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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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陈世美式的负心丈夫，如同本来也不会有多少人视温妮为潘金莲式的不忠之妇一样。温妮另有情人，这在曼德拉出狱前人们就知道，但只是后来她在政治上遭人厌恶时这些私生活才被人们拿来大肆炒作。然而南非非毕竟不是中国，私生活的“问题”虽有损于、却不会完全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而温妮的政治资源也并不仅仅是曼德拉那圣雄头上光环的映照，她毕竟为非国大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曼德拉分手之后，她也未从南非政坛上消失，作为非国大内部“下层呼声”的代表与激进的非主流派的发言人，她此后仍不断指责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新政府保守，没有履行对黑人与穷人的诺言等等。1997年12月在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还一度参加了非国大副主席的竞选。也许以她那好斗而不宽容的性格，很难说如果掌了权会干出什么事来，但作为新南非多元化政治中的一元，作为官方政策的“左”翼批评者，她的声音与德克勒克那样的右翼批评者一样，仍然会在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中发挥应有作用。
纳尔逊与温妮婚姻失败的代价勿宁说主要在于政治方面。纳尔逊与温妮的分手实际上是与她所代表的“激进”帮派决裂。这与其说是降低了他在道德君子们心中的地位，不如说主要是降低了他在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心中的地位。传媒的采访表明对两位曼德拉的分手最感失望的正是他们。失去这些人的崇拜，肯定有损于以社会正义为号召的曼德拉的力量。而对温妮来说，与丈夫的分手实际上意味着她已为非国大主流派所拒斥，从此她再不可能像阿根廷的庇隆夫人、孟加拉的齐亚夫人和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那样妻承夫志而施展抱负，只能作为非主流的乃至反对派的政治家了。1997年年底的非国大“五十大”上，纳尔逊卸任非国大主席，而温妮竞选副主席告败，两位曼德拉今后将淡出南非政坛，似乎已是公认的前景。
温妮当年在婚后曾有句名言：“嫁给他（曼德拉）并不是真正嫁给了一个男人，我嫁给了这场斗争。”显然，他们俩26年前的结合与26年后的分手，都并不完全是基于一般的男女相悦或相疏，评价这一结合与分手也就不能仅以一般的夫妻忠贞或不忠而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曾有过真挚的感情，也不意味着离婚没给他们带来感情的创伤。曼德拉此后也有伴侣，1996年他还与莫桑比克已故总统（也是该国的“曼德拉”、一位黑人解放运动英雄）的遗孀一起向两国公众宣布了伴侣关系，但他至今仍未正式结婚，人们不知道在他那饱经风霜的感情生活中还会不会有一位新的“曼德拉夫人”。另一方面，温妮离婚后反常地改了名却未去夫姓，她现在叫玛蒂基泽拉·曼德拉（当然，公众与传媒仍然习惯地叫她温妮），这是不是表现出她仍然怀念着那一段“同志加夫妻”的共同生活呢？无论如何，黑人解放运动给这段姻缘添加的政治色彩既为婚姻增加了浪漫的光环，也构成了婚姻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不管人们怎么评价，这段姻缘不仅载入了南非的历史，它还将成为文学家们倾心的佳话或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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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前庇隆夫人”（1919—1952），与曾任总统的“后庇隆夫人”伊萨贝尔·庇隆同为阿根廷激进民粹主义（庇隆主义）组织正义党的活动家。由帮助其丈夫（胡安·庇隆）搞群众运动而成为庇隆派阵营中最好斗的一翼，当政后曾查封近100家报刊，推行教育宗教化，以行为极端著称。





　　
　　　　第九章　前路迢迢
　　　　
　　


　　
第九章　前路迢迢
非国大的部长们如此热衷于搞自由市场
经济，以致人们往往忘记就在几年前
这个党还一心要把矿山、
企业和银行收归国有。
——英国《经济学家》1997．12．13





　　
　　　　第九章　前路迢迢
　　　　
　　


　　
一、治国之道
1997年12月20日，非国大在南非新设立的西北省省会马弗京市召开了它的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选在这里是别具匠心的：只有万余人的马弗京虽是蕞尔小城，在南非历史上却很有影响：它地处前“黑人家园”博普塔茨瓦纳的版图内，而博普塔茨瓦纳在几年前的政权过渡期内曾是诸“黑人家园”中最保守、最反对非国大的一个。现今以马弗京为首府的西北省（原西北开普地区）又是白人保守派势力很大、过渡时期阿非利卡人右翼要求建立“白人家园”的地方。同时马弗京本身作为一个英语白人建立的城镇，历史上是英国人控制周围黑人族群茨瓦纳人的殖民堡垒，曾长期作为英属贝专纳兰（今独立的博茨瓦纳共和国）的首府。非国大选择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复杂、多种文化交织的城镇召开其具有“接班”意义的历史性代表大会，是富有象征寓意的：这意味着过渡时期长期困扰南非的族际关系问题已经大体解决，一度危及国家统一的“黑人家园”与“白人家园”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当年的黑、白保守势力堡垒已经不再对非国大构成威胁。过渡时期人们最为担心的政治稳定与国家体制巩固问题已经不再是问题了。
12月的边城马弗京沐浴在南半球初夏的温暖阳光里，鲜花盛开，生机勃勃。各种肤色各种语言的人们在和平的氛围中忙碌着，街道上川流不息，市场中熙熙攘攘，车站上满载出口商品的一列列货车正通过马弗京海关驶向博茨瓦纳、津巴布韦以及更遥远的非洲腹地。年近八旬、奋斗一生的曼德拉看到这一切，欣慰地笑了。在这次大会上他将要把党权移交给下一代，治国之任也将主要转移到现任副总统、新任非国大主席坦博·姆贝基身上。曼德拉从此将以半退休状态离开第一线，直到1999年他总统任期届满正式引退。此时此刻，他感到了长期紧张后的疲倦，同时更多的是完成历史重任后的轻松：如果说他半个世纪的奋斗是“自由之路无坦途”的话，那么他这新南非首任总统的三年多任期则是“建国之路正迢迢”了。
1994年“剧变”后，南非原来的三个种族议会（白人议会、有色人议会与印度人议会）合而为一，原来白人主宰的4个省与10个“自治”或“独立”的“黑人家园”被取消并重划为9个省。但旧的政治格局并不会一下子消失。尤其是大选前夕还发生过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夸祖鲁地区，布特莱齐的势力直到几乎最后一刻才放弃对大选的抵制。大选后因卡塔虽已纳入和解进程，但它的不合作仍是新南非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时曼德拉把雅各布·祖马派去担任新设的夸祖鲁—纳塔尔省省长。
祖马是新一代非国大领导层中地位最高的祖鲁族干部，前曾述及，曼德拉在过渡时期曾有意让他任非国大总书记，以与作为科萨人的曼德拉本人一起，形成黑人两大族群在非国大旗下团结一致的形象。由于种种原因（也许是多数科萨干部仍有部族偏见？）曼德拉未能说服人们接受这一安排。但后来的事实却表明祖马作为省长比留在中央似乎更能人尽其用。祖马对非国大的忠诚是久经考验的。作为曼德拉的老朋友，他们曾一起流亡。曼德拉出狱时，祖马是非国大的情报首脑。这无疑是个铁腕职位，居其位者非“亲信”莫属。但祖马忠诚有余，却并无“铁腕”性格。他性情温厚，不善权术。因此人缘虽好而“官运”却一般。而这样的性格与古朴直爽的祖鲁人打交道是再合适不过了。
祖马上任后，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非国大干部的西装，换上祖鲁人传统的兽皮衣服，回到了他的乡亲之中。那时德班市的传媒上经常可以见到酋长打扮的祖马和祖鲁人一起参加各种传统活动的形象。他放手让前纳塔尔省的白人经济专家管理城市经济事务，自己则全力处理部族问题。新省长在简陋的祖鲁乡村首府乌伦迪的时间超过了在省会德班——繁华的南非第三大城——的省长官邸。他的朴实作风赢得了祖鲁百姓的心，他的谦和态度也为布特莱齐和祖鲁王所称道。1996年，他同非国大中央分管种族和解问题的姆贝基密切合作，与因卡塔自由党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终于使这个充满火药味的省份出现了稳定的和平。而非国大与因卡塔这两个老对手的矛盾也缓解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一度纷纷传说因卡塔自由党要与非国大合并。虽然布特莱齐后来否认了这个说法，但不管怎样，他不再那么咄咄逼人。更重要的是他也咄咄不起来了——通过祖马的努力，如今与中央对抗的政策在夸祖鲁已失去人心，聪明的布特莱齐知道这一点。
与棘手的夸祖鲁问题相比，非国大与白人政党的合作比人们预料的更多一些波折。由于对改革方针有分歧，德克勒克辞去了副总统之职，白人的南非国民党成员也退出政府而成了在野党。但是无论在朝者还是在野者如今都按议会政治规则行事。1994年的多党联合政府如今已变成非国大一党执政——但并非一党专政，这个执政党仍然以黑人为主要社会基础——但并不是“黑人统治”。在过渡时期，南非各主要政党都力图实现跨种族发展，把原来按种族划分的政治阵营，变成按思想、纲领与社会阶层划分的阵营。这一过程在大选前后曾有明显进展：国民党人的阿非利卡色彩有所淡化，除了英语白人在向其靠拢外，它还得到了46％的混血人（有色人）与39％的印度人的支持。而纳塔尔省则有30％的白人支持因卡塔。相形之下，早就在倡导跨种族发展的非国大反而稍显逊色，它得到16％混血人与17％印度人的支持。但是大选以后的三年多里这种政党非种族化的进程放慢了，尤其是黑、白之间的政治界限仍然很明显。民意测验表明：1997年非国大仍然只得到4％的白人的支持，与大选前差不多，而国民党与其他传统上的白人政党在黑人中的支持率一共还不到3％。
尽管支持非国大的白人有限，但坚决反对非国大的白人也不多，加上非国大近年来在祖鲁人中的影响在提高（祖马于此功不可没），因此目前尚无能够挑战非国大的政治力量。非国大的麻烦主要来自内部：1994年以来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局面进一步加快了非国大自身的多元化，改革进程中黑人群体的利益分化与阶层化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在1994年以前，非国大、南非共产党与南非工会大会（黑人工会）是三位一体的强大联盟，在组织上也互相交叉。而如今除了非国大主流派与南非共及工会的距离在拉大以外，非国大内部的分歧也更加发展。以温妮·曼德拉和奥兰治省省长帕特里克·莱科塔为代表的激进派主张强化国家干预、加快对贫穷黑人的资助与削弱白人的经济势力，而更为激进的是班图·霍洛米萨——这个前特兰斯凯黑人家园上层统治者中的非国大支持者在成为非国大全国执委与军队将领之后已经戏剧性地转而变成了下层利益的最强烈要求者，由于他指责非国大领导层搞腐败而不能见容于当道，1996年9月被非国大正式开除，此后他另立了山头。同年温妮的失势与莱科塔被免去省长之职，也是对激进派的沉重打击。然而激进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莱科塔又在“五十大”上竞选非国大全国主席获得成功，一举成为党内四巨头之一。
曼德拉本人显然不以激进派为然，而倾向于以坦博·姆贝基和祖马为代表的主流派。这一派的主张较为务实，其中坦博·姆贝基是非国大元老、曼德拉战友、特兰斯凯同乡和罗本岛难友戈文·姆贝基之子，与曼德拉谊同叔侄，一直为曼德拉所器重与扶持。老姆贝基在非国大属老一代激进派，是南非共党员，但小姆贝基则是非国大培养的知识分子，长期在国外留学，尤其是在英国苏塞克斯大学学经济学对他影响很大。与乃父不同，小姆贝基温和谦逊，书卷气浓，喜欢在文化圈与上层活动，政治上能容异己，经济上相信市场。在他的主持下，非国大政府不仅放弃了原先受剧变前东欧影响而形成的倾向国有化和计划经济的主张，而且似乎比前白人政府更加“自由主义”，把白人时代属国有的一家航空公司和一些广播电台予以拍卖，出售了电信公共事业公司的部分股权，还计划把其他一些国营公司私有化。他还打算拟订促进竞争的更严格的法律，为企业界增添活力。
为了消除种族主义在经济方面的后果，姆贝基主持的新政府有关部门对白人经济势力有所抑制。然而这种抑制并不是为了发展国营成分而是为了扩大黑人中产阶级与企业家的力量。这一政策已取得明显成效：1997年已有6％的黑人进入“富人”之列，属于南非收入最高的1/5，而在1990年只有2％的黑人属于这个阶层。如今的黑人中产阶级热衷于参加人寿保险和高尔夫球俱乐部，也时兴起移动电话，而他们的子女现在也以学习拉小提琴为时髦，或者像白人同学那样穿着白色网球服出没于运动场。这群“白衣黑帅哥”为今日南非的上流社会增添了一道新景观。
如今南非股市中占市值近10％的股票为黑人企业家所控制，比起黑人在总人口的比例这个数字也许还显低，但是，在1991年黑人根本就不能涉足股市的。
过去的南非虽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但为了维护种族特权，保障在政治上居统治地位而在人口上居少数、在文化素质上又不如英语白人的阿非利卡人的既得利益，并维持“布尔人的团结”传统，因此在阿非利卡人中实行一定程度上的“大锅饭”制度，国家兴办了许多国有企业，给阿非利卡工人提供“铁饭碗”，实行高社会福利、保障就业与终生雇佣制。而且在企业管理上吸收了不少纳粹“国民社会主义”的“职团经济”模式（众所周知，由于族源、文化与对种族主义的认同等因素，20世纪30—40年代布尔人中亲纳粹情绪是相当普遍的），强调限制经理权力和提倡业主、工会（种族主义的布尔人工会）、技术专家“三结合”管理。因此那时的南非颇有点“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色彩。非国大执政后根据它的族际主义理念与现实主义和解态度，应该说并没有歧视和排斥白种工人，但“种族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是难以为继了。于是随着新政府缩小国营经济、实行私有化与劳动市场自由化、公平竞争的就业体制与以现代企业制度取代“职团经济”，南非出现了一个极富讽刺性的现象：白人们在长期被他们指控为“共产党”的非国大执政后，才真正尝到了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的滋味！随着白人就业保障制度的消失，布尔人在蓝领方面受到更为吃苦耐劳的黑人的竞争，在白领方面受到教育程度更高的英语白人竞争，于是在约翰内斯堡等大城市的街头出现了过去很少见到的白人行乞者，失业者与“穷白人”的队伍有所扩大，他们构成了白人右翼反对派继续存在的社会土壤。然而另一方面，就业保障制度的取消对白人企业主并无害处，甚至还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白人中产阶级对非国大的排斥淡化了。
事实上，考虑到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可能侵犯白人的既得利益，为了减少刺激，曼德拉政府在稳步推进实质性改革的同时很注意在一些象征性事物方面不触动白人的敏感。在南非没有出现变革后推倒旧象征物的现象，非洲国家独立后常有改地名之风，如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原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原名洛伦索马贵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