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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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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讲，也可以说是人权进步对经济增长起了作用。
问题在于：这种说法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横向比较中人权进步明显更大的那些国家，增长率反而（至少在相当一个时期）相对较低？例如，为什么民主化了的中东欧国家经济增长率没有中国高（尽管其老百姓的生活未必没有中国好）？为什么非洲一些民主国家经济增长率也没有南非高？为什么国际资本不是争相投入中东欧，而是争相投入中国？为什么巨量廉价商品不是从中东欧而是从中国涌向世界？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这并不是个太深奥的问题：如果说“招商引资”方面的“竞争力”在全球化市场经济背景下对增长率至关重要的话，那么一个没有工会、可以任意圈地的国家比工会发达、圈地困难的国家（如中东欧国家）哪个更能“招商引资”，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这样的“低人权优势”的确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逻辑。笔者前曾征引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福格尔对美国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效率”问题的研究。＇150＇福格尔证明全美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南方奴隶制经济比北方更有“效率”，但他不是要赞扬奴隶制。相反，按照他的逻辑，如果南方真独立了（也就是没有了与北方的经济一体化），那是不可能有效率的。但如果南北方经济仍然一体化，北方恐怕不可能靠“经济效率优势”改造南方（这是他真正的创见和引起争议之处）。如果按照他的“反事实推论”继续延伸的话，我们说北方反而会被南方所改造也说不定——如果北方资本大量南下（南方的奴隶受束缚，是无法大量北上的），而南方奴工制下廉价商品涌入北方，从而在北方引起大失业与混乱，那首先垮掉的可能倒是北方（如果不想垮掉就不得不向南方学习“低人权”，否则没法赢得这种条件下的“竞争”）。当然，如果北方真的垮掉，南方的“效率”也要完蛋，因为自由经济真正的优势是它的创新优势，没有了创新也就没有了经济进步，包括南方奴工制可能引进北方技术创新导致的“效率”也就完蛋了。所以这样的“竞争”可能是双输之局。显然，福格尔认为是公正，而非效率，成为改造南方的动力。他实际上是以此证明南北战争的必要：只有北方通过战争强行改造了南方，解除了经济一体化下“低人权优势”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北方的创新优势普及到全美，南北方的效率（当然还有公正）就都上去了。
当然福格尔当年的研究根本不考虑什么全球化问题（他讲的只是“全美化”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导出的逻辑可以外推，那么今天全球化下的“低人权地区”假如不能自己完成改造，是不是也会终将导致一场全球化的“南北战争”呢？
然而反过来说，全球化条件下“高人权”地区的资本与其他要素输入“低人权”地区，也会对“低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促进作用。这就是前引夏吉生先生说的：“对外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传播西方人权主义思想的媒介，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南非人的种族观念，冲击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大堤。”一方面，国际制裁对南非影响很大。尤其是1985年南非在部分地区实行紧急状态镇压黑人激起公愤，西方国家的“道义外交”压倒了“利益外交”，使制裁强硬起来，这对南非后来被迫改弦易辙无疑是起作用的。而这，也就是此前西方制裁的“软弱”一直受到批评的理由。
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很早就以强硬的制裁切断了南非的对外经济联系，是否就对改造南非有利，也确实难说。历史上外部压力使布尔人的“牛车阵心态”更加顽固，相对开明的英语白人处境尴尬，而黑人境遇更糟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过。反之，即使在国际制裁“软弱”时期，经济开放也确实“潜移默化”地增进着人权意识。在南非，许多外资公司人权观念明显强于南非本土公司，尤其是阿非利卡白人公司。1977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黑人牧师沙利文提出美国在南非公司应遵守的6大原则，号称“沙利文原则”，即：公司公共场所无种族隔离；支持黑人组织工会；所有雇员同工同酬，工资须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培训黑人从事管理与技术工作的能力；提拔黑人进入管理岗位；改善雇员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福利。到1980年，137家美资厂商签字实行沙利文原则。欧共体也为其商家在南非企业规定了类似原则，尤其强调黑人参加工会的权利。外资公司这些做法对南非本土公司也形成了很大的压力。＇151＇这对于种族隔离制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越来越难以为继，也起了很大作用。
其实，即便外资公司并不有意识地推广“沙利文原则”，资本大量输入后也会改变那里的劳资博弈形势：资本趋向于过剩（至少减少了稀缺），谈判地位下降；而劳动趋向于稀缺（至少减少了过剩），谈判地位上升。尽管专制体制人为的政治压迫会延缓这种上升，但随着趋势的发展它最终还是会表现出来。
然而反过来讲，对于资本流出地的“高人权”地区而言，这个作用却是相反：资本对于本国工会“惹不起，躲得起”，资本“外逃”低人权地区并将廉价商品反向输入，将导致高人权地区资本趋向于稀缺，劳动趋向于过剩，“工会蔫了，福利黄了，劳资平衡打破了，‘野蛮资本主义’回来了”的后果就很难避免。
所以发达国家的左派反对市场全球化，其实是很自然的。这也就是“福格尔影响”的体现。但资本输入地的低人权地区也跟着反，则是莫名其妙。其实南非的非国大，甚至南非共产党，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实力上升都受益于全球化背景下的这种有意和无意的“沙利文影响”，他们的任务也不是抵制市场全球化，而是推进“人权全球化”。
应该指出：如果市场全球化之后又没有“人权全球化”——至少是最基本的人权原则的共同遵守，上述“反向影响”是难以忽视的。事实上，跨国经济交往不仅有“沙利文影响”一种可能。外资进入“低人权”地区就入乡随俗，学会了“潜规则”，学会了“搞定”官员，学会了借助官府弹压劳工、圈占土地、赶走讨厌的环保人士和NGO……这种事南非有，中国有没有？我想不必再说了吧。而一些外资乐不思蜀之后，回到本国反倒不适应了，他们又把这种反向影响带回本国。
总之，全球化使世界各国的互相影响明显增强，即便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联系，事实上也不可能不在经济以外的领域产生影响。但是过去人们似乎只从正面来考虑这种影响，即“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区别似乎只是有些人欢迎这种影响，有些人则害怕这种影响（如南非的一些布尔人谓之“英国殖民主义”的阴谋）。
但事实上影响总是双向的：“高人权”地区影响“低人权”地区使其提升人权，我们可以以上述“沙利文原则”为例，谓之“沙利文影响”。而“低人权优势”影响“高人权”地区使其不得不降低人权，则可以以上述福格尔的研究外推，谓之“福格尔影响”（不能理解为福格尔赞成这种影响，但他无疑提示了这种影响）。笔者当然希望“沙利文影响”胜过“福格尔影响”，但事实是否总是如此，恐怕有待观察。＇152＇在这方面，应该指出中国与南非有很大的不同：中国经济规模之大，非南非可比。国际社会改变中国也要比改变南非困难得多。相反，小小南非几乎不可能“改变世界”，而中国“改变世界”的可能性却无疑比南非改变世界的可能性为大。
“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超经济强制：中国与南非问题的同质性
这就涉及到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了。笔者曾在一些会议上提出中国与南非比较的话题后，引起了不小反响，同意的就不说了，反驳的意见中有一种很有意思：开始激烈地斥责我这样比较大逆不道，强调中国与南非如何不同，但说着说着就不由自主地对号入座，以白人的姿态同情起种族隔离制度来，并激烈抨击我的“黑人立场”：“秦晖此文太烂！明显选择性失明。南非黑人当政后，治理得一塌糊涂。无论是经济还是治安。”“南非黑人处在蒙昧的部落社会，根本缺乏管理现代国家的能力。对他们给予普选权，事实上是在制造社会灾难。正确的办法是让南非黑人精英与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选。”甚至还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选时的白人极右翼那样，主张白人“自我隔离”，建立摆脱黑人的“白人家园”！＇153＇正如另一些网友所说：这些反驳恰恰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与过去的南非在某些地方很相似。
我不想简单地谴责这种公然支持种族隔离的说法“不正确”。因为民主化以后的南非确实面临严重的治理困难。尽管并非像这位网友说的那么“一塌糊涂”，在这方面我还是很同意杨立华先生的意见：1994年后民主南非总的趋势是向好的，而且有许多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但是无疑，1994年后的南非的确也有黑人民粹主义蔓延的问题，尤其祖马总统当选后更是如此，对此不光白人，前总统和非国大领袖姆贝基等许多黑人有识之士也表示忧虑，非国大事实上已经为此分裂。从目前情况看，南非变成“第二个津巴布韦”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时势难料，谁也无法完全排除这种可能。
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种族隔离后遗症”未免太简单化。而且就算是后遗症，有时一种坏东西一旦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路径依赖”，强行摆脱反而会导致更大的问题。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后，约翰内斯堡出现了从种族隔离时代“前拉美化”的“美丽城市”到“类拉美化”治理危机的演变。很多华商对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后与中国建交，大批国人到那里经商创业，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民主化以后像拉美、更确切地说比拉美还严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过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们眼里就像北京，因此产生上述这位网友的说法毫不奇怪。他们并没有在“前拉美化”时代当黑人的体验，如同没有在《城管执法操作实务》＇154＇下的北京当外地小贩的体验一样。
但研究者不能只讲“立场正确”。如果确实以前的体制已经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径依赖”，强要摆脱反会陷入更大困境，那么我们是不是只能接受现实，不要再发表“无用的”甚至“反而坏事的”批判了？
当然不是这样。
南非的情况并不那么悲观。但这涉及对1994年后民主南非改革经验教训的全面考察，这只能以后再谈。
至于说到中国，上面这位网友事实上是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没有同质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么假如未来中国民主化了，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如果不会，那么中国与南非有什么不同？
这里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南非与中国的问题有同质性吗？当然是有的。一个最直观的证据是：这两个国家都在法律上明确规定了“下等人”的权利缺失。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法律规定只有白人有选举权，黑人是没有选举权的。而中国200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第十六条也白纸黑字地规定：人大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这就是所谓的“四分之一选举权原则”。换句话说，每个农村人等于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这一点时曾经指出：美国法律在南北战争前规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选举权”。＇155＇当然，不能简单地由此说美国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国农民更高，但后两者地位很低是显而易见的。
尽管南非黑人与白人生理特征区别明显，而中国的城市“户籍居民”与“进城农民”就难以从生理特征上区别，因此南非压迫黑人是一种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容易为世人注视，现代文明对这种歧视也比较敏感。而中国歧视“农民”则往往被认为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不平等”，即所谓“阶级”的问题，“贫富”的问题，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种误解：刘易斯模型中“二元结构”的问题。许多人认为这种问题到处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认为这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造成两极分化”的结果。然而，对于南非的“黑白”问题无论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左右”分歧，却不会有人说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场经济中黑人与白人“自由竞争”造成的，更不会把南非的问题归结为“新自由主义”或“福利国家病”。
但这两种歧视当然是有同质性的。我们可以从梅因所谓“从身份到契约”理论＇156＇的角度看，这两种歧视显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视。当然历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类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传统上都有的种姓（caste）制。与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国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国家政策规定的结果。时至今日户籍歧视仍然明目张胆地明载于各种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经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征就会消失。如农民出身的人一旦成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对其的敬畏与对市民出身的高官并无不同。而印度的种姓制是一种几千年来的传统习惯，尽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与政策一直是反种姓的（印度法律不会规定“贱民”只有“婆罗门”四分之一选举权），但民间的种姓歧视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中国的身份制也更相似于南非的制度，因为后者也是国家正式立法的产物。
而理解这种同质性的最明晰的说法恰恰来自被国人奉为理论祖师的马克思。众所周知，马克思非常强调市场经济中“形式平等掩盖下实质的不平等”与非资本主义条件下“超经济强制”导致的不平等的区别。在马克思看来，超经济强制意味着身份性的“统治与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157＇所谓“自然发生的统治与服从”指各种与身俱来的等级，包括种族压迫，而“政治性的统治与服从”则是一种后天的、体制的安排，对“农民”的歧视显然就是这样。马克思认为这两者是同质的——它们都既异质于“私人交换”的社会（即今人所谓资本主义），也异质于“自由人联合体”社会（马克思理想中的未来社会）。
南非的阿非利卡白人思想界为种族隔离与歧视黑人的制度辩护时自有一套理论，从白人归正教会关于他们是“上帝选民”的神学解释，“白人比班图人更早来到南非”的史学观点，直到从文化多元论出发得出“白人的人权标准不适用于黑人”、白人与黑人只能“各自发展有各自特点的民主”的理论，可以说是振振有词。而中国那种对待农民的二元体制当初在苏联也曾得到列宁所谓农民是“半反动阶级”、“60个农民必须无条件服从10个工人的决定”＇158＇的阶级优劣论的促成，受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关于以农村为“殖民地”、靠“剥削”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理论支持。当然在靠“农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国，毛泽东对农民的看法与苏联人相比要积极得多。但他心目中的“好农民”从一开始就指所谓“绝了发财之望”的那些人，他们很多其实是游民；而所谓“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的那些上进农民，他是非常厌恶的。＇159＇由此产生所谓“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所谓小农“落后”、“自私”、“保守”的阶级歧视理论和敌视农民“自发势力”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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