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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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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的是“新自由主义”）。但是右派也在骂南非，我这里的讲的右派是自由主义者。当然在南非有南非语境下的右派，就是鼓吹白人至上、大国家主义的右派。右派在南非的语境和中国不一样。我们通常讲经济学意义上的右派就是主张自由放任的，他们批评的就是国家搞的福利太多，福利国家福利病。自由主义者也强烈批评南非，但是他们从来没说南非是一个福利国家。南非其实真的是一个福利国家，但是仅仅是针对白人而言。对于南非人口的大多数来说，南非不仅不是福利国家，还是个负福利国家。所谓负福利，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就是用二次分配来加剧不平等、而不是减少不平等的国家。
这就是说，人们知道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南非其实既不是自由放任，也不是福利国家，而是比这二者都更糟的一种东西。而现在很多人发现中国好像也是如此——只是这些人往往反过来用称赞的语气说。就是我提到过的：左派称赞中国低自由，右派称赞中国低福利。而在印度、拉美，你见不到南非那样的“左右共骂”，也见不到中国那样的“左右共赞”。
我们提到中国奇迹，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学问，很重要的就是两个因素：“圈地运动”和“农民工”。中国没有圈地运动，就不可能有基础设施大跃进，也不可能有我们招商引资的奇迹。而如果没有农民工，一不会有“世界工厂”，二不会有“美丽城市化”。我这里讲的“农民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进城，这个现象在世界各国都有，我这里指的是农民进城以后受到制度性歧视，他们只能在城市打工，不能在城市安家的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中国的城市和南非的城市里都没有“贫民窟”。请注意：不是没有“贫民”，而是贫民不许有“窟”。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国家不能给他们福利房，他们要安家，就免不了会有一些“不达标的”简陋住所。在其他国家，一般来说，你不能给他们提供福利已经该骂了，还能把他们自己盖的“窟”也摧毁吗？但是有两个国家就是能做到这一点：一个是南非，一个是中国，苦力们（黑人或“农民工”）年轻时在城里住单身工棚卖青春，青春卖完就请你回你的乡下“家园”。于是这里就有了世界最漂亮的城市。我们有个朋友自豪地说：中国有一亿八千万农民工进城，但是城里却没有贫民窟，这是举世唯一的奇迹。其实我说并不是唯一的，南非也是一个，应该说是“举世唯二”的奇迹。
南非奇迹从经济上讲，的确是很醒目。GDP在1932—1972年间平均7。4年翻一番。70年代末开始减速，这是由于“低人权优势”难以为继。在高速增长了40年以后，南非的经济随着黑人的觉醒和国际社会的抵制陷入困境，到了1982年首次出现负增长。这是GDP。就产业构成而言，很多人都认为南非是靠金矿发财的，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南非本来的确是靠金矿和农业。大家都知道南非大多数白人都是布尔人，“布尔人”在荷兰语就是“农民”的意思。这些白人都是搞农场的，再加上又有金矿，很多人都认为这两样东西是南非的看家本领。但是南非从一战以后制造业开始起飞，二战期间超过采矿业成为最大经济部门，1965年超过采矿业与农业之和，成为非洲唯一的真正工业化国家。南非以6％的人口占有全非洲三分之一以上的经济产值。1991年南非人均收入（不是GDP，而是纯收入）2290美元，这是黑白平均的，当然白人要比黑人高出很多。据说南非的经济“相当于匈牙利或丹麦的水平”。这个说法有点问题，因为匈牙利和丹麦其实不是一个水平。但是我看到的材料就是这么说的。
南非的经济发展伴随着黑白的非常大的不平等，我在后面还要提到这一点。但即使是南非黑人，在经济高增长阶段他们的收入也有明显增长。而且据南非官方提供的数字，在1979到1989年的十年时间，黑人工资的增长速度高于白人，两者的相对倍数差距在缩小。但是正如我们一本写南非的书在引用以上数据后指出的：黑白人工资的绝对数的差距还是在不断拉大。道理很简单，因为白人的工资原来远远高于黑人，虽然后者增长速度比白人高，但是因为基数低，绝对值还是在拉开。如果以南非的黑白来比较我们的城乡，那么改革时期我国在“经济奇迹”的背景下城乡收入也都在增长，但中国农民收入还是比市民增长慢，相对倍数差距也一直在加大，至于绝对量差距的扩大就更不用说了。这与南非相对差距缩小绝对差距扩大的情况还有所不同。
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奇迹”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外向型很明显。有人说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南非就是非洲工厂。南非的贸易顺差在1950年到1980年间，从1。43亿美元发展到74。3亿美元。但是以后就不行了，出现了下降，在1999年后大概是50多亿美元。就资本项目顺差而言：南非也是一个国际投资的天堂，因为土地来得容易，南非可以圈地，印度、拉美都不行。黑人劳工也好使唤。一个是土地，一个是劳工，“招商引资”优势就很强。于是南非也出现大规模的“资本输入、商品输出”，拉动了经济高速增长。南非资本项目顺差从1965年的2。15亿美元暴增到1982年的23。66亿美元，但是以后急剧下降，到了1985年以后，连年为负数。因为这个时候黑人劳工抗争越来越厉害，导致出现资本外逃现象，资本项目就成了逆差。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又一个特点就是白人城市的华丽超过欧美。以前有一些骂中国的人说中国的农村像非洲，城市像欧美。其实这样说不对。应该说中国的农村千差万别，有些农村非常漂亮，并不“像非洲”，但中国的城市要比欧美更漂亮，因为欧美的城市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不太雅观的低收入阶层街区，但中国的城市里似乎到处都是华丽大厦，农民工住在哪里？一般人都看不到。南非其实也一样，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城市照我看要超过欧美，非常漂亮。而且南非的基础设施很发达，这一点是很多欧美国家都赶不上的，因为他们不可能像南非那样赶人圈地。中国在这一点上就跟南非差不多，赶人和圈地本事都很大。因此南非80年代高速公路仅次于美、德居世界第三，超过英、法，超过很多发达国家，尽管它的汽车拥有量并没有英、法那么高，但是它的高速公路很超前。
南非经济有一个明显的特点，白人和黑人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制度。我们中国有一个说法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其实我觉得“二元结构”这个词用在这个地方是很不对的。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指出无论是刘易斯、托达罗、宇泽弘文等经济学家提到的“二元结构”还是波耶克、弗尼沃尔等社会学家讲的“二元社会”，都不是指制度性歧视。它们一个指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另一个据说指的是价值观不一样，按照他们的说法所谓“二元”是指城里的人相信自由经济、市场竞争，农村里的人相信道德和谐、农村公社等。但是他们并没有提到制度性歧视的作用。我觉得制度性歧视和这种所谓“二元结构”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印度的种姓制就从来没有被称为几元结构。但种姓制在印度是几千年留下来的民间习俗，国家制度并不承认它（印度国家制度中有所谓“表列种姓”，是作为扶助对象，而不是歧视对象。因此一些部落会因未被“表列”得不到扶助而抱怨），只是未能消灭它。但中国与南非是有国家安排的制度歧视的。有趣的是，南非也有人把黑白间的制度性歧视叫做“二元结构”。假如中国称之为“城乡二元”，那么南非就是“黑白二元”。而且“黑白二元”与中国的“城乡二元”在比重上也相当近似。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强势的一元都只占1/4左右。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南非白人给他们对黑人的人权歧视制造了两种“合法性”依据，其一是“反殖民”：南非白人的主体阿非利卡人，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荷裔布尔人，现在他们自称是阿非利卡人。所谓阿非利卡，这个词的词义指的就是“非洲人”。南非荷兰裔白人很早就跟宗主国闹掰了。这一点有点像美国人，大家也都知道，美国白人刚开始都是英裔的，但是他们说自己不是British，而是American，是美洲人而不是英国人。而南非的这些荷兰裔的白人很早就跟荷兰祖国分道扬镳了，他们说我们不是荷兰人，是African，是非洲人。而他们认为南非最早的黑人（科伊桑人等）已经灭绝，现在的黑人部族（科萨人、祖鲁人等）是后来从非洲中部南下的，荷裔把他们叫做班图人，说他们也是移民而不是土著。并且荷裔的一些学者坚持说自己先人到南非不晚于“班图人”（实际上当然不是这么回事，现在公正的学者都认为被指为班图人的那些黑人部族移居南非要比荷裔白人更早。不过也应该承认，所谓班图人的确不是南非最早的居民，而就欧洲白人而言，荷裔移民南非的确比英法等国移民非洲其他地区更早，除北非的阿拉伯人外他们应该是到非洲最早的白人了）。因此英语白人和荷裔对南非种族的叫法是不同的：英语居民称黑人为非洲人，而荷裔白人是殖民者；荷裔却自称非洲人，而叫黑人为班图人，那么谁是殖民者？荷裔认为那就是英语白人，荷裔布尔人自认为深受英裔的“殖民主义”压迫，其最大的情结就是布尔战争悲情。20世纪初英国发动布尔战争，灭掉了两个布尔人国家，从此荷裔就认为自己陷入了殖民主义的水深火热之中。布尔战争的确很惨，死了很多布尔人，为了消灭他们的游击队，切断布尔群众对游击队的支持，英军把很多布尔居民关到集中营里，搞得现在南非到处都是布尔人受难的纪念碑。英语白人对不起布尔人是大部分南非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而英语白人又偏偏在黑白关系上比布尔人要开明得多。这主要也并非因为英语白人在道德上多么善良，而是因为英语白人的素质相对比较高。他们普遍是从事工商业的，而且居住在城市，基本上主张自由主义。大家都知道老板一般是喜欢自由雇佣制的，喜欢用吃苦耐劳的人，就像我们的老板喜欢用农民工。而布尔人传统上是搞农牧的，他们比较保守，重农轻商，有一种说法是布尔人三件宝：牛车、步枪和圣经。工业化以后他们基本上成了穷白人，属于打工族，经商他们不如英语白人，但打工又不如黑人吃苦耐劳，所以特别依赖身份壁垒和种族特权保护，特别排斥黑人劳工，就像我们城市一些“正式工人”特别排斥农民工一样。反而是英语白人主张黑白劳工应当一视同仁，以英语世界为主流的国际社会也施压要南非放弃种族压迫。于是布尔人就说：你们讲英语的过去搞殖民主义，欺负我们，现在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讲人权？于是欺负黑人便成了布尔人“反殖民主义”、捍卫“独立”和“主权高于人权”的表现。1834年英国当局废除黑奴制，布尔人觉得受了“奇耻大辱”，1960年英国首相访问南非，大讲“变革之风吹遍非洲”，博得黑人一片喝彩，曼德拉就说他“亲英”，还说阿非利卡语（即“南非荷兰语”，当时南非强制黑人学习这种语言）是殖民者的语言，而英语是黑人解放的语言。但布尔人却群情激愤，认为英国人干涉内政，而且记起了当年的历史积怨，于是全民（当然只是白人的“全民”）公决退出英联邦。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阿非利卡白人一直就是以他们“受过殖民主义的苦”作为资本来对抗国际社会要求其改善人权的压力。
阿非利卡白人维护种族隔离的第二个理由是“文化特殊论”，简单地说就是否认人权的普世性，因此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适用于黑人。他们的理论家宣称“保持民族认同、保持各自文化特性的权利是基本的和首要的人权”。英治时期黑人区有民选议会，尽管仍受英国殖民当局控制，但布尔人害怕黑人学会了民主，在其主导南非独立后，特别是退出英联邦后，这些议会也被取消。当局规定“黑人家园”实行“传统的”酋长专制，离开“家园”打工的黑人更不能在城里拥有公民权。信不信由你：据说如果黑人也和白人一样拥有民主权利，那就是被白人同化了，就失去了“自尊”；只有在种族隔离状态下做奴隶，黑人才能保持和发展其“自然本性”和文化传统，“发展自己的民族自豪”。
南非虽然曾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是布尔人在政治上却居于统治地位。南非在布尔战争以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虽然在战争上英国人打胜了，但是英国人为了取得布尔人的谅解和支持，在很多方面对布尔人让步。因此南非后来的国家结构，包括南非的公务员体系，南非的整个政治结构，都是布尔人占绝对优势，英语居民则像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满足于赚钱。布尔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在南非搞了一大套“社会主义”的东西，因为布尔人搞工商业不太行，竞争力比较差，需要特权地位的保护，因此南非经济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国有经济比重相当大，占到资本总量的58％。这个国有经济其实主要是为了给布尔人提供就业机会和福利。因为在自由竞争的背景下，他们竞争不过那些“农民工”式的黑人劳工，所以国家专门有一块领域来安排他们。现在南非大致就是这样：黑人当然都是“农民工”式的蓝领打工者，从事最差的工作；讲英语的白人只占白人的少数，在白人中只占1/6到1/5，这些人主要是工商业者；而布尔白人主要的身份第一是政府公务员、军人、警察，第二在垄断行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从事待遇比较高、福利保障好的工作，第三还有一些仍干老本行，经营农牧场。大致是这样。由于这些特点，国际上知名的左派学者萨米尔·阿明曾提到南非是三个世界的综合：说南非的白人生活在第一世界，黑人生活在第三世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他还说南非的经济结构很像第二世界。所谓的第二世界就是苏联式计划经济国家，国家垄断很厉害，国有的色彩相当浓。
像这样的一种经济造成了南非制度安排的很多特点。
首先是南非的劳工制度。南非的劳工在1911年以前主要是在《格伦格雷法》前提下的征发式劳工制度。那时候市场经济不发达，城市居民基本上是纯白人，少量制造业主要也是白人工人。黑人劳工主要不是因为自己要挣钱，而是白人强加给黑人的一种义务，带有差役的色彩，讲的简单点就像中国古代的服徭役，修长城、修阿房宫，以及中国改革前的征发民工。南非在19世纪末有《格伦格雷法》，这个法律规定黑人每年必须出去做民工。大家都知道中国在改革以前，民工的概念就是指一种徭役。本人在1978年前作为插队知青，曾经一到农闲季节就和老乡们一起被征发到公路、电站等建设工地做无偿的民工。那时候的民工是一种差役，而不是一种赚钱的手段，那时候并没有为了赚钱而进城打工的说法。南非在早期，布尔人比较保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是南非在英联邦时期，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从1911年开始，南非所谓的征发式劳工就逐渐被“流动劳工”所取代。流动劳工这个名词也很有意思。我最近看到，姚洋先生写过一篇文章，提出要废除农民工这一称呼，改为流动工人。其实流动工人这个称呼就是南非对打工黑人的一个官方称呼。南非官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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