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非的启示-第8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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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仍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姆贝基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27＇这等于把原来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应该说是高福利。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剧烈。而这个变化，事实上在姆贝基时代已经完成，所谓“民粹主义”的祖马上台后也没有再做多少。
“非洲的瑞典”，还是“非洲的苏联”
问题是姆贝基不这样做行吗？
与我们中国不一样，旧南非的特点是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公平，在白人内部都已经有了很先进的安排，但由于种族歧视，这种安排只供白人专享而不实行于黑人。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向就是让黑人也享有那些原来只供白人专享的东西。正如政治上的变革只能是使黑人也拥有原先白人才有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把“黑人家园”的“传统酋长制”搬到白人那里一样，经济上的变革方向，当然也只能是让黑人享有原先白人中的那种社会保障，而不是反过来把原先黑人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悲惨状态推广到白人那里。我们这里有些人会把所谓“西方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中国”看成是“反西化”的“爱国”口号而不是公然歧视中国人的汉奸口号，但是在南非，鼓吹“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黑人”的只可能是歧视黑人的白人顽固派以及类似“黑奸”的“黑人家园”亲白酋长，而黑人解放运动无论渐进还是激进，都是要求“黑人的人权标准必须等同于白人”的。
中国将来可能不需要在农民中推行高福利制度，因为过去中国在城市里搞的也不是高福利，与南非白人中原来的民主福利制度主要照顾“穷白人”不同，中国城里的福利也是先官后民、按权分配的负福利，不存在把城里的福利制度复制到农村的问题，只能在城乡都走出负福利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平等的正福利体制，至于由负转正后的福利是低还是高就不一定了。但是南非不同，要想既避免贫富对立导致马里卡纳那样的悲剧，又不搞津巴布韦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套，相当高的二次分配力度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发达国家经济中有“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两大传统，那么新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偏向“自由放任”呢？
其实姆贝基政府不是不想这样。但是他们只能在保护产权、承认初始分配之类的领域有点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在二次分配领域他们基本上不能这样。因为我们且不论从左派立场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评，就是从诺齐克式的“右派”立场看，自由放任的正当性在逻辑上也是以“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为前提的。而在实际上如果起点平等做不到，那就只有在四种状态下人们才能接受“自由放任”：一是起点虽不平等但差别不致太悬殊，二是虽悬殊但这起点本身有正当理由（比如合法继承了清白的财产，或者挖到个大金块），三是是否正当已无法考究只能承认现实，四是虽可考究但起点占了便宜的人在掌权，别人事实上只能承认。然而南非的现实与这四条都刚好相反：第一，种族隔离制度留下的“起点”就太悬殊了；第二，种族隔离已被公认为不正当；第三，种族隔离刚刚废除，不像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已经过了两百年没法追究了；第四，新南非已经发生政权更迭，起点得益者不再掌权而是受损者掌权了。这种情况下要想回避二次分配，那就只能在初始分配问题上或者产权上搞“打土豪分田地”，像津巴布韦那样了。
所以，无条件实行“自由放任”，在新南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真要“自由放任”大概也只能先像津巴布韦那样用强权人为搞出一个平等“起点”，不过有这样的强权恐怕也就不容你自由放任了。所以可供选择的其实只有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或者姆贝基的办法。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是剥夺白人土地，搞工矿业国有化，走“社会主义”之路。而姆贝基的办法就是以大力度的二次分配，换得初始分配可以相对自由，产权无需大取大予。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搞的那一套就像“非洲的苏联”，曼德拉…姆贝基在南非搞的一套就像“非洲的瑞典”。而自由放任的“非洲美国”将来随着两极分化的缓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二次分配必要性的降低或许会成为一个选项，但在新南非初期是不可能在民主条件下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津巴布韦的做法之危害现在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少人抱怨曼德拉与姆贝基没有搞“非洲的美国”，这其实是强人所难、不切实际的。而“非洲的瑞典”当然无法与欧洲的瑞典相比，但与“非洲的苏联”相比，新南非这个“非洲的瑞典”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人分析过，今天南非领取社会福利者人数大约是所得税纳税人的三倍之多，按照国际标准这是极高的比例。＇28＇这意味着在南非平均每个狭义的纳税人（不包括企业法人在内的自然人纳税者）要负担3个弱者的社会保障，这种再分配的力度的确相当高。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南非尽管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南非不像大多数世界上发展中的高度分化国家的一点是：南非没有蓬勃发展的“灰色经济”（非正式经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南非的劳动力只有15％是工作在非正规部门。而这个比例在巴西和印度都达到一半左右，有的国家如印尼，甚至高达近四分之三。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南非的普遍福利体制。＇29＇换句话说，很多失业的南非人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靠捡破烂、摆小摊等“非正规”方式度日，福利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而南非初始分配中惊人的不平等，经过二次分配的调节后也会明显缓和。
因此看来，那种根据初始分配基尼系数的升高而断言新南非比旧南非更不平等的说法是就初始分配而言，落实到社会现实就需要商榷。旧南非基尼系数虽比新南非略低（其实也非常高了），但不仅如前所述，身份性的不平等性质上就比竞争性的不平等糟糕。而且由于旧南非的二次分配就整体（即就黑白关系）而言是典型的“负福利”，若计入二次分配则基尼系数肯定会更高。另一方面，新南非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确实很高，但由于有很强的“正福利”，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肯定会明显降低。就二次分配后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确切数字，但新南非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低于旧南非、而且低得不少。不过，旧南非由于实行种族隔离，白人社会与黑人社会分开，那贫富悬殊的直观性不强。而新南非黑人有了迁徙自由，尤其是最穷的人大都进了城市，而索韦托那样的地方却出现了富黑人的豪宅，贫富近距离共处，那差异就显得非常抢眼了。
免费住房政策：消除“流动工人”制度后遗症
南非的社会福利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前述关于艾滋病导致的医疗问题外，另一个特点就是住房福利比较突出。这是因为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大量“流动劳工”、“两栖人口”，在民主化以后都有了在城里安家的权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过去被白人当局视为“违章建筑”的“贫民窟”里，然后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以摆脱贫民窟。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自由，更谈不上福利，而是先有了自由，再以此自由市民的身份要求福利。这就造成了南非“福利房”的巨大需求。
关于这方面，旅居南非的王晓鹏先生写道：
“南非政府在解决‘有序城市化’（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有一样做得要比中国政府好得多，那就是大量修建黑人免费住房，这远远好过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幸的是，在中国国内，因官商勾结太严重，几乎每座城市修建的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普通百姓如果想租到77元每月的廉租房，恐怕都是在天方夜谭。
“南非政府在照顾低收入人群住房方面要比中国好得多。如果你是南非公民，并能证明全家无收入或总收入每月低于1400兰特，那你就可以申请这种免费住房，成功入住后只需要交水电费。虽然南非出现过政府官员冒充低收入者骗取黑人免费住房的丑闻，还有黑人抱怨说等了八年才分到免费住房，但总体来说，南非政府至今已经成功解决了近400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要知道，南非的总人口还不足5000万，经济实力与中国相距甚远，能修建400多万户免费住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免费住房
“因为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劳工的聚集区，多集中在城市商业区的近郊，例如黑人最大聚集区索韦托距离约堡主城区25公里，另外很多聚集区也均距离商业中心不是很远。整个南非的格局就是中间是商业区，周边是一块一块的住宅区，呈卫星状散落在商业区附近，但这些住宅区基本是黑白分明，白人区基本很少看到黑人，黑人区也基本见不到白人。你不能单纯地把黑人聚集区当‘农村’，因为这些劳动力多数不是农民，他们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往往又回到聚集区居住。这不像中国那样，农民工从一个西部省份坐火车到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然后年底返回老家过年。
“而南非的农村基本是指白人农场区，黑人劳工也是居住在农场附近地区的黑人聚集区，白天到农场打工，基本上没有中国那种农民工‘候鸟大军’。这个是与中国类似但又不同的格局。
“现在南非政府正在各地的黑人聚集区大量修建免费住房，为的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让收入较低的黑人劳工能在居住地附近安心工作，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南非政府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而在中国，不用说免费住房，就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很少见，这又怎么能让农民工安心种地呢？农村收入太少，导致出现了大批飞往城市的‘候鸟’，作为根本的农业自然会出现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城后若出现饱和，找不到活干的无业者又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30＇
王晓鹏先生的比较是基本正确的。但有几点需要斟酌：
第一，南非的“流动劳工”原来也并非不是“候鸟”，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政权设计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单身进城打工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在“黑人家园”。看看地图就知道“黑人家园”离大城市有多远，所以那时他们就是“候鸟”。后来他们在索韦托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安家定居，其实并非白人所愿，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黑人再赶走了。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当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南非只有外籍劳工还是“候鸟”了。中国就趋势而言其实也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搬出工棚（集体宿舍），把“留守”农村的家属接来，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租房安家，“农民工”中的“候鸟”率也在逐年下降。只不过我们的这个过程比南非要缓慢得多，至今我们的“索韦托”还是不合法的，各地政府只要想赶就可以赶走他们，还要宣称“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
第二，中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尽管也是从“福利国家”学来的，并非我们原来那种按特权按身份等级分配的所谓“福利房”。但是由于基本条件的差异，学来的这一套在我们这里也严重变味。其根本原因其实还不是“因官商勾结太严重，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而是很多所谓经适房仍然是变相的“特权房”，连商品房都不是。而是一开始就盖成“廉价豪宅”，以“安居房”、“集资房”、“团购房”等名义按官位分配，形成所谓的“公务员经适房小区”。另一方面，真正的廉租房申请者逻辑上应该是有当地居住权但住得很差的贫民，可是我国的合法贫民窟（正式说法叫棚户区）户主（未必是实住户）是有户籍的老市民，对他们另有一套“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政策，并不需要申请廉租房。任何国家城市化时期的城市贫民主体都是进城打工的移民而不是老市民，区别只在于其他国家把他们看成城市贫民，也就是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我国和旧南非则把他们看成“外来打工者”，类似于新南非的外籍劳工，虽然在城里居住着（通常也是租住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却没有“居住权”可言，“住得差”往往是赶走他们的理由，而不是他们申请更好住房的理由。正是这种“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的制度，使得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完全变味，成了一种典型的“负福利”现象。即便没有“官商勾结”问题，它也没法正常发挥福利功能。“廉租房”如果标准高了，就可能成为以权谋私的目标，如果标准低了权力不屑于染指，则它又会成为无味的鸡肋，因为真正需要它的人是没法申请它的。
当然，南非的免费住房也不是没有弊病的。除了王晓鹏先生提到的那些，一般廉租房社区的弊病它恐怕也难免。诸如穷人集中区治安往往较差、实物分房难以收回，分房者如脱贫致富搬走后仍会占有原房出租牟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等等。西方实行廉租房制度的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南非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些比起原来“流动劳工”制度的大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南非的民主制度还造成一个现象，即各党派在住房问题上的“福利竞争”。开普敦的代尔夫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94年4月新南非曼德拉政府成立后，非国大执委、南非共前总书记乔·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长。他在开普敦的代尔夫特地区筹建一片免费住房以安置当地的前流动劳工。但9个月后斯洛沃逝世，项目并未完成，前流动劳工便搭建棚户等待政府的安置，在该地形成了一个拥有两万居民的棚户区，据说是新南非最大的“非正式定居点”之一，这个社区就得名为乔·斯洛沃，非国大控制的南非中央政府住房部继续在这里修建正规的免费住房以安置他们。
然而，后来反对党民主联盟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2号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