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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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可能感到奇怪的是，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人嘴上说的是民主、人权和自由贸易，其真正目的是控制其他国家的命运，以满足它自己的短期利益或者思想偏见。这样的例子很多，因为我们以各种方式几乎在世界每个国家都有投资。就拿韩国来说，美国人倾向于把它看作是受了美国许多恩惠的国家——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为从北朝鲜和中共手中解放韩国人，美国牺牲了３６０００人，美国对韩国提供的大量援助，从多方面为韩国的经济奇迹奠定了基础。近来，美国把北朝鲜归入邪恶轴心，停止了对北朝鲜承诺的粮食和电力援助，除非北朝鲜停止核武器计划。美国人认为这本身就是在保卫韩国。　



　　有这种想法对美国人来说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韩国人知道并感谢美国人为保卫他们所作的牺牲，但是，他们指出，美国人的行为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大公无私，它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保卫美国利益的更大政策的一部分。韩国人还指出，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支持的好几届残酷的军人政权，践踏韩国人民的权利，华盛顿并没有出面明确地反对。刚刚卸任的韩国总统金大中由于多年遭受折磨和监禁，至今行走困难。不错，美国军队今天仍然面对着非军事区对面的北朝鲜军队，但同样不错的是，美军很欣赏这种帝国地位。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基地之一就在汉城市内，那里经常出事。美国兵经常出事故，一会儿在交通事故中撞死了韩国人，一会儿骚扰韩国妇女或违犯韩国法律，美国人却很少被投入韩国监狱或在韩国法庭受审判。美国和韩国签订的“驻军地位协定”规定，美国兵在执勤时犯法，只有美国当局有权处理。原则上，韩国当局对非执勤军人有制裁权，但实际上这也受到严格限制。　



　　当美国企图破坏北朝鲜的稳定时，韩国人明确指出，他们不希望这么做，因为这违反了南方的“阳光政策”，该政策正努力构筑通向北方的桥梁，以便达到渐变的目的。去年，我拜访韩国的一位顶级外交政策官员时，他求我向华盛顿说明，韩国经受不住北朝鲜政权的突然垮台。“我们不是西德”，他说，“我们不能像西德吞并东德那样吞并北朝鲜”。　



　　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对亚洲和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它同样是时好时坏。尽管通过合作对付“基地”组织——这是反恐战争中的一个亮点，使中美关系有所改善，但美国的态度仍然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美国与中国发展贸易与投资关系，其规模之大以至于我国最大的双边贸易逆差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美国投资的数百亿美元都流进了中国。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我们企图将防御重点转向中国，将它作为潜在的威胁，理由是：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并声称要在世界上重新发挥“适当的作用”；中国拥有核武器和现代化军队；以及中国决心要让它的国旗在台湾（它认为台湾是一个背叛的省）上空高高飘扬。美国人所以要把中国当作潜在对手，部分原因是出于上述考虑，部分原因是在对待迅速增长的经济关系上有点患精神分裂症，以致使美国搞导弹防御部署，故意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十分爱昧。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国开放后，美国尽管断绝了与台湾的正式外交关系，并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美国与台湾继续保持着亲密的经济关系。不仅如此，在台湾近年来由专制政体过渡到民主政体，并声称准备宣布从中国独立出去的时候，美国加强了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总统宣布了新的庞大的售台武器计划，并声称美国“将尽一切可能”保卫台湾。　



　　我在亚洲旅行的时候发现，这些举措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不安而不是放心。几乎没有人会同意这种观点，即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１８枚弹道导弹、国防预算只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的国家，在当前的任何时候企图或能够成为美国的战略对手。我见到的中国领导人的确对美国将中国看成是取代苏联的对手、企图把中国变成妖怪、“把中国压下去”的做法表示担心。他们指出；不是中国用军事基地包围美国或者用间谍飞机经常在美国沿海地区飞行。他们还指出，中国的重点是发展经济（在美国工业界和美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的军事开支会延缓经济的发展。上海一位官员对我说：“我们希望向美国卖东西，而不是攻击它”。其他人包括美国前国防部长在内都指出，主观想象的东西是危险的，如果我们硬把中国当敌人看，那么它就可能真的变成敌人。至于台湾问题，许多亚洲人士都感到震惊的是，在小心翼翼地维持了三十年“一个中国”政策后，美国改变作为整个美中关系的基础的立场，将会损害该地区的稳定。即使在台湾，大多数人都不支持独立，也不太担心共军入侵。实际上，台湾人正在涌入大陆，他们在大陆的投资已经超过了６００亿美元。仅在上海市就有近５０万台湾人定居。我采访的一些亚洲人惊奇地问道，是不是美国真的需要树立一个敌人。　



　　许多外国领导人还指出了美国单边主义的其他缺陷：言行不一，目中无人。他们指出，１９７９年以前阿富汗在美国人眼中几乎是看不见的，１９７９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傀儡政权，美国做出的反应是扇动伊斯兰圣战组织起来反抗，为阿富汗游击队包括奥萨马·本·拉丹提供资金和武器，让他们打苏联人。苏联一撤出阿富汗，美国人对阿富汗立即失去了兴趣，当塔利班强迫阿富汗妇女离开学校、离开工作岗位并佩戴面纱时，美国一言不发。现在美国又对阿富汗十分感兴趣。从这一角度讲，美国是不可信的，自私自利的，不讲道德的。　



　　美国类似的口是心非还表现在全球化方面。美国的经济实力如同它的地缘政治存在一样是抹杀不了的。在过去的５０年中，美国是全球化的设计大师，它鼓吹自由贸易、开放市场、利己主义、非条例化和相互依存。当印度尼西亚、巴西和马来西亚的经济面临困难时，美国及一些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紧急贷款，条件是停止财政补贴和“任人惟亲的资本主义”。在与日本、韩国和欧洲没完没了的谈判中，美国官员坚持要终止对所谓的敏感物资进行保护和补贴，并要求开放大米、牛肉、桔柑类水果以及大量其他产品的市场。美国在鼓吹“贸易不是援助”的时候，强调自由贸易协定——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发展和强大的最佳途径。　



　　２００１年，美国对进入美国的钢铁加征紧急关税，使世界其他国家非常失望。甚至更无理的做法都被说成是合理的，美国政府声称，钢铁是在进口倾销中遭受损失的敏感物资。全世界许多受到美国贸易谈判官员威胁和要挟的人只能一笑了之。然而，更值得指出的是美国的农场报单显著提高了所有美国农产品的补贴。在这里，请看加征紧急关税和进行补贴对别国带来的后果，饱受危机折磨的巴西出口的近７５％的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巴西人惊叹道：原来这就是“贸易不是援助”啊。墨西哥的情况更糟糕，尽管有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严格的限额使墨西哥的大部分白糖根本进不了美国市场。现在，墨西哥的糖业工人失业，墨西哥软饮料的用糖已被得到大量补贴的美国的甜玉米产品取代了。　



　　与贸易一样，全球气候变暖一直是过去２０年来大量谈判的课题。美国作为使世界气候变暖的最大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源，一直是这些谈判中的关键角色。大家对气候变暖的事实没有异议，但对其产生的原因、可能的程度和影响却有不同看法。由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会影响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对此表示了谨慎的关注，但在讨论的问题没有得出明确结论以前，反对规定数量指标。１９９２年，美国保证按里奥条约采取措施延缓气候变暖，但仍坚持超出协定规定的减少排放量的定额或特定指标。后来，到２００１年３月，布什政府拒绝批准关于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从而退出了制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一切条约。　



　　这一行动虽在国内受到欢迎，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却遭到广泛谴责。大家特别指出，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仅因为可能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就不愿与其他国家一道用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的办法来延缓严重的环境恶化。　



　　２００１年６月１４日，布什总统前往瑞典的哥德堡，参加与欧盟１５国元首的会面，在当地受到数百名示威者的抗议，瑞典首相约兰·佩尔松代表欧洲领导人对记者讲话时说，美国正在推行一条“可能危害环境的错误政策”。　



　　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任何问题上的隔阂都没有在以色列－巴勒斯坦问题上的隔阂那么大。对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亲密朋友和盟国。千百万美国人作为旅游者到过以色列，数十万美国人——如果不是数百万的话－－原来就住在那里或者有朋友和亲戚住在那里。对许多犹太裔和信基督教的美国人来说，以色列是上帝许给犹太人的地方。美国许多科技公司在以色列的尖端工厂中有大量投资。近４０年来，美国是以色列主要的武器供应国、保护国和财政支持国。不仅如此，“９·１１”事件后美国人开始把以色列人反对恐怖分子自杀性爆炸的斗争看作如同它自己反对基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一样重要。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的动乱，举行新的大选，以便取代已经当选的巴勒斯坦领导人（即亚西尔·阿拉法特），这种做法在美国是十分正常和合法的。然而，美国的一些盟国却表示，根据他们对民主的理解，他们应当在必要时与巴勒斯坦人民选举出来的包括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内的任何领导人打交道。其他国家尽管也谴责自杀性爆炸，但同时指出，巴勒斯坦人遭受了近４０年的占领，在过去１０年中，以色列在占领区的定居点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增加。许多人讲，这就招致了一种普遍的内心的不满。有些人还将此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叶美国拓荒者建立定居点时美国对待土著美国人的做法相比较。２００２年夏天，一些外国领导人在与我交谈中强调说，布什总统要求结束巴勒斯坦动乱，却只字不提以色列定居点问题，这是不公平的，也是会起反作用的。　



　　这一问题远远超出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它涉及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更大范畴。在最近去东南亚旅行期间，我发现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态度在迅速地走向激进。战略上重要的和传统上是自由伊斯兰的国家当中，没有一个国家与中东有重要的联系。几乎没有哪次交谈能够避开巴以纠纷。每天晚上，他们在电视上看到美国领导人与以色列领导人一起出席鼓舞士气的集会和以色列人用美国武器攻打巴勒斯坦目标。结果，美国的许多老朋友得出结论说，美国自己在攻打伊斯兰。在欧洲，形势不那么感情化，然而巴黎的一位外交官对我说：在法国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看来，“美国的中东政策是在让我国政府拿安全去冒险”。　



　　有些国家，其中许多是美国的朋友和盟国，在一个接一个的问题上所持的观点几乎完全与美国的观点相反。他们是傻子？是懦夫？是腐败分子？真要是那样倒好了。可是事实却是我们是常常和大家合不来的人。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局外人。我们经常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我们自身块头太大，挡住了自己的视线，使我们看不见别人，还因为我们很强大，使我们觉得我们的标准或者我们的观点是主导全球的或者应当主导全球。因此，眼界狭隘，抱着英里、英寸和华氏温度不放，而世界其他国家早就采用了更简便的度量公制。这种现象的真正原因是我们太强大了，世界其他国家惟美国马头是瞻，结果就使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　



　　世界其他国家小心谨慎地看待美国，并重视美国的观点，而美国人却经常觉察不到世界上还有其他观点存在。即使觉察到了，它也不在意。最使外国人受刺激的是，美国的单边主义不是我们有意识的政策决定，而是隐藏在政策背后的东西。　



　　而且，正如我下面将要谈到的，我们的使命感和自以为是使我们很难听进去别人的观点。一方面，我们不认真听，因为我们没有这个需要，我们一向认为没有谁有许多值得对我们讲的东西。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也不告诉我们会令人不愉快的真情，因为害怕惹恼我们。我们是何等的闭目塞听，只要看一下２００２年由“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所做的全球性大规模民意测验的结果便会一目了然。这一结果证实了我在旅行和采访中所听到的东西，形象地说那就是，对美国抱有良好印象的大水库依然存在，只是其中的水浅多了。具体说，有两点发现对我在本书中的论述十分重要。当问到美国在制订政策时是否考虑到别国时，７５％的美国人说“是”，而在几乎每个其他国家，大多数人却说“不”。第二个问题是要求被询问者给出他们对美国人作为一个人的看法和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看法。答案表明，对美国人的看法比对美国的看法好一点。例如，在约旦，２５％的被询问者对美国的看法较好，５３％的人说他们喜欢美国人。在整个中东，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与此类似。这似乎说明，外国人比较喜欢美国人，而不大喜欢美国的所作所为。　



　　所以，每当我们觉得我们的用意高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９·１１”攻击事件是个最好的例子。回想起来，当时没有一个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大侦探去从周围的蛛丝马迹，甚至是摆在国家安全顾问办公桌上的材料推论出迫在眉睫的危险。即使有，我们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因为我们不认为我们应当听别人的意见。或者拿越南来讲，法国人在我们之前遭到惨败，但他们是法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们在德国进攻面前失利后，不是没有放弃吗？此外，我们并不打算重建什么帝国。我们的动机是纯洁的，我们是为反对邪恶的共产主义而战，并企图阻止失败的多米诺效应。这里仅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不明白，民族主义和独立是与共产党毫无关系的问题。我们大家本应当明白这一点，但因为我们不关心它，所以也不明白。　



　　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初期，我在日本攻读研究生时有亲身体验。我学了两年日语，成绩尽管不是顶尖的，但也不错。有一天，在东京羽田机场我用日语询问问讯室服务员一个问题。她用英语回答说她只能讲几句英语，所以无法回答我的问题。于是我转向我的中国夫人（她不会说日语），告诉她对服务员说些什么。当我夫人用日语重复我刚才的问题时，服务员立即用日语作了回答，给了我们所要的信息。我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说，该服务员知道外国人不会说日语，于是当不像日本人的人说她的母语时，她就听不懂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美国人常常对某些事情不明白，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置于这种处境之中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总是错的，别的国家一贯正确。就拿京都议定书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