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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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从米尔那儿了解了印度人民和他们在南非进行的斗争，他对此很感兴趣。米尔一家是穆斯林。1860年英国人把印度人运到纳塔尔，让他们在甘蔗田里劳动。甘地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在德班定居。他看到印度人不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叫精神力量），现在这项运动的高级领导人是两个年近40的医生：纳塔尔的甘地式人物蒙蒂·奈克和德兰士瓦的共产党员约瑟夫·达杜。印度政府在领导亚洲艰难地争取独立的同时，给他们以道义上和外交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曼德拉看到年轻的印度人自愿从约翰内斯堡出发驱车500公里到达德班，却在那里受到了审判，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但在政治上他还是与他们划清了界线。米尔和辛格这些印度人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中肯的政治、经济哲学。他们社区的代表们是一些保守的商人，这些人指望能与白人统治者达成谅解。这种做法让他们感到很沮丧，但是一位杰出的英国老妇人又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梅布尔·帕尔默博士是费边主义者和乔治…肖伯纳的朋友。她向各民族的人讲授各种知识，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虽然党员很少，却在组织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劳工问题的作用尤为突出。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她独自提出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
曼德拉非常反对共产党，这不仅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传统背景，还因为他的宗教培养告诉他，共产党员是不信基督的。大多数联盟的成员都有他的这种敌意，所以当“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鲁斯·弗斯特想介绍他们入党时，他们一口回绝了。
布拉姆·费雪是个祖籍欧洲的共产党员，作为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起草了一个更民主的非国大纲领。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是“年轻的土耳其人”）不仅反对共产党还反对与白人合作。但他后来仍在两次历史性的审判中为他们进行了辩护。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联合将削弱他们的努力，而且白人共产党员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的”。更有甚者，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差别而掩盖了团结所有非洲人这一主题。伦尔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那些想留在非国大的非洲共产党员退党，于是在非国大年会上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达到这一效果。然而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尔都是大会中最有声望、最活跃的人物，而击败青年联盟这次运动的却是那些中间分子。
至于青年联盟对白人的基本态度，曼德拉说，非常多的攻击都针对于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把白人赶到海里去”。他与各位同仁起草了自己的基本政策并多次开会讨论，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必须考虑到南非的具体情况，要知道不同种族的人民在一起生活已无法改变。“但我们坚持认为”，他们补充道，“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进步的条件是废除白人统治，改变南非社会的基本结构。消灭那些造成剥削和人类悲剧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的自由、建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种族压迫和迫害将是法律所不容的。”
青年联盟也承认有些欧洲人热爱正义、谴责种族压迫，“但是他们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归根结底是无用的。”至于那些同样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印度人，他们与非洲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只要他们不妨碍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就不能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其他有色民族所受的压迫各不相同，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





　　
　　　　第二章　指点江山
　　　　
　　


　　
二、重振非国大
曼德拉认为这次南非黑人与印度人的领袖的联合行动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但他们这些青年联盟的成员仍反对与印度人大会联合。当克苏马、达杜和奈克尔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使非国大与南非印大为争取合法权利联合行动时，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决定“单独行动”：为了使南非人恢复自信，还有许多事要做。
姆达是青年联盟的新主席，坦博是副主席，安东·伦尔迪长期生病，于1947年去世了，这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损失。在他死后的日子里，他的思想仍激励着他的同志们和追随者们前进。曼德拉当选为书记。由于不断深入地被卷入政治之中，他已放弃了法律学业。
联盟准备了一个行动计划并决定以此向克苏马博士挑战。他们对其谨慎的领导感到不满，虽然他们不得不承认：由于他的组织才能和正直人格，非国大现在已经有了几千名会员，在银行也有了3000英镑的存款。虽然曼德拉也参与了这次攻击，但他个人对克苏马的评价还是很高的。1949年12月，就在非国大年会召开前不久，他和坦博、西苏鲁作为代表拜访了克苏马。这是一次艰难的会晤：克苏马决心继续掌权，而他们却更加坚信人们已经足够成熟、可以行动了。另外，矿工罢工的教训使他们坚信：没有工人“大众”的参与，就不会有成功的政治行动。他们向克苏马转达了一份最后通牒：如果克苏马不支持他们的行动计划，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他们就不支持克苏马当主席。可克苏马根本不理这一套。
最后他们选择了支持这一计划的莫罗卡博士。几乎每个顽固派的人都选克苏马，而这些年轻人却选莫罗卡当主席。这次“青年联盟”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们的“政变”成功了。
沃尔特·西苏鲁仅以一票优势当选为总书记。这是很有意义的：非国大第一次有了自己专职的书记，他能得到每月5英镑的工资，还有一间办公室，虽然很寒酸却处于约翰内斯堡的商业区之中。西苏鲁的妻子阿伯蒂娜也把自己当护士挣的工资拿出来支持他们工作。
曼德拉是新当选的全国执委委员之一。执委中还有温和派分子、共产党员和青年联盟的其他代表，他们宣誓要努力执行已被大会热情采用的这个行动计划。
这个计划是非国大奋斗史上的分水岭。他把目标指向“国家自由”和民族自决，反对白人统治思想所造成的种族隔离和白人领导。非国大必须利用新的“武器”：联合抵制、罢工、非暴力反抗、不合作以及能够达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但是非国大首先要做的是必须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停工，在这一天反对政府的反动政策。
因此非国大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制订了一个全新战略。曼德拉指出，非国大以前的领导人“希望通过为自己的事业辩护能使统治者回心转意并给予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权利”，而现在他们应该使用压力，“迫使统治者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正如他在青年联盟杂志《北极星》中写的那样，他也注意到“与群众保持高效联系”这个问题。他补充说：“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态，它能抓住群众的思想。”“我们的任务是把这种意识形态完整地教给他们。”
在“青年联盟”还没有组织好1950年劳动节的“全国性停工”之前，由共产党、印大和德兰士瓦非国大组成的特别机构也号召同一天在约翰内斯堡地区举行停工，以抗议政府关押了科塔尼、马克斯和达杜，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们被激怒了，他们与这次活动的组织者发生了冲突，解散了会场，并在自己的杂志上尖刻地抨击共产党。他们的文章说，既然工人是南非黑人，而身为黑人是他们受压迫的主要原因，作为工人只是第二位的原因，那么共产主义这个“外来的植物”很显然是不会在南非的土地上茁壮成长的。曼德拉的坏脾气就是在这次冲突中出的名。
尽管“青年联盟”反对在约翰内斯堡举行抗议活动，政府也禁止游行，而且“五一”节那天当地还部署了2000名警察，这次罢工还是相当成功——有一半以上的工人“待在家里”。但是由于警察袭击了集会群众，结局几乎成了一场悲剧。组织者们和“工贼”吵吵闹闹，警察向群众开枪射击更引起了骚乱。曼德拉和西苏鲁在奥兰多匆忙地跑前跑后，设法使人们冷静下来。他们要求人们赶紧分散开来，找地方躲起来。最后有18名非洲人被杀，受伤的多达30余人，其中还有3名儿童。
对“青年联盟”内部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在罢工中所受到的来自基层群众的支持，令他们大开眼界。曼德拉说：“那天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我既亲身领教了警察的冷酷无情，又被非洲人工人对‘五一’节号召的支持而深深感动。”
组织者的工作极为艰苦，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和西苏鲁结识两位年轻的印度人，一位是工厂工人保罗·约瑟夫，另一个是学生艾哈迈德·卡特拉答。他们每天一大早就开始工作，晚上还出去散发传单。当他们握手的时候，曼德拉和西苏鲁这两位“青年联盟”的领导人向保罗和卡西表示祝贺——这是最初的亲密表示，后来他们四个成为终身挚友。
首先把人们隔离开来的种族隔离法正在把人民赶到一起来——《人口登记法》按种族对每个人进行分类，使个人饱受痛苦；《团体住区法》按种族和部族把城乡各地的居住区分开，特别是没收了印度商人的土地，并宣布对一切“非欧洲人”都将实行大规模的强制搬迁。非洲人现在被政府叫做“班图人”，政府还要根据《班图人权利法》对班图人部落进行重新划分。
《镇压共产主义条例》的政治影响极为恶劣。其针对的目标不仅仅是2000名共产党员：其中非洲人1600人，印度人250人，白人150人。40年代时，共产党人曾被选为“土著代表”进入议会，并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两个市的议会中占有席位。现在，冷战硝烟正在四处蔓延。在美国，麦卡锡搞得人心惶惶；在南非，司法部长C·R·沃斯特宣布，他同英国秘密警察头子珀西·西托利爵士一起调查了共产主义运动在非洲的发展情况。非洲人认为，这标志着英国政府同阿非利卡人的国民党进一步勾结起来，英国在此间联合国就西南非洲托管地问题进行辩论时一贯投票支持南非。
这个新“条例”具有南非特色，正如非洲人国民大会高级官员指出的那样，他“主要针对非洲人和其他被压迫的人民”。
所谓“共产主义”包括任何旨在“通过加剧骚乱和混乱，非法行动或违纪行为，或威胁采取非法的或懈怠的行为，从而在联邦内部引发任何政治的、工业的、社会的或经济的变动”。司法部长有权“指定”任何人为共产党员并把他们逐出其所在组织。被取缔的组织的成员，如果继续“推行其宗旨”，将处以长达10年的监禁。
1950年6月26日，按计划举行全国性抗议示威游行，“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印度人大会”以及共产党都参加了“协调委员会”。开始时大家各怀戒心，但后来摩西·科塔尼从开普敦来到约翰内斯堡担任共产党书记，他带来的气氛让大家的不愉快很快烟消云散。曼德拉开始把他看做“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久他们成了朋友。
这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号召人们“罢工”，它是城市人民同政府对抗的开始。“青年联盟”在呼吁人们支持他们行动时宣称：“对我们来说，这次抗议集中体现了自1652年4月6日以来非洲人民为表达不满而进行的神圣运动。”历史上的那一天，杨·范里贝克到达好望角，为荷属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一个基地。在这份声明中明显可见曼德拉对小时候听部落长老讲述的故事记忆很清晰，因为声明中接着说：“在整个‘卡菲尔战争’时期，在整个丁干时代，在整个莫舒舒时代，在整个塞库库尼时代……在整个白人联邦统治时期，这种运动一直在进行。”他们警告政府：“世界上任何一种物质力量都粉碎不了一个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非洲人发誓要解放整个南非，包括“黑人、白人和黄种人”在内。
莫罗拉博士、西苏鲁、坦博和印度人领袖们动员各省中心地区的群众，争取他们的支援，曼德拉则负责协调整个活动。司法部长在议会“以恐惧的感觉”宣布，“在共产党人领导下……土著人中有一个秘密组织”，它将往人们的水里下毒，并“教人们如何去杀人”。
6月26日，伊丽莎白港、德班、亚历山大市以及其他几个地区爆发了全面罢工；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和一些较小的中心地区部分人参加了罢工。但是德兰士瓦的一些地方反应冷淡，非洲人国民大会承认那里的工作人员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印度人大力支持这次罢工，尤其是在德班，工人们受损失最大——有1000人被解雇，但组织者们及时向他们提供了生活补助。
印度人的组织工作经验及他们的筹款能力启发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而印度人则通过加强与非洲大多数人的合作得到了明显的好处：印度人还在联合国争取到外交支持，那时联合国54名成员国中亚非国家只有1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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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索韦托是个在中国传媒中出现频率很高的地名，南非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里，然而令中国读者奇怪的是地图上却找不到它，而且这个有200万人口（官方统计为90万，其余是“盲流”式的临时居民）的居民点被称为“镇”，实际上它只是约翰内斯堡城郊的一片黑人贫民区。南非的行政设置也带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白人居住的几百人的“市”与黑人的几万、几十万人的“村”、“镇”是并不罕见的。





　　
　　　　第三章　蔑视恶法
　　　　
　　


　　
第三章　蔑视恶法
我认为我不仅在道义上，而且在法律上也没有义务去遵守一种我没有代表权的议会所制定的法律。
——纳尔逊·曼德拉





　　
　　　　第三章　蔑视恶法
　　　　
　　


　　
一、和平的“蔑视”
1950年年底，曼德拉当选“青年联盟”全国主席，他同沃尔特·西苏鲁讨论了下一步如何贯彻他们的非暴力抵抗——“行动纲领”。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呢？曼德拉想起1946年印度人志愿者前往德班时，热情而富于纪律性，于是他提出“消极抵抗”。西苏鲁认为这种抵抗应是“典型的南非式的形式，应富有战斗精神”。他们俩回忆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历史上举行抗议活动时自发运用“消极抵抗”的例子。1913年，在奥兰治自由邦，黑人妇女曾抗议《通行证法》。她们把成袋的通行证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当政府干预时，成千上万的人宁可选择坐牢也不交罚款。整村整村的黑人妇女被投入监狱，结果当地政府把通行证强加给妇女的企图失败了。在这次活动涌现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妇女工作队。后来在1919年，非洲人国民大会曾在约翰内斯堡和威特沃特斯兰德组织大规模的非暴力游行，反对《通行证法》。尽管警察和白人对示威人群采用暴力手法，抗议活动仍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最终促成了一个部级委员会建议废除《通行证法》（实际并没有被废除）。
西苏鲁认为此时应欢迎各种族的人参加这个运动，不论曼德拉当时多么害怕非洲人可能会被其他种族控制。曼德拉回想起“五·一”节的游行示威，当时“人民”支持他反对的某些东西，渐渐地他让步了，在检讨了自己的立场之后，表示愿与其他种族合作。对于共产党人也是如此。他开始懂得，非洲人“自己干”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激烈地讨论：他们知道“消极抵抗”对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