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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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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之风，如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原罗得西亚首都索尔兹伯里）、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原名洛伦索马贵斯）等等，而南非以殖民者命名的大城市如德班、克鲁格斯多普等均无一更名。城市中过去白人的塑像与浮雕保存完好，一些街道仍然沿用过去种族隔离时代的“坏蛋”名字命名；开普敦仍然有罗得斯大道、劳尔爵士路，约翰内斯堡仍然有史末资广场，过去一些白人的公共假日也保留了下来。但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白人过去享有的制度性特权则不允许继续存在。除了以就业自由取代过去白人的就业保障外，在需要保留“铁饭碗”的部门，如政府公务员、市政服务系统、大专院校等方面则推行种族比例制，逐步增加黑人比重，使之与各族人口比例趋近，打破白人对“铁饭碗”的垄断。但这也引起了两方面的抗议：一方面激进的黑人平民主义者指责比例任命制只有利于“黑人贵族”，另一方面白人则批评非国大“任人唯亲”。
为了消除过去种族压迫制度造成的社会不公平，非国大上台前就许诺要改善黑人贫民的状况。执政三年来曼德拉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三年来已有120万所住房通了电，170万贫民用上了自来水，燃料供应系统得到改善，妇女们再不必为打柴和取水而远涉辛劳。许多农民因为有了正式的家庭地址而第一次感到做人的尊严。
第九章 前路迢迢
二、“既没有奇迹，也没有灾难”
但这一切离黑人、尤其是下层黑人的期望仍然相距太远。关键还不在于曼德拉没有采取极端的措施来“削富济贫”，而在于南非三年来的宏观经济形势并不理想，人们期待的经济奇迹未能出现。凭心而论，三年来南非经济的年均增长率虽然只有3％，不仅不如“亚洲龙”，也不如近年来已从“休克”中复苏的东欧转轨国家。但考虑到南非经济1993年以前连续多年负增长的长期萧条局面，1993年后的连续5年正增长就不能不说是一种成功，而且是20多年来南非从未取得过的成功。经过治理，南非的通货膨胀1997年已降至8％，兰特贬值的趋势已被止住。人们曾经预期随着国际社会对南非制裁的取消，将会有一个外资涌入的热潮。令人失望的是三年来这个预期并未实现，外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低水平。但三年来毕竟有外资流入，而在非国大上台前由于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经济危机，资本多年是净外流的。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外资对南非的冷落使南非难享“亚洲虎”的繁荣，但也使南非在“不祥的1997年”没有受到由外资泡沫引发的金融灾难的袭击。当从曼谷、汉城直到东京的人们一片恐慌之际，南非的“步子不快年年走，成绩不大年年有”，是不是会让曼德拉总统感到庆幸呢？
在变革问题上强调渐进与保持连续性；在发展问题上强调谨慎乐观，不强求奇迹但保证避免灾难；在体制上坚持市场经济方向。这是曼德拉政府三年来经济方针的总特征。根据这个精神，政府没有走以雄心勃勃的国家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道路，三年来对预算开支一直坚持从紧，预算赤字在1997年要降到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而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赤字到1997年第二季度时已只有国内生产总值的0。6％。
三年来的南非经济大体上是健康的，但在曼德拉准备“交班”之际，他也感到了某些严峻的挑战。1997年，南非的经济天空飘来了三片乌云：
第一，1997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严重影响了南非的农业，据说在1997—1998年度因大旱，南非主要粮食作物玉米可能要减产一半。
第二，世界金价暴跌。1997年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已从年初的每盎司370美元剧跌到年末的280美元，已经跌到不足抵偿南非大部分金矿的生产成本，致使20家主要金矿中就有9家严重亏损，甚至濒临破产。南非是世界最大产金国，黄金业是支柱产业，从业者达35万，出口值占南非总出口的30％，金价下跌对南非经济是沉重的一击。据估计，如果明年金价跌破250美元，则南非经济不仅不能增长，还要下跌1。5个百分点。
第三，全球性股市不景气，使约翰内斯堡交易所指数从1997年夏天到年底下跌了15％，虽说与“东亚灾难”相比这个幅度并不惊人，但毕竟对投资信心是个打击。
在曼德拉准备交班时，马弗京上空一片晴朗。然而我们的黑人总统不能不担忧，这三片乌云会给南非的经济气候带来一场严重的暴风雨吗？
而更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在“没有奇迹，也没有灾难”的表象下南非社会仍有三大隐患，它们一旦发作，后果将不仅影响经济而已。
第一是失业问题。南非作为非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黑人人口的城市化比率已达70％以上，而失业问题已超过土地问题成为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苦难的最集中反映。南非的黑白人工资有差距，但相对而言还不是最大问题，导致黑白人收入分配悬殊与黑人贫困现象日趋严重的首要原因是黑人失业率太高。在过渡时期非国大曾声称失业率高达40％。一般认为这是为了指责政府而有所夸大，但实际失业率也达25％—30％，仍是灾难性的水平。解决黑白人同工不同酬或就业制定中的种族歧视可以靠改革，但扩大就业规模则只能靠发展。而自1994年以来年均仅3％的经济增长率远不足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这就给新政府解决失业问题造成了严重障碍。可以说，解决失业是非国大上台时对黑人群众所作的最重要的一项承诺，然而三年后的结果也是最令人失望的。目前南非经济增长所增加的一些就业甚至赶不上劳动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失业现象有增无减。在社会压力下，曼德拉政府于1996年制订了名为“增长、就业与再分配计划”的宏观经济发展计划，提出到2000年每年解决40万人就业。其中1996年解决12。6万人，1997年增为25。2万人。然而现实与计划相反：1997年上半年，就业人口非但没有任何增加，反而减少了2。5万，与去年同期相比净减1。5％！失业问题不但没有缓解反而有加剧的趋势，以失业为主要原因的黑人贫困问题也就有恶化的危险，非国大将如何向黑人群众交代？
失业与贫困引发的第二大问题是治安。自过渡时期起，南非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暴力活动之严重堪称世界之最，那时主要是黑人政治群体间的战斗，1993年南非因此共死亡4406人。曼德拉执政后政局渐趋稳定，武斗规模递减，死亡数至1996年已降至1057人，随着非国大与因卡塔关系的缓和，1997年1—5月死亡数“只有”340人。应当说这是非国大政府在改善治安方面的一大政绩。但是政治性暴力虽减，刑事犯罪却大为增长。贫困与失业的蔓延使治安恶化，而巨变后人们美好预期的落空更使颓废情绪与反社会情绪上升。许多人丧失了为政治理想而冲冲杀杀的兴趣，却走上了为一己之私而杀人越货的犯罪道路，致使南非几乎成为世界犯罪之都，每10万人死于凶杀的人数比率比美国高出7倍，连续两年居世界之首。1997年情况更为严重，连接发生了许多贻笑于世贻羞于国令人发指骇人听闻的大案：先是曼德拉总统在约翰内斯堡的官邸被盗，作案者竟是总统贴身侍从。继而副总统姆贝基90多岁老母亲开的小商店被持枪歹徒洗劫，劫匪打死了赶来的警察，商店被迫停业避祸。司法部长奥马尔发表谈话宣称要对黑社会采取强硬措施，立刻受到匿名电话的威胁，部长居然悄悄搬家而不敢声张。可见黑社会嚣张到什么程度。据南非警方称，近年来世界各地100多个跨国犯罪团伙在南非安营扎寨，全国人口中的吸毒率在过去两年中翻了一番，走私、贩毒、洗钱、雇杀手的犯罪活动已形成一条龙。另一方面，以秘密结社形式活动的非国大在取得天下后，部分人的帮派习气也在向黑社会团伙发展，导致腐败严重，政坛任人唯亲、收贿渎职、结党营私、裙带风与家族政治蔓延，警察、税务、海关等部门尤为严重，经济犯罪急剧发展，仅一年多时间里警方立案的涉及金额就已达31亿美元之多。
另一方面，新政府的刑法又似乎过于宽大。非国大上台后废除了死刑，恶性罪犯可以交保获释，尤其是由于害怕担上种族歧视的恶名，一般黑人犯罪警方往往眼开眼闭，提提放放。曼德拉和他的难友们当年饱受南非狱政恶劣之苦，上台后出于好心改善了监狱的待遇，不料却造成了大批终生监禁的恶性罪犯在狱中享受穷人无法企及的福利这样一种尴尬局面。一方面是就业无门，另一方面是有罪不惩，这就难怪在部分贫困青年中形成了以犯罪为荣、以抢劫致富相夸耀的积弊。
失业与治安的恶化导致了第三大问题，即反对派活动的发展。而反对现实之弊又往往导致反对新政府的方针政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南非的极左、极右两翼反对派对现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的不满颇有重合之处，尽管这两翼本身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极。如果说极右翼是因为自由经济政策砸了白人的“铁饭碗”而不满，那么极左翼则极力争取黑人的“铁饭碗”并同样抨击自由经济政策。极右翼留恋过去的“种族社会主义”，而极左翼则留恋非国大旧时纲领中那些受苏联影响的东西。后者的主要代表是南非工会大会（工大会），该组织过去曾与非国大及南非共结成三位一体联盟，在推翻种族隔离制度方面功不可没。但非国大执政后，工大会即提出了高工资高福利要求，并沿用旧的斗争方式，动辄发动行业或全国性罢工。一些舆论及研究者，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都认为，工大会要求的是“第三世界的生产效率、美国工人的工资”。这大大超出了现实可行的范围。按新劳工法规定，如今南非凡雇员15人以上的企业，都须成立工会。工会可就工人的一切要求与资方谈判，谈不拢的即可罢工。仅1997年，此伏彼起的罢工就逼得约1万家中、小企业主关门卖厂。政府的私有化计划也因工会的反对而受阻。许多外国投资者为躲工会而把工厂设在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地区，更多的投资者则望而却步，不敢轻易踏足南非。而非国大政府既无法满足工会要求，又恼怒于工会打乱自己的计划，对这个自己一手扶植起来的力量越来越难以容忍，双方关系很不乐观。
工会的罢工一方面吓跑了投资者，另一方面提高了劳务成本，迫使现有投资者限制用工规模，从而使失业问题更难解决。而失业与贫困使犯罪增加、治安恶化。这一切更导致人们的不满，反过来加剧了工会抗议运动。同时这些因素也阻碍了经济增长，而经济停滞又是失业、犯罪以及工会抗议等等之源……南非犹如陷入了一个怪圈，怎样才能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年迈的曼德拉总统在苦苦思索。
“治乱世用重典”，是古今中外许多统治者难以摆脱的逻辑。反抗旧的暴政获得成功，而新的秩序尚未建立，新旧之间的无序状态使社会陷入混乱，成功者不得不用新的暴政来镇压之。这样的逻辑不知使多少民主进程出现反复。曼德拉从事反暴政斗争50年，而执政至今不过三载，不能说是老于治道。曼德拉有顽强的斗争意志与丰富的政治阅历，但并不擅长于思想建树。曼德拉的人格魅力有余而理论素养不足。曼德拉德高望重，有很强的政治动员能力，但毕竟廉颇老矣。面对如此复杂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万全之策；对于南非未来之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已是成竹在胸；曼德拉有“圣雄”之誉，被视为民族之魂，但他是人而不是神，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走错棋。……但目前我们知道的是，他不想用“重典”治乱世，不想重蹈历史上那体现了多少遍的逻辑，不想用铁腕来治国，而是要继续民主、宽容的方针。哪怕这样做出不了“奇迹”，但他自信至少不会造成灾难。
坐了28年牢、深受暴政之害的曼德拉一上台便倡议废除了死刑。三年来尽管治安形势恶化，犯罪率直线上升，民意测验表明80％的白人和50％以上的黑人都强烈要求恢复死刑，但曼德拉坚决不同意。曼德拉的这种人道主义精神会最终有助于人性对兽性的斗争吗？人们拭目以待。
面对着新旧交替、乱治相接、百废待举、诸务丛集的复杂局面，曼德拉没有挑一个铁腕人物作自己的接班人（话又说回来，按他主持下南非目前已形成的政治体制，他即使挑了谁也未见得就能为民主程序所通过，前些年他荐祖马为总书记、为温妮打圆场都未成功就是明证），而是推荐了温和的小姆贝基与祖马等人。他在马弗京的代表大会上说，他之所以看中姆贝基是因为姆贝基“亲近有强烈个性的人，而疏远阿谀奉承者”，姆贝基“决不会孤立或惩罚对非国大及其工作进行真诚批评的人”。一句话，他是民主南非“一位真正的领导人”，而不是个铁腕人物。曼德拉慧眼识人，而被识者能否不负所望？人们拭目以待。
无疑，曼德拉在和平结束旧制度方面创造了奇迹。正如《今日美国报》在评论他交班时所说：“这个国家避免了波黑的命运，这主要归功于曼德拉。”
然而此后，曼德拉在建设新国家方面迄今并未创造奇迹。但南非人民仍然相信他是能带来奇迹的。24岁的黑人学生维克托·曼斯在得悉曼德拉将引退之后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他在今后20年中继续担任国家的总统，我们也许能够看到某种奇迹。但不幸的是：他不会了。”＇1＇
他不会了。那么他的接班人会吗？也许，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这种估计是对的：“南非的未来也许并不轰轰烈烈——既不会有奇迹，也不会有灾难。而更可能在一连串的试探、摸索中取得一定的成功。如果人们记得种族隔离制度给非国大留下的包袱、记得许多人预言可能发生的动乱的话，那么这样的成功也会是不小的业绩了”。＇2＇
但在笔者看来，对于部落传统浓厚、民主习惯欠缺、历史积怨如山、现实问题成堆的南非来说，放弃那种只靠铁腕人物创造奇迹（实际上往往创造的是灾难）的想法，走上理性、法治的轨道，这本身就是个更大的奇迹。曼德拉不也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吗？
第九章 前路迢迢
三、“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
曼德拉具有广阔的人道主义关怀。他首先是南非人民的儿子和新南非的“国父”，但他从事的事业也使他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如今大概没有任何人——包括他的敌人——怀疑他对“我的祖国阿非利加”的热爱，他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和他对养育了他的特兰斯凯农村及科萨部落乡亲的深厚赤子之情。但是同时，曼德拉并不是个加尔维式的黑人“族粹”派和“黑色沙文主义”者。相反，青年曼德拉对自己家乡部落的传统陋习与对白人的种族压迫一样是个天生的叛逆者。他早年离开家乡出走的直接原因就是反抗强加于他的部落传统包办婚姻；他拒绝按长辈旨意接班当酋长；他宣称要“反对一切统治——家庭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晚年的曼德拉出于政治家的成熟，对部落传统的尖锐指责已很少见，但他的“反加尔维”立场并没有改变。在某种意义上，曼德拉的“西化”色彩与南非前“黑人家园”许多保守领导人那刻意渲染的传统酋长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际上，那些领导人的私人生活往往也是极为“西化”的，外表的“传统”姿态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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