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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6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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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中国的农民歧视与过去南非的黑人歧视的确同样是“非竞争”的、制度性的、强制性或身份性的，两者都截然不同于自由竞争条件下的“阶级分化”，而属于更为落后的基本人权不平等。而且笔者前文已经列举的大量事例都证明：这种歧视的力度在中国往往比南非更大。如：中国民工办暂住证要交很多钱，南非黑人办通行证不要；黑人出示了通行证就不会被抓，而民工在特殊时期出示了暂住证仍然会被抓；中国民工的“无证被抓率”总体上也比南非高；中国的“流入控制”比南非更严格；中国“农民工”的家居率比南非黑人劳工低，而“两栖”率比南非黑人劳工高；中国“梳理”打工者的陋居比南非更铁腕，而且南非毕竟还有“安置”，中国则往往是纯粹驱逐；而为了把“暂住者”留在乡下，两国搞的乡村建设中，中国的财政投入也远不及南非；等等。同时，也有一些方面南非对待黑人比中国对待农民更恶劣，如上文所述的土地方面，300年来南非白人圈黑人的地，就规模（而非速度）来讲比我国目前的圈地运动要更严重。
当然，在世界潮流中这两个国家都在进步，中国改革中的进步是明显的，南非即使在1994年民主化之前也已经有不小的变化。在弱化歧视、提高人权的过程中，中国总的趋势与南非是相似的，但进度则比南非晚许多年。例如，中国由征发劳工制转向“流动劳工”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南非是在上世纪一〇年代；现在南非已经由“流动工人”变成了自由就业与定居，中国还远未做到这一步；在对“流动者”的盘查中从“无证抓人”为主改为以“无证罚款”为主的“软歧视”，南非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我国发生在2003年后；南非的“通行证”于1986年废除，我国至今尚未废止，只是一些城市最近出台了改“暂住证”为“居住证”的试点，尽管只限于特定的“人才”，毕竟也可能是“暂住证”制度衰亡的开始；……当然也应该指出，中国这些变化虽然发生得晚，但在一些方面进展还是不慢的。
总之，中国与过去的南非都存在着严重的体制性的身份歧视即“低人权”现象，因此需要基本人权平等（即马克思讲的“形式平等”）的改革，而且中国甚至更需要。
中国与南非的不同：中国能避免民主化以后的“类拉美化”危机吗？
现在我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如果中国与南非可比，那么“中国的明天”会发生“南非今天”的事吗？今天南非那些好事，如身份平等政治民主等等，乃至曼德拉与德克勒克倡导和解、图图主持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对待历史问题的化解，等等，当然已成为佳话。但是新南非的“类拉美化”治理困境的确比较严重。我们在南非的华商作为治安不良的重要受害者，感受固然比当地黑人强烈，但当地舆论也是非常不满的。各国历史上民主化以后有一段“转型混乱”不止南非为然，例如不少中东欧国家也有过这个阶段。但是1990年前后发生变革的中东欧除了极少数发生战乱者外，绝大多数国家都早已结束“阵痛”转入复兴和繁荣，一些国家已经通过“考试”加入欧盟成为“准发达国家”。而南非民主化比他们只是略晚，却至今还没有走出适应期。应该说，要讲“民主化的代价”，南非付出的这种代价要比大多数中东欧国家都更大。
但是南非现在即使是白人，也绝少有人讲不该民主化的。这固然说明了民主、人权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另一方面，我国有些人总喜欢拿一些东欧国家转型之后的“乱象”来证明转型搞不得。南非既然转型之后“更乱”，应当更好拿来说事。无奈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正确”似乎比反对“斯大林体制”还明显，它已成为从自由主义者到南非共产党人都坚守的“共同底线”。所以我们上述网友的那些话也就是在网上说说，恐怕上不了正式媒体。
然而既然有人这么想，我们也应该回答：假如未来中国推进了社会转型，会不会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后的那种困境？
严肃的学者不会以算命先生自居，但我至少可以说，中国如果推进了社会转型，出现南非式困局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
南非如今并非一切问题都是“路径依赖”所造成，1994年后南非是有些教训要汲取，这里无法详述。这里要说的是：中国与过去南非的问题除了上面提到的同质性的一面外，当然也还有一些重要区别。其中主要有二：
第一，南非的“黑白之别”要比中国的“城乡之别”更为刚性化。
所谓刚性化，就是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前面说过，有的国家的体制性歧视力度在很多方面比南非还大，“低人权”比南非还严重。但是歧视力度大，并不意味着歧视者与被歧视者之间区别的“不可改变性”也大。由于南非的肤色差别直观而且固定，“黑转白”是不可能的。而中国农民即便在身份壁垒最严格的时代，也有一些人获得恩准“农转非”。南非亲白人政权的黑人保守派酋长再受宠，充其量也只能在白人政权支持下统治“黑人家园”，不可能进入白人国家的权力层。然而中国的“农民”则不同，尽管在公务员录用上同样有身份壁垒，但“政务官”却实行“特恩制”。即便在当年农村中饿殍盈野、农民一般状况比南非黑人糟得多的“三年人祸”时期，中国的官员中出身农民的也很多（其比例甚至比今天多）；而且在中国特别典型的“官本位”下，农民出身者一旦当了大官，老百姓哪怕是“市民”在他面前也得俯首帖耳。显然，在中国，“农民”之所以弱势并不是因为他种田，而是因为他处在权力金字塔的最下层。所谓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本质上其实是有权有势者和无权无势者之别。
不仅现在如此，中国历史上历来有“布衣卿相”，有人认为这就是“平等”，其实，这只是有权者与无权者之别的“刚性”小，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权者欺负起无权者来就更温和，也不意味着“官民矛盾”就更小。道理很简单：“布衣卿相”并不是“代表布衣的卿相”，皇恩之下的“布衣卿相”只是政治暴发户，他的暴发并不意味着“布衣”阶层有了“代议士”。相反，他虐待“布衣”甚至可能甚于贵族虐待自己的属民。因为“受宠的奴才对待不受宠的奴才，往往比主人对奴才更厉害”。中国历史上“官逼民反”的现象多于一般贵族制社会中贵族逼反附庸的现象，是毫不奇怪的。而反过来，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却基本上都是由非农民人士、甚至是由贵族领导的。
今天推进社会转型当然绝不同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但是体制的这个特点却使得人们更有可能把改革看成是体制间的斗争，而不是一拨人（比如黑人）与另一拨人（比如白人）的斗争。一方面，现体制下农民出身的官员未必会为农民说话，然而农民能够成为官员（不像南非黑人不可能在白人政府中当大官）这一点却吸纳了农民中最有政治活动力的少数精英，使得中国农民中难以产生南非黑人中那种曼德拉式的人物。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农民问题似乎比南非的黑人问题更难解决。
但另一方面，这样的人物在“非农民”当中出现却是非常可能，就像历史上的农民抗争往往都是非农民人士发起一样。南非白人中再开明的人物也很难成为黑人领袖，中国显然就不是这样。从这一点讲，中国的农民问题又比南非黑人问题要“容易”解决。
而这又涉及到第二个重要区别：在南非黑人固然是“低人权”，但在白人中早就实行宪政民主；而中国即便在市民、甚至是“素质最高的”市民即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群中民主也有待推进。因此中国城市居民中的利益一致性明显不及南非白人。前面说过，中国的制度性歧视在许多方面比南非力度更大，但是中国“城乡鸿沟”确实不如南非的“黑白鸿沟”那么深，为什么？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为中国农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黑人更高，而是因为中国“市民”的人权水平比南非更低，尤其是我们的“穷市民”与他们的“穷白人”相比更是如此。在南非，低人权只是对黑人而言，而在中国，“市民”中也存在着这种问题。
前面提到，过去南非白人有选举权而黑人没有，中国则是农民的选举权只为“市民”的四分之一。看起来好像中国农民毕竟还有四分之一，比南非黑人完全没有要强。但其实谁都明白中国的选举有待进一步落实，所以在选举权问题上与其说中国农民强于南非黑人，不如说中国市民明显弱于南非白人。谁都知道，农民的弱势其实主要并不在于这个“选举权差异”。在南非，1994年的民主化只是黑人获得了民主权利，白人早就有了这些权利，他们在1994年基本是一无所得。而中国未来民主的推进却是市民与农民都受益的。南非“穷白人”的维权早在上世纪二〇年代就获得决定性进展，当代他们基本上不存在维权问题，如果要“维权”那就是针对黑人维护他们的特权了。而中国城市弱势者被侵权问题十分严重，并非只农民有维权问题。尽管他们也有利益冲突，但城市弱势者的维权主要并不是冲着农民来的。南非“穷白人”歧视黑人甚至比富白人更甚，中国城市尽管也有下岗工人抱怨农民工“抢了自己的饭碗”之说，但这种声音并不强大，他们更多还是抱怨“官商勾结”，而外来打工者受到的排斥也主要不是来自他们。
南非白人社会实行欧洲式的福利制度，“穷白人”得到高水平的保障；而中国即便在城市居民中也是“负福利”，尤其在市场化改革后市民分化明显，可以说在很多方面中国城市贫民如今的社会保障水平不如种族隔离制度下南非的“穷白人”，而当年南非白人社会内部比今天的中国城市居民内部更加“社会主义”。这使得南非白人、尤其是阿非利卡穷白人更难适应种族特权废除后的环境，而在一部分黑人中蔓延的民粹主义又带有敌视一切白人、乃至一切“非黑人”的“逆向种族主义”色彩。
因此中国的城市社会比南非白人社会更复杂。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可以说贫富分化只是隐性，官民对立无从体现，而城乡差异最为突出。但现今官民对立之凸显，不仅超过贫富差异，而且有超过城乡差异之势。中国城市知识界为农民鸣不平、呼吁提升农民权益的声音要远远超过农民自己的声音，而农民出身的官员为农民说话的反倒更少。这与南非基本上是曼德拉这样的黑人精英在为黑人说话，形成鲜明对比。
南非对黑人的歧视之所以没有“特恩制”，除了黑白肤色不可变外，更重要的是白人社会的民主制不可能允许皇上把（白人的）特权随意赏赐给他所宠幸的（黑）人，当然，他也不能剥夺他不喜爱的人（如白人中的反对派）的公民权（种族主义下的公民权也就是白人特权）。而我国的市民中也缺少民主制，官府就可以随意把市民贬为“农民”（如当年的“上山下乡”和剥夺贱民城市户籍），也可以把他欣赏的人提拔成权贵。正因为如此，所以南非会产生让“黑人家园”“独立”的计划，因为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权是不能侵犯的，要坚持歧视黑人，最终你就只能把他当成外国“偷渡客”。而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这种必要，某些地方政府拘留或驱逐老百姓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假如是“外国人”反倒麻烦了。
正因为如此，有的国家的体制性歧视严酷性虽不亚于南非，但“随意性”则更为突出。那里的“户籍制度之弊”并不是户籍本身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通过取消“农业户口”来解决。事实上，近年来随着官商结合搞“圈地运动”之风大盛，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反向的”户籍政策，即强迫农民“农转非”、“（行政）村改居（委会）、镇改街（道办事处）”。一旦“村改居”了就可以把农民的土地没收——因为官家规定你已经不是农民了，而“非农土地”铁定就是“国有”的！显然，在缺少民主和权力制衡机制的情况下，取消“农业户口”和设立“农业户口”一样都可能造成歧视。
但这反过来也会增加改革的灵活性。实际上，只要地权归还农民，官员权力受限，不能随意圈地，城里不再搞“梳理”，“农民工”能自组工会，失业农民工不被视为“有退路的返乡者”，乡村普及社会保障，教育考试取消地区歧视……一句话，把农民当成公民，把农民的土地当成公民财产，把“农民工”当成工人（而非“流动工人”），把“返乡农民工”当成（需要保障的）失业工人，“城乡对立”也就化解掉了。这些事情当然也很难，也有各种冲突与风险，但要说会在农民与市民之间形成像南非那样“黑白分明”的族群对立，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中国瓦解身份壁垒的动力主要在国内，而不是像南非那样很大程度上来自国际社会；主要靠民主、人权、法制观念在城市居民中的传布，而不是像南非那样靠黑人自己的抗争。在这方面，改革时期的中国也确实取得了不少进步。从“征发民工”制到对“主动民工”设限，从查证拘捕到查证罚款，从废除强制“收容”到开始简化暂住证制度，从放松打工限制到教育与居住限制也开始松动，中国的“低人权优势”确实正在弱化，而它的经济也在减速。当然这种弱化的进度即便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末期的水平相比也远不能如人意。但与南非相比，有的国家的制度性歧视问题更是一个纯粹的民主问题（更确切的说是个“共和”——通过民主制度建立利益群体的理性博弈机制——问题）。而南非的剧变虽然也叫“民主化”，但看来仅仅民主还是远不能一下消除种族鸿沟的。中国的转型进程也伴随着利益的冲突，也会有种种风险，其中也包括民粹主义风险——但是中国的一般民粹主义与那种带有深刻种族烙印的“黑人民粹主义”不同，不会造成族群撕裂与国族认同的危机。
总之，至少在目前条件下，中国体制的路径依赖程度要比南非小。中国如果推进社会转型，放弃“低人权优势”确实可能会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速度”放慢（其实不放弃也会放慢），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及其与居民福祉的关联会改善。这种转型的确也有风险，像人们在中东欧国家看到的那样。但发生严重治理危机的可能性，至少要比南非小得多。今天的中国确实很像当年的南非，但是由于上述差异，加上南非先行的民主化中一些教训如果能够被吸取，今天民主南非面临的一些问题，明天的中国社会转型进程是能够避免的。像宋鲁郑先生那样以南非的“乱象”来吓阻中国社会转型，不会比当年极右翼白人以东欧的“乱象”来吓阻南非民主化更有效。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赖于国人在经济“奇迹”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一方面要防止陶醉于“奇迹”而漠视“低人权优势”积累起来的社会危机，防止社会不公正从“权家通赢”恶化成“赢家通吃”，另一方面要利用高增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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