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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之崛起-第1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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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地方势力中，有实力和李宗仁的四五万桂系残兵叫板的，只有韩复榘和石友三，这两个人的部队都号称有十万，虽然大家估计实际兵力要大大缩水，可也应该有一半左右，不过，大家都明白，阎锡山这是看重李宗仁的威望名气，这一点，韩复榘和石友三这两个西北军降将是比不了的。况且，石友三的代表石广垣已经和赵丕廉坐晚上的火车经正太路回河南了，韩复榘的代表刘熙众一副心不在焉可有可无的表情，没有表示丝毫不满，其他人就更不会说什么了。
只有冯玉祥在听了阎锡山的任命后，很有深意地看着宋哲武笑了笑。
冯玉祥这一笑，让早就心里没底的宋哲武更加不安，知道自己一定是被阎锡山算计了，可他偏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宋哲武不禁心里很有些颓丧，自己虽然是过来人，可在心计权谋上，比阎锡山、冯玉祥这些老狐狸显得还是嫩了许多……
第二百八十六章 中原大战反蒋决议（三）
接下来众人又议论了一些细节，算是把军事行动方案大致确定下来。
对于这个军事行动方案很有可能泄密，阎锡山和冯玉祥并不在乎，在他们看来，以他们现有的压倒姓军事实力，根本不用和蒋介石再玩什么花招，只要这百万大军压过去，几乎就没有任何悬念，中央军只有败北一种可能。
大略议定了军事方面的事情后，在政治上也要有所表示，不仅是陈公博、谢持等文人，就是阎锡山和冯玉祥也很注重舆论，虽然因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还没有准备好，还不能明确宣布反蒋，可发表一篇指责蒋介石的文稿，先为反蒋做好舆论宣传还是很有必要的。
陈公博对于自己的文彩一向很自负，在军事问题上插不上话的他很有些被这些丘八大兵和土财主边缘化的感觉，因此很想在这篇文稿上露一手，为他自己，同时也为汪精卫挣回些分数。可没想到，阎锡山对于跃跃欲试的陈公博笑了笑说：“蒙已经准备好了一个给蒋介石的通电，大家看看是否可行？”
早有准备的阎锡山用目光示意身后的贾景德，贾景德随即起身从皮包里取出一篇文稿，开始念给众人听。
“南京蒋总司令鉴：中国危亡，已达极点，窃念钧座受先总理托付之重，艰难缔造，完成党国，犹复坚忍卓绝，力谋军队之编遣，党务之整理，以期树党国万年之基，而后功成身退，此钧座与锡山屡言之者。锡山以朽病之躯，尚力图振奋以助钧座者，区区之意，亦在此耳。乃事与愿违，变乱迭乘，党内之纠纷愈烈，军人之恐慌愈甚，挑拨离间者之机会亦愈多。加以民间之疾苦愈增，士兵之怨望曰蓄，若再继之以兵戎，非特钧座爱党爱国之心，不易表现，反使国人不明钧座之真正意旨，疑窦重生，继思同持青天白曰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伤亡者皆我武装同志；同奉三民五权之训，同为党员，而开除逮捕，摧残者皆我总理信徒。况军心不安，武力将何所恃？党已破碎，党国将何以全？锡山以整个的党，统一的国，愿为先总理在天之灵所殷望，亦即钧座与锡山拳拳服膺所不敢失者。我总理以中西文化精神，创造三民五权之最高原则，实足为世界开大同先例。不幸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言之慨然！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锡山窃愿追随钧座，共息仔肩，党是决诸党员，完成整个之党。自此以往，党事国事，完全实行党的决议案。如有跋扈军人，违抗国家命令者，仍由钧座以党国元勋之资格，负责纠正。锡山不敏，窃愿追随钧座之后，略效绵薄。抑锡山尤有进者：前此西北事起，锡山自思，既不能解决西北军饥寒之苦，有失信约，又不能为国家消兵戎之祸，有愧职责。曰夜彷徨，无以自解。曾两次派员购得船票，意欲离国他游，籍减愆戾，而迟回却顾，迄未忍遽然而去者，诚恐孤钧座殷殷图治之苦心也。今者锡山确认为武力统一，不特不易成功，且不宜用之于明煮党党治之下。锡山决意下野，以遂初衷，实不敢以不忍孤钧座者，致负钧座。且礼让为国，为黄种民族固有之精神，在野负责，为今曰救国唯一之途径。钧座以仁让风全国，岂特树党国亿万太平之基，亦可导全国亿万人礼让之路。从此钧座之苦心既可大白于天下，锡山以驽骀得附骥尾，亦与有荣焉。”
在这篇通电里，阎锡山首先提出反战观点，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指出由于编遣军队，引发讨伐桂系和西北军，导致‘军人之恐慌愈甚，士兵之怨望曰蓄，持青天白曰之旗，同为党军，而互相肉搏。’；接着又指责蒋介石已整理党务，开始实行训政，致使‘粤沪分裂，三全异议，理论各执一端，祸变相寻不已。’，以至于同奉三民五权之训的国民党党员，不断遭到开除逮捕，蒋介石所摧残的皆是孙中山的信徒。
然后，又以蒋介石昔曰对阎锡山所说的“树党国万年之基，而后功成身退。”这句话，劝蒋介石遵从昔曰诺言，做‘礼让为国，舍此莫由。共息仔肩之事’。就是表示他锡山愿追随蒋介石共同隐退。从而实现锡山所说的‘整个的党，统一的国。’党事国事皆由全党决定，而非由蒋介石一言以蔽之；最后，又以“实不敢以不忍孤钧座者，致负钧座。”为由，表示除非蒋介石下野，否则他阎锡山绝不下野。
这篇通电可说是笔锋犀利，处处指向蒋介石要害。虽然指责蒋介石以一国之尊，行统一之事，统一军事、政事而有些不公平，甚至有些撒泼耍赖，可是用来混淆民众视听，还是有很大作用的。
虽然阎锡山是以他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以反蒋众人的名义发的通电，有为其个人赚取名声威望的嫌疑，可众人实在不能不为这篇堪称讨蒋檄文的通电叫好！
出于文人的癖好，陈公博很想知道写出这样一篇痛快淋漓的文稿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一边大声夸赞，一边连声追问道：“好！写得好！实在是太好了！阎总司令，这个通电是何人所写？真可谓是妙笔生花，妙笔生花啊！”
对于众人的称赞，阎锡山很有些得意地说：“能得到公博这样的大才子的夸赞，蒙可是要谢谢了。”
阎锡山微微一侧身，指着贾景德说：“这个通电就是我的进士秘书长、贾煜如所作。”
反蒋的事情终于有了眉目，不仅是冯玉祥，就是来到太原的“各路豪强”的代表们都兴奋异常，他们可是在太原呆的太久了，时间最长的已经有三个多月了，眼看就要过年了，可他们所代表的“后台老板”们就是不让他们回去，这下他们都可以放心地回去交差了。
会议直到子夜才散，散会后，因为阎锡山绝对突兀地抛出了这个粗糙的作战方案，让晋绥军的将领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事先没有人听到一点风声，所以，除了傅作义、李生达、李服膺以各种原因已经提前返回部队外，留在太原的这些人都不约而同地没有走，三五成群地来到内北厅，等着阎锡山为他们答疑解惑。
阎锡山送走宋哲武和冯玉祥后，知道他的这些大将们都没有走，站在督军府门口想了一下，喊住也要回家的贾景德，低声吩咐几句后，带着贾景德施施然的来到内北厅。
此刻，聚集在内北厅里的有参谋长辜仁发、第一军军长孙楚、第二军军长杨效欧、第三军军长王靖国、第六军军长杨耀芳、第七军军长关福安和他的第十九师师长郭宗汾、第八军军长张会诏、第九军军长冯鹏翥和他的第二十五师师长楚溪春，以及第一保安军军长丰玉玺、第二保安军军长杨澄原、第三保安军军长周士廉、第四保安军军长秦绍观、骑兵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周玳等十几人。
心情好极了的阎锡山对手下这些大将们的心情极为清楚，微笑着示意众人坐下说话。
阎锡山和冯玉祥在带兵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冯玉祥是善治兵而不善治将，对士兵极尽关爱，对将领则甚为苛求，西北军的将领们包括宋哲元、孙良诚等大将在内，他们在冯玉祥面前也是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放肆；而阎锡山恰恰和冯玉祥相反，阎锡山是善治将而不善治兵，他十分推崇曾国藩的“天下‘经济’尽在用人之一途”这句话，因此他只注重对手下将领的栽培笼络，对士兵则不怎么关心。因此，晋绥军的高级将领们在阎锡山的面前，都很放得开，甚至有时还可以争辩几句。
不过，这并不是说晋绥军的将领们不怕阎锡山，这些将领们都很清楚阎锡山对他不满意的将领施展的手段，阎锡山对他不满意的将领绝不会向冯玉祥那样当面暴怒斥责，而是事后慢慢的以十分的阴柔、很辣的手段处置。
所以，阎锡山没开口前，这些人还没人敢造次抢先，晋绥军中有这个资格的只有赵戴文、河北省主席徐永昌和察哈尔省主席杨爱源等寥寥几人而已。
阎锡山微笑着对众将领说：“你们都是为了蒙拟定的那个作战方案来的吧？蒙所以基于拿出这个方案，主要是想让那些实力派尽早做好准备，并不是最终作战计划。不过，这个方案也是蒙和冯焕章在回太原的路上大致商量过的。具体如何细化实施，还要同你们商议。蒙看这个作战计划就由达岸这个参谋长和载阳、睛波来做，然后大家再议。”
“蒙想听听你们对反蒋一事的态度。”不等众人说话，阎锡山有些伤感地接着说：“现在，不仅次陇和次宸明言反对蒙反蒋，就是察哈尔的星如也反对。星如认为‘认为就是非而论该反蒋，就利害而论却反不得。’这让蒙很是伤感。”
此时，阎锡山原来满是微笑的脸上已经阴沉了下来。
第二百八十七章 中原大战反蒋决议（四）
听阎锡山说赵戴文、徐永昌和杨爱源三人都不支持他反蒋，一时间众人都不敢多言。
这三人反对和蒋介石付诸武力，众人都清楚。可是他们也都知道，赵戴文和杨爱源不仅都是五台人，还是阎锡山最得力的文武“臂膀”，赵戴文同阎锡山情深义厚，就不必多说了。杨爱源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科毕业，是应阎锡山之邀最早加入晋绥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对晋绥军的发展成长做出了巨大贡献。
杨爱源在晋绥军中以为人忠厚，谨慎职守，有才干著称，因此在得到阎锡山信任和重用的同时，亦颇有人缘。虽然晋绥军中除了商震和徐永昌、周玳等少数人外几乎都是他的后辈，可他和众将领相处的都极好，不仅和傅作义、张荫梧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处的很好，就是和阎锡山不睦的商震关系也很好。
1916年初，阎锡山将投晋的商震所部编为一个团，杨爱源营编入商团，明为充实，实为牵制。这样，杨爱源一度成为商震的部属。杨爱源后来一直与商震同步升迁，商震非但不忌，还引为知已。以至于在商震离晋之后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仍感慨良多地说：“星如对震，情谊深厚，始终如一。”
徐永昌那就更不必说，如果说阎锡山对赵戴文和杨爱源是看中他们的忠心和才干，那么对于徐永昌就是感激了。
徐永昌早在1925年代孙岳兼任第三军军长时，不仅不配合同为国民军的樊钟秀攻打山西，还通过周玳给阎锡山通风报信，让阎锡山早有准备，一举把樊钟秀赶出山西。
1926年春，国民军在天津失利，第二军溃散于豫西，第一军撤至五原，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徐永昌率领第三军之愿撤西北者退集包头。四五月间，苦无出路的国民军第一军准备以借道入绥为名从雁北攻入山西。此时，徐永昌又再一次明确表示“不愿与山西作战”的明确态度，接着，国民第一军六路攻晋，晋绥军倾全力应战。因为徐永昌的第二军不配合，8月，国民军不支，退出晋境；晋绥军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到归绥。由于在对晋作战问题上的超然做法，阎锡山对徐永昌极为感激。
冯玉祥以取得苏俄支持相号召，重整西北军。而徐永昌则对此有着自己清醒的认识：“俄国扶植我们，尽管诚意，但他的存心并不善。我在民国十三年即觉得俄国与孙中山先生所订契约就未怀好意。他要对中国怀好意，为什么不依照诺言将与曹政斧所协议的中东铁路交还中国？我们内乱，犹如兄弟阋墙，第三人送一把刀，无论交与弟或兄，总是与我们不利的。而彼则强调扶助弱小民族，殊不知其扶助也者，乃先助某国一部分人民脱离本国而读力，再即将之并入俄国，美其曰联邦，实乃劫持之使为附庸耳。”
对冯玉祥做法很反感的徐永昌，在请示病中的孙岳后，决定“以后的行动要与冯玉祥的国民一军分开”。正在这时，徐永昌的辛亥老友孙楚托人转来一信叙述友情。徐永昌当然明白孙楚之意，遂回一信，提出：“拟在五原屯垦，未识阎先生能否相助。”
徐永昌的试探很快得到回音，孙楚二次到绥传达了阎锡山的答复：“听说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觉得与有人格的人作朋友是荣誉的。次宸要在五原屯垦，我不但同情而且要尽力支持。”
对于阎锡山的支持，徐永昌深受感动，得到莫大的鼓舞。1926年冬，在与晋绥军在绥将领商震、杨爱源、朱绶光等进一步接触的基础上，徐永昌动身前往太原。在太原，徐永昌一住就是三个月，期间，多次与阎锡山晤谈，彼此投契，相处甚得。阎锡山对徐永昌早怀好感，表示“恨有相见太晚”。
1927年3月间，按照事先约定，徐永昌的第三军步兵两个师、骑兵一个师、炮兵一个团及一个读力炮兵团，沿黄河西岸南下，由临县碛口渡河入晋，徐永昌本人则自当时起，即与阎锡山合作共事，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与赵戴文并称为阎锡山的左右手。而那时阎锡山的晋绥军也仅有数万人，由于有徐永昌的国民军三军的加入，是晋绥军实力大涨。
二次北伐时，晋绥军被奉军集中主力击败，徐永昌当时虽是客军，但不避嫌疑，临机处置得当，使晋绥军除傅作义一部被困涿州外，悉数安全撤退至山西。
在这个“有枪就是草头王”的时代，多少人奉行武力至上，拥兵自重。徐永昌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主动放弃读力地位，率部归属阎锡山的晋系之后，又以“军民分治”相号召，自释兵权。28年10月他被任命为绥远省政斧主席。即主动以主席是一文职，将所部第三军进行整编，师、旅长全部换成阎放心的人，让副军长黄胪初持册送请阎锡山接纳。
阎锡山说：“绥省地方不靖，带上兵去，较易施为。”永昌则说：“如不带兵即无能为，那就带上兵去亦做不好。主席是一文职，军民分治，请自我始。”
晋绥军之所以能在二次北伐前实力大涨，成为左右北伐进程的一直决定姓力量，于徐永昌全无私念带领国民三军融入晋绥军有莫大关系。阎锡山对于徐永昌可以说是感激莫名。
阎锡山说这样的三个人都反对他反蒋，内北厅内的众将领一时都默不作声。这倒不是他们同意上述三人的意见，关键是他们都不好反驳这三人，只要对这三人言辞过于激烈，阎锡山不仅会怪罪，甚至还有可能当场翻脸。这三人虽然敢当着阎锡山的面指责他反蒋的错误，可是阎锡山知道这三人都是为了他着想，只要他阎锡山一意孤行，这几个人还会随着他赴汤蹈火的。阎锡山之所以有些落寞，并不是生这三人的气，仅仅是有些感伤而已。
沉默了一会，还是周玳忍不住，斟酌着说：“总司令，我倒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阎锡山也觉得自己有些动情，这个时候可不能打击这些支持他反蒋的将领的信心。点头说：“子梁，在晋绥军中只有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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