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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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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六寸。坐卧一榻，困不可状，有《苦涝行》。”二十四日记：“雨少住，延陵移榻中军帐。”按：词是入幕次年，与《苌楚斋随笔》所记稍有出入，然实有其事。），以国士相待。双方乃能逐步磨合而相契。
在吴幕中，身为幕宾的张謇获得了较好的历练和机遇。一方面，通过为吴长庆帮办文案，使他和各层人士尤其是淮系的中上层人士有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从这一时期的张謇日记看，他为吴长庆通信联系的有：李鸿章、李鹤章、唐定奎、周盛传、刘铭传、卫荣光、吴元炳、沈葆桢、刘瑞芬、赵子芳（即赵继元、李鸿章内兄）、吴汝纶、李凤苞、潘鼎立、方宗诚、程文炳、吴赞诚、靳方琦、丁汝昌、龚照瑗等一大批官场要人，同时和庆军各部将领曹德庆、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刘长蔚、吴兆有、班广盛、杨歧珍等均过往很熟，和朱铭盘、吴长庆之子吴葆初、蒯德模之子蒯光典结为好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袁世凯于1881年投奔登州吴长庆军营时，吴以故交之子，“命在营读书”，并嘱托张謇“为是正制艺。”（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这样的交游和联系，使张謇对当时社会政治的状况，尤其是淮系网络内部的运作情况，有了相当的熟悉和了解。另一方面，吴长庆对张謇一直倚重信任如左右手，使得张謇能直接参与高层的军机决策。1880年5月吴长庆入觐，即带同张謇一同赴京（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2页。）；1882年，朝鲜壬午兵变发生，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急招吴长庆入津商讨对策，在座的仅有张謇和张树声的幕僚何嗣琨（注：参阅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12页。）。可见，兵贵神速赴朝鲜，相机诱执大院君的“奇计”应该出自何张二僚，而主要出自随吴长庆亲临朝鲜前线料理军事的张謇。否则，吴长庆也不会和张树声联衔，专折奏保薛福成、何嗣琨和张謇了；同时，他还自践诺言：“有建策速定其乱者，酬赏三千金”，而于次年“属苏松太道刘瑞芬寄千金”至南通张家（注：《啬翁自订年谱》，《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4－845页。）。对于保案，张謇“坚谢而寝”；对于奖金，张謇声明“作为无息之贷款”。在其内心，既是为报吴长庆的知遇之恩，同时也抱定功成身退之念，不做非分之想。
但命运对自认建此奇功的吴长庆却十分不公。中断丁忧回任的李鸿章，对果断处置的吴长庆，虽口头表示“佩慰”（注：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0，第29－30页，“复吴筱轩军门”。），但并未有任何实际的支持。相反，倒是“欲以庆军属马建忠”，而令吴长庆回天津待命。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恨不已，尤其张謇更“力劝公引退，并请奏解本职住京。”吴长庆“初韪之”，这就势必造成与李鸿章的决裂，后经袁保龄、周馥等人的斡旋才没有告退。张謇看透了这种官场的黑暗，加以他的《朝鲜善后六策》不为当政的李鸿章所用，所以在吴长庆逝后，毅然南归。
三、张謇与李鸿章
从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张謇并未与李鸿章直接见过面，而且他本人也从未与李鸿章有只字通问。但两人之间似乎有着多层夹缠不清的关系：张謇与李鸿章之弟李鹤章、内兄赵继元的有过较密切的交往；他因孙云锦和张裕钊的关系，与李鸿章最为倚信的幕僚兼师友吴汝纶有较密切的书信往返，并于1882年春将同乡、至交好友范当世推荐给时任冀州知府的吴汝纶（注：张謇自订年谱壬午（1882年）三月记：“荐肯堂于冀州知府吴挚甫。”《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3页。按：张謇与范当世订交在1869年，时张17岁，同前引第832页。），后又因吴汝纶的介绍，范当世得以成为李鸿章家的塾师（注：吴汝纶荐范当世入李家当塾师约在辛卯（1891年）年春，见《吴汝纶尺牍》，黄山书社1990年版，第35页。辛卯四月十日“答范肯堂”：“前接傅相书，深以得名师为辛。旋接来信，敬悉宾主款洽。”）。这样，张謇对于李氏家族，有了更透彻的了解。
截至甲午战争，张李关系中最起波澜的有两件事。一是壬午兵变后张謇上《朝鲜善后六策》而不为李鸿章采纳，张对李结下芥蒂。二是甲午年张单独上疏劾李：“战不备，败和局。”此举导致张与以李为首的淮系集团的最后决裂。这两件事亦可以说是张謇思想演化轨迹的两个关节点，可以再作进一步的条分缕析。第一件事，据张謇1911年复东三省交涉使韩国均的信中回忆：“……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04－205页。）对此，张謇扼腕痛惜之情，溢于词表。
就当时情形而言，李鸿章对张謇个人并无多少成见，当壬午年八月，张树声、吴长庆保荐张謇等立功者，李鸿章亦愿领衔合荐（注：张謇日记壬午八月二十二日记：“与枚生讯，辞合肥相国、振轩督部及延陵合荐。”《张謇全集》，第六卷，第206页。）。他之所以嗤张为多事的原因，是得知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从张謇处抄录《朝鲜善后六策》而在京官中径自散发，翁同和、潘祖荫、宝廷等要员均先后看到，宝廷并“采以入告”，以致慈禧也向军机处和总理衙门垂询。李鸿章认为这种越轨行为使自己太丢面子，同时也为了压抑张树声和吴长庆，才指斥《善后六策》为“荒诞不经”、搁置不议的（注：参阅谢俊美：《翁同和传》，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9页。）。其实他对张謇的文采还是颇欣赏的。1884年秋，张謇在料理完吴长庆丧事后归里。两广总督张之洞有延纳之意，便托李鸿章代为寻觅，于是李鸿章命与张謇相熟的袁保龄“派人坐一轮船，沿渤海口岸遍询从奉天省南下轮船中，有则请其赴津，并述北洋延揽之意。”（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54页脚注。另，张謇年谱甲申七月记：“北洋又以粤督之托，属袁子久见招，子九并述北洋意，亦辞。”《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6页。）也就是说，对张謇这样的人才，即使有点小过节，李鸿章也力求延为己用。如果不是张謇一再申述“南不拜张，北不投李”而坚辞的话，这件故事本身就可以演绎成一出近代的“萧何月下追韩信”了（注：张謇：《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云：“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张謇全集》，第一卷，第16页。）。
但是第二件事的发生表明，十年后张謇还是同李鸿章公开决裂了，也标志着张謇最终从淮系营垒中彻底分化出来。关于张謇独疏弹劾李鸿章的背景，近代史钞中各有说法，内容大同小异，然一致认为张謇是主战派的重要首领之一。如《异辞录》记：“中日战役，主战者，高阳、常熟。奔走高阳之门者，项城。为常熟之耳曰者，通州张季直殿撰，萍乡文芸阁学士也。项城归自朝鲜，力诋文忠设计之缓，使从己谋，可以制敌于先。光绪九年，殿撰从吴武壮率师援朝，先据汉城，拒退日本，身亲兵事，谓确有胜算。是科会试，与学士同出常熟之门，互相标榜，欲以奇计自现，实为主战派之首领。”（注：《异辞录》卷三，第128页。）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说：“张謇甲午大魁，以翁同和之知契，颇锐意谈政治。”而翁在光绪十一年后，对张“处处以国士相待，言听计从。”（注：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三），第791－782页，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也说：“甲午之事，始于袁世凯，成于张季直，而主之者翁同和也。李鸿章力言不可开衅，为举朝所呵。”他并引用王ｋǎｉ＠②运（壬秋）日记，称主战大臣礼亲王、翁同和、李鸿藻等为前八仙，而“跟随八仙，背葫芦药之仙童，则张季直也。药治何病，皆由仙童从胡芦中取出，即主战药也，最能左右八仙。”（注：《世载堂杂忆》，第105页。）
而既为李鸿章幕僚又是翁同和门生的王伯恭，作为当事人之一，亦有记载：“……而是时张季直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余复自天津旋京，往见常熟，力谏主战之非，盖常熟亦我之座主，向承奖借（掖）者也。乃常熟不以为然，且笑吾书生胆小。余谓临事而惧，古有明训，岂可放胆尝试。且器械阵法，百不如人，似未宜率尔从事，常熟言合肥治军数十年，屡平大憝，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余谓知己知彼者，乃可望百战百胜，今确知己不如彼，安可望胜？常熟言吾正欲试其良ｋǔ＠③，以为整顿地也。余见其意不可回，遂亦不复与语，兴辞而出。到津晤吾友秋樵，举以告之，秋樵笑曰：‘君一孝廉，而欲与两状元相争，其凿枘也固宜’。”（注：王伯恭：《蜷庐随笔》，第21页。）
上述诸说，固然都十分强调张謇在甲午主战中的地位和作用，但把翁（同和）李（鸿章）之间的和战之争说成翁是挟嫌报复李的意气之争，把张謇的献计献策说成是急欲以“奇计自现”出风头，实在失之偏颇。而稍后的刘厚生先生，在所著《张謇传记》中，又把张謇的上奏说成是听了袁世凯的诉说而合谋倒李的结果。本来早在甲申四月，张謇因吴长庆离开朝鲜不久袁世凯便“自结李相，一切改革，露才扬己”（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45页。），而写过一封义正词严的绝交信，此后十年不通音讯。甲午年张謇中状元后，正值朝鲜局势紧张，袁世凯认为有可乘之机，张亦是可以利用之人，于是秘密进京，主动拜访张謇，“长谈三小时之久，历数在李鸿章管辖之下，不能行使吴长庆政策之苦闷”，引起张謇的同情和谅解，于是张謇在弹章中多处引用袁提供的情况并两次提及袁世凯之名（注：刘厚生：《张謇传记》，第68页。）。对于这段绘声绘色的张袁重修旧好的描述，笔者以为宁可相信张謇自己的说法。他在甲辰（1904年）五月记道：“以请立宪故，南皮再三属先商北洋，汤寿潜亦以为说。余自金州归后，与袁世凯不通问者二十年，至是始一与书。”（注：《张謇全集》，第六卷，第865页。）可见张袁十年修好，合谋倒李之说是靠不住的。
再一方面，从翁同和与张謇的关系讲，翁张初识在1885年张謇参加顺天乡试期间，翁作为副主考，与潘祖荫力争将张謇由第六名拔至第二名；而1894年恩科会试中，又由于翁同和的极力保荐，张才独占鳌头成为状元，师生二人实属谊分非浅。但更重要的是，两人对当时内政外交、军国大政的思想认识相当一致和接近，才使翁同和对张謇十分倚信。从戚其章先生辑录的甲午战争期间《张謇致翁同和密信》（注：见戚其章主编：《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六），第445－461页。）来看，参战淮军诸军装备及士气状况如何，各部将领才能高下如何，以及朝鲜地理形势如何，张謇确实是十分熟悉的，这得益于他在淮军幕府的长期历练和在朝鲜处理壬午事变的实际经验。但他没有想到，短短十年过去，淮军的腐败竟是如此迅速和不堪。叶志超、黄仕林、张光前、赵怀业、卫汝成……，他所熟识的以“敢战”自命的淮军将领竟都成了贪生怕死、冒功欺罔之辈。不仅是他，连淮军最高统帅李鸿章本人也发出哀叹：“半载以来，淮将守台守营者，毫无布置，遇敌即败，败即逃走，实天下后世大耻辱事。”（注：《李鸿章全集·电稿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于是，在痛心疾首之余，张謇推根究原，将养痈为患的责任直接找到了李鸿章头上。指陈李鸿章“非特败战，而且败和”。也许正是从淮系营垒中杀出来的原故，张謇在弹章中指斥李鸿章消极畏战主和误国时，多处切中要害。如他向李鸿章发问：“以四朝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财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稍有人理，能无痛心。”（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8页。）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当时便“流沫传诵”，里巷皆知。据说，恭亲王奕ｘīｎ＠④看了以后都说：“奏参李鸿章之折，有十余通之多，惟张謇之奏，最为切当。我们今日遭到日本祸殃，都是李氏一手所酿成也。”（注：参见宋希尚：《张謇的生平》，第28页。）甚至连李鸿章本人读后，也认为“笔意尚健。”（注：转引自彭晔：《张謇与朝鲜壬午兵变》，《第二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第156页。）
当然，张謇的奏折中，也不免有些意气用事的成分，如他历数李鸿章十年前对吴长庆的排斥压抑，说吴“遂因与李鸿章积忤之故，愤恚致死。”进而要求撤去李鸿章北洋大臣一职，“另简重臣，以战求和。”（注：《张謇全集》，第一卷，第25－28页。）《国闻备乘》的作者胡思敬认为：甲午之战由翁同和一人主之，而张謇、黄绍箕、文廷式皆出其门下。当时海陆兵权尽在李鸿章手中，“謇等仅恃同和之力，不能敌也。”于是有文廷式通珍妃，献夺嫡之谋，从而酿成愈演愈烈的帝后党争。甲午战败后，“謇及廷式皆弃官而逃，不敢混迹辇下。”（注：胡思敬：《国闻备乘》，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名流误国”。）把张謇完全说成是一个玩弄宫闱密计的小人，实在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章开沅先生在新著《张謇传》中对这一时期张謇的心理活动有很透彻精辟的分析，指出：“清廷对日宣战不过一个多月，张謇已经察觉‘其实中国何尝有必战之布置耶。’他知道翁同和处境困难，而且性格弱点是‘刚断不足’，并非可以代替李鸿章主持对日战事全局的适宜人物。他曾主张对李鸿章‘鞭策而用之’。倒李就是一种鞭策，目的是削弱李的声势，降低李的地位，而终究还要有控制的使用他。这就是帝党分子难以言说的内心衷曲。”（注：章开沅：《张謇传》，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页。）
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淮系虽已很腐败，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李鸿章作为淮系的总首领，依然树大根深，盘根错节。而张謇独疏劾李，一方面，必然引起淮系诸多旧友知交的不满，包括前述王伯恭以及吴汝纶、范当世等人，尤其是青年至交范当世，自此以后长期不通音问，直至晚年回乡后才恢复交往。另一方面，他个人也必然要冒一定风险。但张謇劾李，绝不仅是从私人恩怨出发，而应该说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切的忧虑和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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