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定稿工作。他说，他们认为非国大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要把大会组织成一个群众运动的问题。通过青年联盟，他们要促进一个强有力的国民解放运动的发展；非洲民族主义应该成为青年联盟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联盟将为取消歧视性法律而奋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能够“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应该在一切国籍的农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工会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应成为众多成人教育的补充；非洲文化应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内容。他们想创造一种环境，使非洲能“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曼德拉时常与米尔在一起。米尔在市场大街的胡尔瓦德大厦有间没什么家具的房间，这里是开会的地方，经常进行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直到深夜。参与这些活动的有他的朋友、同学和积极分子，比如：迈克尔·斯科特和鲁斯·费斯特。前者是圣公会牧师，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运动，后者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只有18岁，他的父母像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一样，也是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斗士。
曼德拉从米尔那儿了解了印度人民和他们在南非进行的斗争，他对此很感兴趣。米尔一家是穆斯林。1860年英国人把印度人运到纳塔尔，让他们在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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