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7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西苏鲁、曼德拉和“青年联盟”其他成员继续激烈地讨论：他们知道“消极抵抗”对人民没有什么号召力，而非暴力抵抗是反抗一个武装到牙齿的专制政府的唯一可行的办法。那么，怎样才能约束天天遭受暴力的人民，使他们不会走向暴力反抗之路呢？他们认为，关键是用非暴力的方法对人民进行训练，向他们灌输这样的思想——非暴力通常比公开的暴力反抗需要更大的勇气和决心。
1951年12月，他们在布隆方丹举行的非洲人国民大会年会上提出以下建议：在1952年4月6日南非白人庆祝其建国300周年时举行群众抗议活动；告诉政府，除非将极为不公正的六项法律取消，否则全国将举行非暴力的蔑视那些法律的运动。大会极为赞成这些建议。莫罗卡博士向大会致谢并高喊“我的祖国！”群众回应“非洲！”代表们站起来高唱“上帝保佑非洲”。
国外报纸注意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强调：他们的斗争不是针对哪一个种族，而是针对不公正的法律，“这些法律使各界人士总是处于被统治、遭受苦难的地位”；非洲人在为改变环境，为把“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还给所有南非人”而战斗。而且，他们很谨慎地表明不会使用暴力。
在南非，政府取缔了南非共产党和工会，撤消了批评政府者的护照；并打算取消“有色人种”在选举方面的“特权”地位。白人自由主义战士、圣雄甘地的养子马尼拉尔住在纳塔尔，他对非洲人能否坚持非暴力表示怀疑。在威特沃特斯兰德一带，遵纪守法的黑人同歹徒之间，以及黑人各部族间发生了骚乱，有41人死亡，数以百计的人受伤。这似乎为马尼拉尔的担心找到了证据。
政府不遗余力镇压这场运动。非洲人国民大会能吸引足够多的志愿者吗？他能领导这些志愿者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非暴力斗争吗？
纳尔逊·曼德拉当选为“蔑视运动”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切利亚1952年作了他的副手。毛尔维的父亲在1907年曾是与圣雄甘地齐名的最勇敢的抵抗者之一。曼德拉走访了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在城镇里拜访居民，向人们解释自己的计划，有时一讲就是一整夜。他的任务是激起人们的勇气，用非暴力手段向政府挑战，推翻压迫。有时奥利弗·坦博和他一起出访。和平常一样，在小镇子里或专为白人建的村子里，黑人总是遇到麻烦。唯一可坐的火车也许深夜才能到达，没有供黑人住的旅馆或供他们使用的出租车，黑人居住的镇上也没人有电话。这就意味着要走好几英里才能到目的地，去敲看起来比较可靠的人家的门。有时他们受到热情的陌生人的欢迎，有时被一些谨慎胆小的人断然拒之门外。
莫罗卡博士实际上放弃了在塔巴·恩丘繁忙的业务，此时西苏鲁在约翰内斯堡非国大总部担任重要工作。1952年1月21日，他们写信给马兰总理，指出长期以来非国大一直致力于通过立法手段争取非洲人的合法权利。政府毫不理解非国大的合理要求，反而多年来不断加大镇压力度，致使如今已到了“生死攸关”的地步。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保持沉默就等于背叛使命。《通行证法》、《团体住区法》和《镇压共产主义法》都加剧了紧张局势。如果政府不取消这些法律，非国大将于4月6日组织示威，作为蔑视这些法律的第一次行动。
从总理秘书那里传来的答复干巴巴的毫无诚意。总理指责西苏鲁不与土著事务部部长交涉，并对他能否代表非国大表示怀疑。他说，班图人应被视为与欧洲人相同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特别是考虑到这些差别是永久性的，而且是天生的”，政府不打算取消那些法律，不管怎么说这些法律都不具有压迫性，都不能算作卑鄙，他们属于“防范性”的。如果非国大按其声明的那样一意孤行的话，政府将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恰当地处置那些策动颠覆活动的人”。
莫罗卡和西苏鲁回答说，非国大从未把土著事务部看为“正规渠道”。他们还说，目前问题所在，不是一个“生物”问题，而是“公民权利”问题。“在种族尊严方面，非洲人民不会向任何人屈服”。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们为争取在自己土地上的基本人权而进行斗争。他们最后说，人们已别无选择，只有采用群众运动的斗争形式。我们想强调声明：我们打算和平地开展这场运动；如果发生什么骚乱的话，决不会是我们制造的。
4月6日，白人们庆祝荷兰人在开普敦登陆300周年；与此同时，非洲人也在各中心地区集会：在东开普，数万群众集会祈祷自由；在约翰内斯堡，莫罗卡博士对自由广场上的群众发表演说，号召人们“庄严宣誓：我们要把全身心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早日结束目前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他呼吁万名志愿者站出来蔑视法律。
曼德拉和卡切利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招募志愿者。在服装工人礼堂，曼德拉面对约200名非洲人、印度人以及一些“有色人”发表讲话，对他们进行指导并提出建议。他指出：当局一定会试图吓唬群众，而且对第一批志愿者会特别毒辣。不论政府怎样进行挑衅，志愿者都绝不能报复。最最重要的原则就是遵守纪律，志愿者不可以吵架或是酗酒；每个志愿者都要昂首挺胸，态度威严，高度警惕并保持干净整洁。一位印度人回忆说，曼德拉很快同志愿者们亲密起来，他自己也学会了如何控制愤怒。
曼德拉抵达开普敦后，一个早已习惯于种族歧视制度的南非白人，这样描绘他的感受：“我发现人们都转过身，望着马路对面，我看到了一位仪态庄严的人，他的穿着无可挑剔。不仅黑人，就连白人，包括白人妇女都转过身去仰慕地看着他。”
在德班的“志愿者日”那天，曼德拉面对数以万计的人发表演说。非洲人和印度人都在誓约上签了名。他的声明对自己亦意味深长：“我们可以说，南非非欧洲人的大团结已经成为现实。”
非国大纳塔尔省主席是卢图利大酋长，他不久前才担任非国大领导职务。他和奈克博士全身心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一切都让人深切地感到，历史的篇章将在这里谱写。每当一位志愿者勇敢地站出来时，大家都要唱自由之歌；能与非洲人一起唱那些歌，印度人特别感动。
政府的第一次报复行动是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列了一张500人的名单，如果名单上的人组织集会或发表演说即算犯法。马克斯、科塔尼和达杜向集会群众演讲以示对政府的蔑视，但他们马上被捕并被关押了几个星期。
6月26日是非国大1950年号召全国大罢工周年纪念日，“蔑视运动”开始了。严冬的早晨，一群群情绪高涨的志愿者，有男人也有妇女，他们从新布赖顿镇出发步行走到伊丽莎白港。他们戴着非国大的臂章，高呼“我的祖国——非洲！”他们欢呼着穿过标有“只准欧洲人使用”字样的火车站入口，在那里，警察正等着他们。他们被逮捕并被带到车站另一侧，这样他们就要穿过一座“只准欧洲人使用”的桥梁，这很令他们开心。全车厢的非洲人高声喝彩。组织这次行动的人被判30天监禁，其余的人15天。
在750英里之外的德兰士瓦，老资格的甘地主义者纳纳·西塔与西苏鲁带领52名“蔑视运动”成员进入一块未经允许不得进入的地段，所有人都被捕了。
当天晚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集会上讲话，集会结束时已晚上11点了。这时正是宵禁时间，非洲人必须有“特别通行证”才行。曼德拉本打算逃避逮捕，以便继续组织活动，但发现自己已被警察包围，这些警察逮捕了所有参加集会的志愿者。他们高唱着自己的国歌，登上囚车。
那是曼德拉的第一次监狱经历，他后来描绘说：
“他们把我们塞进操场，一个年轻的白人警察用力推了一下我们中的一个人，结果那个人摔下好几级台阶，跌断踝骨了。我提出抗议，一个年轻的警卫便像牛仔似的踢了我一脚，我们都异常愤怒，我开始组织示威，要他们关心那个受伤的人，给他进行治疗。他们敷衍了事地回答，让我们明天再提这种要求。于是，那个塞缪尔·马卡伊在监狱里度过了可怕的一夜，翻滚着痛苦地呻吟。第二天，他才被送往医院。”
出狱后，曼德拉发现这场“运动”已像“野火般”蔓延开来。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医生、律师、教师、学生和牧师都起来蔑视种族主义法律。老一代“蔑视运动”参加者回忆起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早期时光，那时他们只是想证明自己是有责任感的公民。现在，他们面对白人当局时抱的是进行根本性变革的期望，精神上更加振奋。自由之歌成了这场运动的一大特征，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非洲人！我们非洲人！我们为自己的土地哭泣。他们抢走了他，他们抢走了他，他们就是欧洲人。他们必须让我们的国家自由……”另外一首唱道：“嘿，马兰！打开牢门，我们要进去，我们是志愿者……”
沃尔特·西苏鲁为在7月间参与“蔑视运动”的1500人进行了辩护，当他被带到法庭上时，他说：“只要我的人民还信任我，只要我身上还有哪怕一丁点生命力和能量，我就将为取消种族歧视法律和争取全南非人的自由而勇敢、坚决地战斗。”和许多人一样，他宁愿在牢房里待上一周也不愿交罚金。
7月30日，警察在全国范围内突击搜查居民房屋和办公室，并逮捕了莫罗卡、曼德拉、西苏鲁、达杜和卡切利亚以及另外30人，指控他们犯了煽动共产主义罪。案件虽被延期审理，但这次逮捕反而激起了人们更高的激情。10月初，又有几千名志愿者被投入大牢。
与此同时，卢图利大酋长收到了政府的最后通牒：要么退出非国大，要么放弃祖鲁族格劳特维尔地区酋长职位。他的答复是在非国大集会上发表演说。在那里，人们对他热烈欢呼。
4个月之后，运动的最后阶段即将来临——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参加“蔑视运动”。曼德拉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点，政府将无法实施某些法律。当然，政府不会轻易放弃，只有继续加大压力才能迫使政府让步。非洲人已经占据主动，只有一种办法能够使他们放弃这种主动，那就是——暴力。
10月18日，在新布赖顿火车站。一名白人警察向两个非洲人开枪，据称是因为他们偷了一罐油漆并且拒捕。接下来的混战中，这名警察开了不止20枪，然后逃之夭夭。留下来的是愤怒的人群，他们开始攻击火车站，暴乱发生了。7个非洲人和4个白人（没有警察）死于非命，27人受伤。
西苏鲁火速赶赴现场进行调查。非国大谴责了这种暴力事件，并要求进行司法调查。政府的反应是更大规模地动用警察，手段更加强硬。在开普全省禁止集会，并更为严厉地实施《通行证法》。在一次非国大组织的抗议罢工之后，白人雇主们解雇了上千名工人。金伯利和东伦敦发生骚乱，至少有25名非洲人被警察打死，受伤的人更多。在东伦敦，人们一见白人的面就动手打。一位跑来救护伤员的修女和一名保险业务员都被打死。
非国大一再要求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遭到政府拒绝。政府还指责“蔑视运动”引发了动乱。这一举动更使人们相信，新布赖顿和金伯利的暴乱是政府奸细蓄意所为，用以制造借口来镇压“蔑视运动”。一位学者观察家利奥·库珀教授得出结论：“没有证据把抵抗运动同动乱联系在一起，也没有证据能证明哪一次暴力事件是抵抗者挑起的。”
尽管环境如此险恶，“蔑视运动”仍在进行。10月间被捕总人数达2354人。志愿者良好的纪律性和他们的幽默感得到国外各界好评。联合国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调查种族隔离状况，这也是国际社会第一次正式表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这对于非洲人国民大会及其盟友来说，是极大的鼓舞。在南非，白人自由派人士，包括刚来的约翰内斯堡主教安布罗斯·里弗斯，呼吁给“所有文明人平等的权利”，与此同时，一些白人也参加“蔑视运动”，在约翰内斯堡和开普敦他们也难逃牢狱之灾。
由于政府对52名运动领导人和组织者实施了终身禁令，“蔑视运动”中止了。10000名志愿者中有8577人对此做出反应，采取了行动。但是一条法律也没被废除，相反，政府事实上无情地扩大了种族隔离的范围。非国大承认在组织过程中存在严重缺陷：管理和筹款工作中有不足之处，而且没有一份非国大办的报纸。然而，成千上万的非洲人开始谈论政治，非国大估计其会员数从7000人猛增至10万人。
11月底，莫罗卡、曼德拉和西苏鲁等领导人接受审判。政府试图附带指控“蔑视运动”的歌曲和妇女们的鸣叫声是暴力的征兆。著名的音乐研究专家休·特雷塞教授驳斥了这种说法。他指出，鸣叫是非洲人表达欢乐及忧伤的典型方式。随后的判决有力地推翻了政府的舆论宣传：鲁姆普夫法官宣布，这些领导人只犯有“法定共产主义”罪名，他与“人们所熟悉的共产主义毫不相关”。政府官员们曾构思了一系列罪名，从“公开违法”到类似“叛国罪”；然而法官承认：曼德拉等领导人不停地劝说其追随者保持“和平的行动方式，避免采取任何形式的暴力”。法官判他们9个月监禁，缓期2年执行，条件是他们不再重犯。
曼德拉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德兰士瓦省主席，接替刚刚被政府宣布了禁令的J·B·马克斯。这个职位非常重要，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期望极高。他的朋友坦博发现，他并不是野心勃勃地只想做官，而是忠实地为他人服务，满足于做队伍中的一分子。但他天生具有群众领袖的气度，很自然地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身边。他称赞了那些为“蔑视运动”而做出牺牲的人们——丢掉饭碗的工人、被逐出校园的教师、不能再从事所擅长专业的人们。“蔑视运动”已经教会人民群众怎样才能发挥自己的政治才能，他还为人们提供了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手段。他激励了人民，人民觉醒了，已经从“被压迫、被奴役的‘良民’走向勇于战斗、永不妥协、团结一心的集体”。
后来曼德拉指出，这次“蔑视运动”直接导致了“民主人士大会”的产生（一个激进的白人组织），还促成自由人士组建起一个有各种族人员参加的自由党。至于这次运动对政府的影响，可以看到政府已经开始讨论对班图斯坦非洲人实行“自治”，而不是鼓吹“主子统治”了。他说，这当然是个骗局，但也侧面说明了政府已经承认了这场运动及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力量。
1952年12月，艾伯特·卢图利当选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做了他的副手。卢图利原来做教师，后来当了17年酋长，常与人民接近。他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当选后第一件事就是访问伊丽莎白港，那里，35000千人列队欢迎他的到来。当他抵达奥兰治自由邦，一个迫切需要在政治上进行教化的地区时，警察对他宣布了禁令。
曼德拉也受到相似的禁令管制。非洲人国民大会、印度人大会及工会的100多名领导人和组织者都享受相似“待遇”。
根据《镇压共产主义条例》对单个人宣布禁令，这是南非政府独一无二的镇压手段。开始时只颁布了一两页限制条款，后来的禁令增加到8至10页。不需要任何指控，也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许上诉；只要司法部长认为你犯有“煽动共产主义”罪，就可以把禁令加在你头上。违反这些禁令将被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