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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国家-谁在与世界作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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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目前在奉行国务院政策规划研究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所说的一体化原则，目的在于将“其它国家和组织纳入某些安排，这些安排必须支撑一个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相符的世界，从而促进和平、繁荣和正义。”这种学说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说服各国政府和人民签字同意“有关人类尊严的那些不容协商的要求：实行法治，限制国家权利，尊重妇女、保护私有财产，正义面前人人平等和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这些价值观“不是仅有益于美国人的狭隘美国价值观，而是有益于各地人民的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观。”
这些说法明显引出了一些问题，主要一个是这一切如何实现。答案似乎是通过不断推进全球化，与“志愿者联盟”一道促使我们认为危险的政权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看作是一种“软力”，它将借助那些志愿干我们希望他们干的事的力量，在帝国内部促成一体化。据信，人们将会把一体化视为通向繁荣之路，而繁荣将会引发自由化与民主化，自由化与民主化又转而会导致持久和平与稳定。行家们认为，由美国的市场、文化和习俗合力形成的这种软力，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秘密武器。它会使美国的帝国与罗马帝国和英帝国的先例截然不同，会使它成为一个自愿组成的帝国，但很大程度上又不会承认有其存在。原因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一些合作性安排基础之上的，不过是由美国牵头，由美国的软力胶合在一起而已。尽管过去五十年的经历为这种有诱惑力的方案提供了依据，但仍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点，拿它与其它帝国相对照，是对历史的误解。罗马帝国的统治，主要不是通过武力，而是通过将它的法制、文化、甚至于罗马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扩大到其它民族来实现的。罗马往往喜用间接的统治方法，不到万不得已通常不使用武力。正如孟德斯鸠所指出的那样，“那是一种缓慢征服法。”同理，英帝国是“在不经意间”横空出世的，这一点人人皆知。“不用武力，我们能在哪儿经商就在哪儿经商。万不得已时，我们才用武力经商。”说这话的是英国政治家乔治·坎宁。罗马人和英国人最终发现，硬力不仅领导着软力，似乎也被软力所领导着。
第二点需要说明的与第一点有关。托马斯·弗雷德曼称，全球化是一种代替了冷战的国际体系。全球化可以产生财富与相互依赖，可以对旧观念形成强有力的挑战，还可以传播新的思想，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正如法国前外交部长于贝尔·韦德里纳所言，“美国依仗在全球形象方面的优势，可以煽起他国的梦想和欲望。”可是，究竟是何种梦想和欲望，以何价值为基础，又是在何种政治与社会框架中呢？（最近，我在雅加达一家饭店的房间里一打开电视，最先看到的频道在放映《海滩护卫者》。）香港证券交易所的所长安德鲁·沈最近对我说，“只有在大量资源任你调用的情况下，美国的价值观才能发展起来。我们如果以为你们在美国拥有的东西谁都能拥有，那准是疯了。首先，只要想想大家都像美国人一样消费就够了，那就得闹环境大灾难了。”
全球化是由市场推动的，但市场不属于道德范畴，而且要受自然选择的制约，而消费是它们的反上帝。麦克尔·普劳斯指出，“对许多人来说，效用最大化（道德观在其中不起作用）已经完全成了一种生活观，但与良好的社会行为不相符。”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被镇压；塞拉利昂未成年的士兵身穿印有他们喜爱的美国球队标志的衬衫，却去砍俘虏们的手。这一切使过去十年的幻想化作了泡影，凡是有麦当劳饭店的两个国家相互决不会打仗这一说法，以后再也不会有了。现代单一民族的民主国家是一艘承载着价值观的航船。在这些价值观中，公共利益大于个人利益。但是，资本主义自来就不重视国家及其利益。直到现在，国家都是通过以价值为基础的某些约束措施来控制资本主义的。然而，全球化侵害并削弱着单一民族的国家及其价值观。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相互依赖和国际合作，但它同时也使得本杰明·巴伯称为“圣战”运动的那些四分五裂的力量有所加强。实际上，恐怖分子的部队要比目前主张一体化者的部队全球化程度高得多。美国倡导世界开放所导致的结果极具讽刺性，它没有使美国更安全，反而使美国更不安全了。
圣战甚至以特别而又不可思议的方式打到了美帝国的心脏地带。在美国，如今在家上学这个行业生意十分兴隆，目前参与各种各样计划的学生有150万人，而且每年还在以7％～15％的数字增长。增长的原因主要是信教的父母不想让孩子接受全球化那种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关于这个难解之题，布什总统说得很透彻，即便他可能不是有意要这样说的。他告诉美国人，他们目前已处于战争状态。为了保持经济的发展而多消费是他们的爱国主义义务。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提出，“新兴的全球秩序需要有人去强制实行，”这是“美国新的义务”。可是，他从来没说过美国要强制实行的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实行。难道美国要用武力去销售《海滩护卫者》吗？它是单枪匹马去，还是和盟国一起去呢？
答案也许是这样：它要在“志愿者联盟”的帮助下去实行那些不容协商的普遍要求。但是，这样做就会有人提出疑问：那些要求究竟是否具有普遍性。布什的要求几乎与伍德罗·威尔逊1917年所提出的完全吻合，只是突出地加了一条——尊重妇女。这条新的普遍价值准则是美国人最近刚刚发现的。美国人有关尊重妇女的观念真是一条普遍准则，而且它的实现与否不容协商吗？我们还可以以限制国家权力为例。实际上，世界各国根本不赞成美国的限定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它反而会增加国家的权力——譬如说，通过对枪支严加控制。在其它情况下，又会使它显得比较人道——譬如说，通过废除死刑。如果说我们寻求的是志愿者联盟，那么，有证据表明，很多国家并不接受我们的价值观具有普遍性这一说法，而且是越来越不愿意接受。
帝国内部的情绪
冷战中首轮大的对抗之一发生在西柏林1948年那个寒冷的冬天。西柏林位于苏联占领区的中心，是由美、英、法三国军队占领的一块自由的飞地，周围都是苏军。苏联当局很想把柏林全部接管下来，但又不愿意直接攻打，所以便实施了封锁。他们不给这块飞地提供补给，也不允许西方通过他们占领的领土运送补给品。美军情急之下，开始了如今已成为传奇的柏林空运行动，每天将数千吨补给运至藤佩尔霍夫机场，看你苏联人敢不敢出来阻止。这一着果然奏效。此后四十年间，直到柏林墙倒塌后这座城市的两半最终合为一体为止，西柏林一直是一盏自由的灯塔。柏林人与美国历届总统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1963年，肯尼迪总统对这座城市说“IchbineinBerliner”（我是一个柏林人）时，曾激起热烈欢呼；1987年，里根总统呼吁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拆除这面墙”时，听到了同样热烈的欢呼声。可是，布什总统2002年5月访问这座城市时，听到的却是嘲弄，而不是欢呼。这到底是怎么了？
为了找到原因，“皮尤人物与报纸研究中心”在全球范围内就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舆论调查，于2002年春夏两季在44个国家访问了38万多人。对美国人来说，结果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令人感到不安的一面。这次调查的结果一方面表明，世界各地对美国怀有深厚的善意与羡慕之情，另一方面又揭示出以上感情在逐渐降温，不信任与不喜欢美国的情绪在上涨。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某些地区对美国人的看法与其他几乎所有人的看法相去甚远，而那些最了解我们的人赞许之意急遽下降的幅度却最大。除了阿根廷和中东那些国家之外，在接受调查的所有国家中，对美国总体上持好感的人占调查对象的一半以上。然而，持好感的比例实际上已全面下降。例如，1999年，78％的德国人说他们对美国有好感，而到了2002年，该比例已下降至61％。在英国，持好感的比例从83％下降到了75％。印尼从75％下降到了61％，日本从77％降到了72％，阿根廷从50％降到了34％。有几个国家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引人注目的是，法国对美国持好感的人从62％升到了63％，而俄罗斯则从37％升到了61％，尼日利亚从46％升到了77％。不过，总的来说是呈下降趋势。在土耳其、巴基斯坦、约旦、埃及和黎巴嫩这样的国家，大约70％的调查对象将美国列入不喜欢之列。如第一章所言，许多调查对象对美国人民持好感的比例大大高于对美国这个国家持好感的比例。例如，约旦人对美国持好感态度的仅为25％，但对美国人持好感态度者却占53％。
在对世界最严重的危险这个问题的看法上，美国及其邻国差别悬殊。在美国人看来，头号危险是核武器。其它（除了日本之外）没有哪个国家将此列在第一位。在美国关注的问题中，污染和环境问题排位最低，但其它所有地区对这两项的排位都很高，尤其是在亚洲。艾滋病和传染病也是其它地区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但在美国受关注的程度却没那么高。宗教与种族仇恨在欧洲、中东以及东南亚与非洲很大一部分地区也属主要关注之列，但在美国亦非如此。
美国最受人羡慕的是它的技术与科学。各国调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这一项上划了赞成。美国的流行文化同样是个大赢家，只有印度、孟加拉和几个中东国家等少数地方例外。2/3的欧洲人和拉美人，以及一半以上的亚洲人都说喜欢。然而，似乎无人赞成美国习俗和思想的传播，这似乎有些矛盾。一半以上的加拿大人，2/3的欧洲人和亚洲人，以及3/4以上的中东人对此持不赞成态度。美国关于民主的思想得到的反应更是好坏不一，但在某些方面比较令人担忧。在非洲和除印度以外的亚洲，这些思想为人接受的程度相当高，但拉丁美洲和欧洲的意见却是双方基本持平。例如，英国43％的人喜欢美国的民主思想，42％的人不喜欢。加拿大是50％对40％。
调查的三个主要问题是：美国是否未能解决贫富之间的问题，而且还在将差距拉大？美国在制定国际政策时是否考虑他国的意见？如果再有一个超级大国，世界会不会更好？关于第一个问题，占压倒多数的回答是美国没有解决，并认为它在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只有埃及、巴基斯坦和大多数非洲国家明显例外。关于第二个问题，如第一章所言，各地绝大多数人都说美国不注意倾听他国的意见，只有美国是个例外。在美国75％的调查对象都认为美国相当忧他人之忧。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从某种程度上说是预料之中的，但分歧的大小和普遍性很说明问题。不过，大多数国家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果再有一个在军事力量上与美国旗鼓相当的国家，世界上的危险会更多。尽管这一点令人宽慰，但也掩盖不了不满之意。最后一点尤其令人不安，那些最了解美国的人（加拿大人，英国人及其他西欧人），往往是打分最差，或者是在赞成比例方面下降最大的。
这些统计数字只是将美帝国之内臣民对美国人的不满和我在世界各地所听到的数千次谈话的内容量化了。美国和欧洲政府、商界、学术界和新闻界的领导人一年一度聚集在一起召开比尔德堡会议，在春季的一个长周末对大西洋两岸的关系问题进行非正式讨论。2002年的年会是在华盛顿举行的，时间刚好在总统发表西点讲话那个周末。在会上，欧洲人表露出了不相信、气愤、乃至失望等情绪，甚至大有遭到背叛和羞辱之感。正如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位前任代表所言，美国实际上要的是以某种保护关系“监督欧洲”。欧洲一位前任专员强调指出，“假如美国以为意见一致可有可无，便会强烈损害我们在过去五十年里艰苦奋斗才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这种想法不单单是反全球化的，实际上，与美国模式本身也是背道而驰的。”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位金融家也说，“单方面随意实行政策，等于是取消制约、协调和法制机制，从根本上动摇美国所主张的一切。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美国实际上是在说，强权就是真理。”美国一个主要盟国的驻华盛顿大使强调指出，先发制人这一战争原则，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如果有核武装的印度或巴基斯坦也决定采取这种战略，你又将如何呢？”他问道。
这种反映不独欧洲有之。比尔德堡会议结束不久，我在纽约与墨西哥、巴西、法国、瑞士、欧盟、新加坡、日本、埃及和尼日利亚等国的驻联合国大使共进晚餐。他们到达时实际上早就超过约定的晚8点，原因是安理会的一场争论把他们都耽搁住了。争论的焦点是美国要求给予美国公民特殊待遇，以此作为美国赞成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一个条件，而这个机构原本是美国自己提议成立的。到了东道主在上西区的公寓后，他们仍在愤愤不平。他们认为，防止因政治动机加害美国人的那些预防措施本已十分详尽，他们已经表示同意之后，美国又要求什么特殊待遇，这简直是无理取闹，也太过分了。一位拉美国家大使说，“美国对全世界都不信任，只相信军事力量，根本没有与他国合作的观念，总是什么都围绕着自己转。”有一位欧洲大使道出了大家的心声。他说，“过去美国是世界的一盏灯塔，但是它行事似乎越来越不考虑他国，也不考虑它之所以成为灯塔的那些原则了。这一点让我们大家感到万分沮丧和失望。”他们大家无一例外地表达了个人对美国立场的反对，甚至厌恶。不过，他们大都也承认，他们的政府可能会让他们去按美国人的意图行事。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有许多办法可以让其它国家过得不痛快，谁也不想在任何事情上得罪世界上最大的强国，除非碰到最关键的问题。所以，当美国在协议里加上特殊待遇条款的提议在安理会付诸表决时，他们都会捏着鼻子说一声“赞成”。但是，他们是决不会忘记这一耻辱的。
在更大的范围内也可以发现同样不满的情绪。亚太经合会2002年10月在洛斯卡沃开会时，总裁峰会装了一种很有特色的瞬时民意测验系统，它可以将观众对主持人所提各种问题做出的回答迅速投射出来让大家看到。其中两例特别有趣。一例是这样：据知10万美军在日本、韩国和亚洲其它地区已部署达50年以上了，要求观众说出预计这些部队还将在那里存在10年、25年还是50年。将近2/3的调查对象选择了25年或50年。后来，又要求观众从以下威胁中投票选出对地区安全最大的威胁：恐怖主义、崛起的中国、日本再度军国主义化、大批民众越过边界、水资源短缺、艾滋病以及美国的霸权主义。虽然近60％的观众选的是恐怖主义，但美国霸权主义仅随其后，占30％，遥遥领先于其它选项。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左翼激进分子，而是来自亚太地区的800名高层商界领袖。可他们却说，除了恐怖主义外，最可怕的是美国霸权主义。
这个世界所渴望的是迈克尔·赫什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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