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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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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1996年7月9日访英期间曾称：“在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中，英国的民主制度是我们前进的航标，而BBC（英国广播公司）的‘世界快递’是我们这些囚徒的救命绳索（暗指打破白人当局新闻封锁而言）。”但另一方面，他对英国保守党某些政客阻挠国际社会制裁南非、并在过渡时期支持布特莱齐势力的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曼德拉在狱中时，曾多次成为全球关注的中心。1981年法国17000签名于致南非驻法使馆的请愿书，要求释放曼德拉。1982年，53个国家的2000名市长又为曼德拉的获释而签名请愿。1983年，英国78名国会议员发表声明，50多个城市的市长在伦敦盛装游行，要求首相向南非施加压力以使他获释。1988年6月11日曼德拉70岁生日时，伦敦温布利体育场7。2万人出席为狱中的他举行的祝寿音乐会，全球60多个国家近10亿人通过卫星电视收看了这一盛况……曼德拉的获释因而不仅是南非黑人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与人类良知、社会正义的胜利。
在这种背景下的曼德拉也自然成了不仅为南非黑人、而且为人类正义而尽力的圣雄式人物。出狱后他曾说道：“在那些漫长而孤独的岁月中，我对自己的人民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了一种对所有的人、白人和黑人，都获得自由的渴望。我也同样明白，压迫者也和被压迫者一样需要获得解放。夺走别人自由的人是仇恨的囚徒，他被偏见和短视的铁槛囚禁着。”“出狱之后，我的使命是解放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缺一不可。”于是，曼德拉也就像当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关心他的自由一样，关心起世界各地人们的自由来。他不顾年近八旬，从一国之主的繁忙公务中、从南非国内山积海量的待理之机中抽出时间来“多管闲事”，为国际人权事务而奔走呼吁，为各种对立纷争而调解斡旋。
曼德拉首先关注的就是南非的近邻斯威士兰。从地图上看，几乎为南非国土所包围的斯威士兰与另一个类似的内陆小国莱索托，都很像南非国内的那些“黑人家园”。的确，这两国与今南非境内的“黑人家园”原来都是南非联邦管辖下封闭的、农业性的、酋长制的土著人保留地，而且往往同族同语（如南非的“黑人家园”坎瓜尼与斯威士兰同为斯威士人，夸夸、莱伯瓦与莱索托同为索托人聚居区）。60年代两国独立后仍与南非保持密切联系，直到70年代末这两国仍然使用南非货币兰特（后来有了自己的货币，但仍以兰特汇率为基础，与之保持1∶1比价，实际金融业务仍在南非）。与“黑人家园”类似，这两国也有大量黑人劳工在南非各经济中心谋生。事实上，70—80年代南非白人当局策划的黑人家园“独立”，就是企图以斯威士兰的立国模式来实现的。而南非的民主力量对该国保守的王室也抱有类似对“家园”右翼统治者的反感。
因此不难理解，南非人与他们的总统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人的民主化进程具有特别的热情。“民主不能输出，但正义没有国界”——南非《星报》一篇文章这样评价斯威士兰局势。
1995年3月，曼德拉亲自牵头，约了博茨瓦纳总统马歇尔与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一同为斯威士兰的民主进程进行翰旋。当时报纸报道了这个“曼德拉的秘密的斯威士兰计划”。
国王姆斯瓦提三世和纳尔逊·曼德拉的秘密会谈使外交家们在思考他们要实行的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在斯威士兰民主进程的游戏中，邻国总统纳尔逊·曼德拉正在打他自己的牌，连外交部长阿尔弗莱德·恩佐和南非的其他外交部官都没有看清他这一战略的具体环节。
在帮助斯威士兰解决其国内危机的问题上，曼德拉个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斯威士兰的这场危机是在一月份突然降临的。当时，几乎整个劳动力大军，在斯威士兰工会联盟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周的罢工，要求恢复宪法体制。
1995年2月末，曼德拉和来自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的两位与他同等级的人士，奎特·马歇尔和罗伯特·穆加贝两总统，在比勒陀利亚会见了斯威士兰年轻的国王姆斯瓦提三世。随后，1995年3月1日，曼德拉和姆斯瓦提在斯威士兰举行了会谈。在这两次会议上，只有各国的首脑讲了话，甚至于外交部长恩佐在比勒陀利亚也没有发言。
关于发言内容，恩佐和外交部总秘书长拉什德·埃文斯都没有得到任何汇报，这一点得到了高级外交官的证实。南非的外交家们承认，不了解他们将执行的政策的细节，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对他们的打击，可是唯一的解释是：鉴于国王的绝对保密的要求，曼德拉采取了妥协态度。
驻斯威士兰首都姆巴巴纳的南非高级代办说：“关于会谈的内容，我们一无所知。对我们来讲，这确实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必须实施这项工作。我们的斯威士兰的同级外交人员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
但是，他相信曼德拉的策略有一个目标：“姆斯瓦提不能在他自己的人民面前丢脸。看起来，他不能屈服于压力。但是，毫无疑问，他将会面临来自于斯威士兰国内、国外和曼德拉总统的压力。”
姆斯瓦提的父亲，老国王索伯胡扎二世在1973年，中止了斯威士兰西方式的宪法，禁止政党和自由的政治活动。姆斯瓦提——一位纯粹的君主，进行着统治，他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最后一位君主。他曾公开地批评“外国人”在他的国土上制造的麻烦。在一个极其传统的社会里，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他不止一次地宣称，他将不会屈服于压力。
人们普遍认为姆斯瓦提从他个人来讲，至少是喜欢有限的改革的，并且南非的外交政策就是建立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姆斯瓦提被他保守的顾问们和广大的皇室成员所限制，他们肯定是更反对改革的。
1994年8月份左右，姆斯瓦提邀请曼德拉到斯威士兰进行政府级访问。舆论认为他意在用普通外交关系的纱布作掩护，来讨论具体国内的民主化呼声。
虽然那次访问未能成行，但是祖鲁国王古德韦尔·瓦雷斯尼和姆斯瓦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明显地提出了民主化和恢复立宪君主制的益处。
于是，曼德拉的代表萨布·姆彼克本打算在1997年早些时候的工人动乱时期访问斯威士兰，主要是要讨论斯威士兰与南非的一项长期土地租赁协议的条件。但是，姆斯瓦提中断了这次访问，当时南非的解释是，国王努力避免使这一访问看起来是姆彼克去那里对斯威士兰的内政加以干预。
同时，曼德拉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压力，要促使斯威士兰朝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一位总统身边的人士说，由于曼德拉个人曾对尼日利亚的军事独裁者萨尼·阿巴查采取了积极的反对立场，所以他被指责为：对一个没有民主体制的邻国没有采取同样严厉的态度。
南非工会大会同样鼓励南非加入斗争，“我们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发言人说。
曼德拉邀请姆斯瓦提于1995年3月1日访问比勒陀利亚。姆斯瓦提接受了邀请，但要求保密。当总统办公室公布了这一访问——显而易见，当时南非方面把国王的要求误解为：只要保证谈话内容的隐密就可以了，而国王实际上是要把整个访问当做秘密。——姆斯瓦提取消了这次访问，曼德拉提出去斯威士兰访问姆斯瓦提，在那里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会谈。
人们相信，曼德拉已经向姆斯瓦提强调了改革的重要性，但是他不想被再次视为“别个国家的政治代理人”，在曼德拉批评阿巴查并且着手加快与其地区伙伴的关系时，这种称呼被强化了。
曼德拉请马歇尔和穆加贝同他一起参加1995年3月在比勒陀利亚的会议。很显然，这两位人士曾在1994年帮助他避免了一场莱斯罗的政变。
总统机构的发言人表示：姆斯瓦提要求他的这次会议保持隐密，但是，当一位斯威士兰的记者获得了有关会议的某些线索后，肯定地说：“既然要设法使四位政府要人聚集在一起，那么使会议内容保持隐密是非常困难的。”
事实上，这次事情从头至尾体现了鲜明的“曼德拉风格”：他非常关心斯威士兰的民主化，但同时也尽力维护该国国王的面子，注意不使他难堪。曼德拉对斯威士兰事态的价值判断是非常明确的：他同情该国的民主派，反感姆斯瓦提国王的专制。但他反对南非工会大会等组织跑到别国去煽风点火的做法，也不赞成南非白人政党以“不干涉”为名放弃道义立场并实际上帮助王室化解压力。曼德拉没有发表支持该国民主派反对国王的言论，但却从四国元首聚会的形式私下做姆斯瓦提的工作，促使其顺应时代潮流，而整个过程都是在尊重国王的形式下进行的。曼德拉没有“输出民主”，但却坚持了鲜明的道义立场。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绝非消极而又不失“中庸”的做法的确为斯威士兰问题的解决起了很大作用。
斯威士兰问题生动地体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非洲政治家与国际活动家的作用。他的道义资源与政治智慧在这种作用中得到了广泛的称赞。1999年，作为南非领袖的曼德拉正式隐退，但作为国际活动家，人们都希望能继续看到他那忙碌的身影。
* * * * * *
“现在，我们这一代人在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之后，把接力棒交给我们的接班人。让我们祝福他吧！”
1997年12月20日，马弗京，纳尔逊·曼德拉把一根上面刻着非洲传统图案的木手杖交给了继他之后接任非国大主席的坦博·姆贝基。在传统文化中，这手杖是权力的象征。在3000名代表的热情欢呼声中，曼德拉以上面那句话结束了他长达5小时之久的非常坦率的讲话。随后非国大新领导层依次同这位老人拥抱，全场代表们热泪盈眶，在欢呼声中向曼德拉挥手告别！
摩西归来——摩西又走了。也许，南非从此已经告别了需要“摩西”引路的历史。今后的南非不会再有也不再需要圣雄式的领袖，这个国家的掌舵人今后只需在竞争中定期赢得选民授权，便可按一定程序自动校正航向。——但曼德拉留下了什么？他留下了这套程序，留下了一条新船。而更重要的是：
他留下了作为民族之魂的曼德拉精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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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今日美国报》1997年12月16日，戴维·林奇：《小心谨慎的南非走向后曼德拉时代》。
＇2＇？（英）《经济学家》1997年12月13日，《南非：奇迹结束了吗？》。
【第二部分】南非的启示
【第二部分】南非的启示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好望”降临好望角：“曼德拉现象”的历史意义
曼德拉与南非奇迹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说，1994年内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是卢旺达的大屠杀与也门的内战，然而仅仅半年以前，如果有人举出也门、卢旺达与南非三国，问哪一国最可能发生内乱？也许绝大多数“观察家”会说是南非。的确，与单一民族的也门、优势部族统治的卢旺达当时的相对平静相比，南非那时正弥漫着一片血腥味，自1990年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暴力、残杀愈演愈烈，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博伊帕通惨案、西斯凯惨案、博普塔茨瓦纳冲突、夸祖鲁流血事件，黑人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因卡塔自由党领袖布特莱齐威胁要发动“起义”、白人右翼组织则宣称不惜搞“新的布尔战争”，而黑人激进派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则仍在炸饭店、杀警官。尤其是1993年4月南非共总书记哈尼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南非局势几乎失控，处在内战的边缘。
的确，比起现今世界上所有热点地区来，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间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是无与伦比的，白人对黑人的340多年种族主义统治，时间之长，创伤之深，堪称世界之最。南非黑人各部族对白人的反抗，从传统的部族起义到现代的解放斗争，其牺牲之惨重也是世界罕见的。尤其是黑人中的祖鲁人与白人中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的较量，史称“血河之战”，其惨烈程度已使它成了积淀在黑人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许多事件，包括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的建军日，都选在“丁干日”即血河之战纪念日——12月16日（丁干是当时的祖鲁王）。当代白人的南非统治者与黑人解放组织间，也有着从1960年沙佩维尔惨案到1993年的哈尼遇刺的笔笔血债。至于现实生活中黑白之间的贫富悬殊和赤裸裸的不公正，更是随时会给人以强烈刺激。
尤其是南非“黑白冲突”的双方都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在整个非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南非白人中占多数的族群荷裔南非人（布尔人）是黑非洲最早的白人移民族群，由于其母国荷兰很快衰落，他们很早就失去了母国的依恃，三百多年来在非洲落地生根，从社会发展、语言直到心理状态都已特性化。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中，他们是唯一不自认是欧洲人而自认是非洲人（所谓说“阿非利卡语”的“阿非利卡人”）、不自认为是移民而自认为是土著的族群。他们中几乎没有持母国（如果荷兰还能算是其母国的话）护照的，这与英、法、葡、比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大不相同。由于“没有退路”，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显得特别顽固，不仅敌视黑人，而且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客居非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及其宗主国、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宗主国影响的国际社会，都怀有极大的戒心，并因此而长期发展出一种类似犹太人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和集体意识，特别关心政治，势衷于政党活动，这在政治参与高度发达的欧洲也是罕见的。同时，由于布尔人或阿非利卡人在传统上是农民（农场主）＇1＇，总体文化、技术水平不如英语白人。他们多构成蓝领白人或“穷白人”群体，一旦与黑人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的地位远不如英语白人更有把握。因而他们也特别难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而黑人的根在南非当然更是不可置疑，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布尔白人自称阿非利卡人而称黑人为“班图人”，黑人也自称阿非利卡人（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名即由此）而称白人为殖民者。双方都以非洲人自居而否认对方的非洲人资格，这也是“南非特色”之一。
除了“黑白矛盾”之外，南非黑人内部与白人内部的裂痕之多之深，在非洲也是少见的。如果人们不是像观赏大熊猫那样去“观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史，就会看到它的不那么浪漫的一面。在非洲被“凶残的白鬼子”贩卖到大洋彼岸受尽苦难的一亿黑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被白人俘获，而是被他们的酋长或“猎取”了他们的敌对部落卖给白人以换取小刀、玻璃珠之类玩意儿的。南非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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