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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的启示-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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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非全国并不都像西开普省，总体来讲南非的经济结构转型是不顺利的。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相当严重的人才外流。所谓白人的去留导致经济的兴衰，这种“种族解释”如前所述是不可信的。但是人才的流向与经济兴衰有关，则是可以成立的。由于种族隔离时期的白人特权和黑人受压，“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各种高级人才中白人比例远高于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也是明显的现实。尽管在新旧南非的变化中豪登省与西开普省白人比例的对照变化不大，但其构成或许有某种变化：西开普省更能吸引白人在其中比例较高的各类人才，而较多倾向于南非共的“穷白人”则相对更愿意住在豪登省，这种现象应该是存在的。南非未必需要出台纯粹种族性的“留住白人”政策，但是“留住人才”的问题不仅事关南非内部的省际比较，而且更事关新南非的国运，这已经越来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
现代服务业不同于传统时代的“引车卖浆者流”，由工业社会的制造业向“后工业社会”的服务业转型，本质上是由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人力资本”的状况非常关键。新南非不仅出现了人才从东北部的前“经济首都”区域向西开普地区流动的“孔雀西南飞”现象，更严重的，则是从种族隔离制度出现危机时起，南非就出现严重的人力资本流失国外的现象。过渡时期的社会动荡使这种外流加剧，新南非建立后也未能扭转这一趋势。这就使得经济振兴乏力，结构转型困难重重。
西方媒体曾报道，1995—2009年间，大约20％的南非专业人士出走他国；＇60＇而据南非统计局估计，自1994年以来，有100—160万的熟练技工、专业人士和管理人才移民海外，这对于一个5000万人口的国家是个严重的数字。由于这些人在经济活动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每流失一个这样的移民，就有10个非熟练劳力会失去他们的工作。＇61＇高失业率这种“南非病”的病因，至少有一部分就在于此，而南非经济结构转型的困难也与此有关。
导致人才流失的原因比较复杂。1998年中期有一项南部非洲移民计划（SAMP）研究，分析了熟练职业人士的移民倾向：调查涉及的熟练职业人士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有“简单的移民想法”，而38％的人表示“非常想”移民。希望离开该国的原因主要是对生活质量下降和高犯罪率不满。而对于白人熟练职业人士而言，对“蜜蜂法”之类特别优惠黑人的官方政策强烈反感，认为他们在南非面临机会的不公则是一个强烈的动机，他们希望到一个公平的劳务市场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在世纪之交的经济景气中不少发达国家也需要这些人才，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当时都在南非招徕技术移民，包括熟练技工。它们吸纳了南非外流熟练职业人士的75％，其中仅英国在1990—1996年间就吸纳了南非外流技术移民总数的大约一半，在这些国家甚至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南非白人技术移民社区。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与这种招徕的吸引力相比，所谓白人对国内政治变革的担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62＇
大量熟练职业人士的离去对某些部门的打击特别严重。例如1994年南非各大城市平均每10万人口有市政工程师20人，到2009年由于人才流失加上自由迁徙后城市人口增加，这一数字剧降到只剩下2。8人，以至于一些城市连供水系统的维护都成了问题。＇63＇南非的医疗行业，由于大量医生移民而去，相当于损失了培养他们的投资14。1亿美元，而吸纳人才的国家则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仅英国因南非等撒哈拉以南非洲医生移入而得到的获益，据估算就达27亿美元。＇64＇医生如此，熟练护工的流失也很严重。有人揭示：1994全年在索韦托地区有95万人次患者就诊，为他们服务的护士有800多人，到2000年，就诊患者已达200万人次，护士却减少到仅500余人。＇65＇这期间南非实行“非洲瑞典”式的政策，公立医疗系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庙多和尚少”，导致效果大打折扣。
人才流失的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对非国大政府的许多指责。不仅白人比较多的反对党如民主联盟一直批评政府的“反向种族歧视”使很多白人人才报国无门，许多著名黑人活动家也开始反思诸如“黑人经济赋权法”这类“优惠黑人”的措施效果如何，所谓恢复公平的做法是否实际上在破坏公平原则。如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就强烈指责“政府鲁莽地实施优待自己人的政策，迫使许多白人离开这个国家寻找工作，结果造成了我国技术能力短缺的危机”。＇66＇2004年，德高望重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更严厉地警告说，所谓“黑人经济授权”只有利于非国大的少数黑人精英，却使南非坐在了“火药桶”上，使数百万失业者生活在“非人的贫困”里。＇67＇还有人批评非国大的人才任用不透明，任人唯亲，把“忠于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当做首要标准，造成人人想当官却鄙视专业训练和业务能力。＇68＇
而非国大政府也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开始出台各种政策遏制人才外流之风，尤其是对符合南非经济发展方向的高科技制造业、高水平服务业所需人才和熟练技工予以扶持。加上像开普敦这样更为“自由化”的地方政府也努力以公平竞争的人力资本市场吸引人才，使情况开始好转。
特别是2008年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经济危机与衰退，对人才的需求也随经济不景气而出现低迷。更由于当前西方对一般移民熟练职业人士的雇用通行合同制，而且大部分是有期限合同。上世纪九十年代移民人才的合同期限在近几年已面临到期续聘高峰，其中相当部分人不愿或不能续聘，希望回到前景看好的南非继续自己的事业。因此近年来南非出现了人才外流减少而“回流”增加的趋势。2010年的一个调查发现英国的南非移民中有多达10万人正在考虑回到南非。＇69＇而著名金融服务公司PPS的一份报告称：2009年一年就有3。9万名前南非移民成为“海归”，随着国外工作合同到期，这个数字不久将上升到12万。＇70＇另一方面，许多准备移民的南非人，尤其是南非白人改变了注意，尤其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赛后，放弃移民申请者明显增加。2011年PPS公司调查了4000多名南非毕业研究生的就业趋向，表示要留在南非求发展的比例创下84％的历来新高，而且尤以会计、工程、医药、法律等过去人才外流最严重的专业为甚。＇71＇“南非人才‘外流的一代’正在回家”，“南非扭转了人才外流”，“毕业生对南非充满信心”等乐观的标题不断出现在近几年的南非和西方报刊上。
当然，对于这种“扭转”是否具有根本性质，仍然争论很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西方经济危机期间的现象，西方经济恢复景气后这种“海归”潮未必还会持续。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大量外流20年后出现的“人才饥荒期市场调整”，正是因为那些领域人走得太多了，仍然不走的或者想回来的才成了物以稀为贵的香饽饽，这并不表明南非对人才的吸引力恢复了正常，更不表明南非真正具有了“新兴经济体”对人才的魅力。还有人提到大批“海归”者看中的地方仍然主要是前述的开普敦等几个经济热点地区，更多的地方仍然被人才冷落。而就是在前述的那个PPS调查报告中，尽管表示要留在南非或者回到南非的人空前增加，但是具体问到他们对未来五年内南非能否解决或改善下列问题时，信心仍然不怎么样——表示对“未来五年内犯罪率将下降”有信心的只有45％，有信心失业将改善的为46％，而对未来的医疗保健系统和教育标准提高有信心的都是50％。
不过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听听我们旅居南非同胞的感觉可能更有意思。前面提到的王晓鹏先生在访谈中说：
“既爱又恨、爱恨交织”不仅是我对南非的感觉，这也是在南非的50万华人对它的总体感觉。很多华人，在南非做生意发了财，有的因遭遇抢劫后选择移民澳洲、新西兰等其他英联邦国家，但最终恐怕生活得不如在南非自在。
我有两名朋友有类似经历。一名台湾朋友在2000年来南非做生意，发了财并在遭遇入室抢劫后带着全家移民澳大利亚，两年后却又偷偷地溜回南非重操旧业。说起这段经历，这名朋友说，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的社会体系制度非常健全严格，根本不像南非这样有做生意发财的机会。另一名朋友是四川人，她在南非拿到硕士学位后先工作了两年，在白人公司上班，每月薪水约2万人民币，然后去美国待了一年，随后又跑回南非工作。她告诉我，在美国连博士都找不到工作，有的到餐厅当Waiter，她去美国后一直在餐厅打工，想着在南非的高薪工作，虽然治安比较差，但最后还是决定回来南非发展。
“不到南非怕南非，到了南非爱南非，遇到抢劫恨南非，离开南非想南非”。这四句顺口溜曾在华人中非常流行，也就是你说的“爱恨交织”。但是，单从南非华人总数来看，相对恶劣的社会治安来说，多数人恐怕还是更看重南非的商业机会：南非的华人总数从2005年左右的30万左右，增加到现在已超过50万人。＇72＇
在南非的华人基本都不是多数南非黑人那样的贫民，他们基本上属于上面所说的“熟练职业人士”，他们对南非尚且有这种感觉，除了“熟练职业人士”还有国家认同的那些南非人才应该更是如此了。
“彩虹”的启示：新南非十九年评述
六、“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新南非的城市治理困局与“美国式城市化”趋势
“汽车普及导致郊区化”，还是“穷人驱逐富人”？
在国内讲到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史理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或者叫“后城市化”理论。据说由于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住在郊区豪宅开着汽车一样可以享受现代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还能享受市区没有的优美环境。所以人们争相进城已经是落伍的“老土”了，世界的新潮是穷人、没出息的人住城内，富人和前卫的人住城外。我们有些理论家还据此引申说，既然如此就不要让我们的农民进大城市了，就让他们住“小城镇”或者干脆“离土不离乡”吧，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方“城市化的弯路”，而一步到位地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而一些价值观与他们差异极大的另一派人士，同样是根据“郊区化”、“后城市化”理论，引申出来的却是强调普及私家汽车、大修高速公路的重要，在他们看来没有汽车哪怕你住在城里也是“老土”。
这种“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的“后城市化”之说其实是以美国的现实为依据的。在美国确实有明显的“穷人住市区，乃至市中心附近，富人住郊区乃至卫星城”的现象。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和华盛顿尽管市中心很小一块地方还是富人乐住之地，主城区的大部分却住的是社会下层，大量的富人还是住在如长岛、银泉这样的郊区，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洛杉矶那样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干脆没有富人愿住的中心城区，“当躺”（downtown）尽是穷人，富人都住在贝弗利山、硅谷那样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这种所谓的“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例如至今巴黎的富人几乎都住在主城区，尤其是像拉丁区那样古老的市中心，而穷人绝大部分住城外，过去是一个环绕市区的“棚户带”，现在棚户变成了“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层公寓楼，外观非常符合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但富人极少住在其中。倒是在160年前（巴黎史上的“奥斯曼改造”以前）并非如此，那时巴黎城里曾经充满了穷人的陋屋窄巷，而富豪都住在城外的园林豪宅中，包括像凡尔赛、枫丹白露这样的皇宫。
而且如果细考美国城市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穷人，尤其原来绝大部分是庄园苦力的黑人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黑人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于是美国城市出现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现象。当然穷人其实不可能强制“驱逐”富人，可是穷人入住的地方，富人自己就纷纷搬走了，这和汽车普及并无很大关系。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后城里出现了很多政府盖的福利楼，附近的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就纷纷迁出。纽约最著名的哈勒姆贫民区就是这种“穷人驱逐富人”过程的产物。而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等城市主城区的没落（以及郊区的兴起）也都是类似的过程。
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现象与美国式自由民主及黑人解放有很大关系。而在19世纪民主化以前的欧洲那些王国就截然相反，那里发生的城市化是“富豪驱逐穷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驱逐即强制拆迁，不是美国富人那样的自愿搬走。1852—1870年间巴黎的“奥斯曼改造”就是个典型，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铁腕市长奥斯曼伯爵在17年内强行拆掉半个巴黎，把多数穷人（多是法国大革命后获得自由、初期工业化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后代）赶出城外，巴黎于是被改造成“世界最壮丽的城市”，这个“巴洛克式（意为豪华）城市化”的样板自然是充满“香榭丽舍”的金粉世家，而少有穷人立足之地的。
由于美国的穷人很多也是黑人，所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政权是很喜欢拿美国黑人进城导致主城区衰落来说事的。他们倒没有说那叫“汽车普及导致的郊区化或后城市化”并表示羡慕，而是称之为失败的“无序城市化”并以之为前车之鉴。而他们极力实践的，则是类似“奥斯曼改造巴黎”式的“有序城市化”。按照奥斯曼的方式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确在南非打造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现代“巴洛克式城市”——白人的城市，而把黑人圈在城外的索韦托式的地方。民主化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不涉及价值判断而是只论客观因果，现在我们不能不说白人当初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新南非这十几年，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的确发生了所谓的“芝加哥化”、“底特律化”，即美国式的、当年被白人当局贬称为“无序城市化”的过程。
黑人解放和“城市底特律化”：索韦托与约翰内斯堡旧城区的变迁
这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在《从南非看中国》中我详述了当时白人的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的索韦托的各自特征。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两边的特征都显著地改变了。
原来在城外（用我们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在上世纪70—80年代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贫民窟，只有两家电影院，两间酒店，只有83％的房子有电，高达93％的居民没有入户自来水。新南非政府在这里投资建了大量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为黑人贫民盖的正规免费住房逐步取代原来的陋屋和棚户。如今索韦托的水电通讯公交基本普及，中产黑人的雅居和富黑人的豪宅也开始出现。大型公共设施陆续崛起，这里的克里斯·哈尼医院从原来400多张病床的普通医院扩建为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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