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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天有眼 作者:方华-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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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维武所在的新民市中转粮库，提起此事，广大职工义愤填膺，纷纷指责少数警察的违法行为。杨维武所在班组的同志说：“杨维武被警察打残这是铁的事实。他被打的第二天，我们到医院看他，见他全身没有好地方，头发也掉了，脸都变型了，躺在病床上一动不能动，不承认好使吗？”广大职工说：“杨维武是出了名的好同志，身体特别好，从未误过一天工，没报过一次药费，被警察打后一直上不了班，一个生产骨干倒下了，个别警察不仅侵犯了杨维武个人的权益，也侵犯了企业的利益，我们看看啥时候能解决！”
新民市粮食中转库以组织名义写成了书面材料，阐明了观点，对警察打人表示了愤慨和谴责。然而，就这么一个事实再清楚不过的警察非法打人案竟迟迟得不到解决。
杨维武被打之后，在新民市医院治疗了40多天，表皮上的伤恢复了，可那条腿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了，新民市医院只好做出了转院治疗的决定。同年3月9日，杨维武转到了沈阳军区第202医院。医生诊断为：闭合性颅脑损伤、腰间外伤引起变形增生。杨维武在202医院住了一个月院，因没钱只好出院。出院后，杨维武的那条腿越来越严重，夜里疼得不能入睡，而且走路困难，并越来越萎缩。杨维武的亲属将其抬到沈阳中心医院检查，诊断为：外伤引起股骨头坏死。
股骨头坏死意味着将成为一个废人。杨维武惊呆了！全家人惊呆了！
此消息传到新民市公安局，个别责任者也惊呆了。这些人一方面担心承担不了这么大的责任，一方面放出风来，说外伤不会引起骨坏死，想以此为自己开脱责任。幸亏搞清此问题并不难，在医务界，这是个常识问题，导致骨头坏死的原因有二：一是外伤所致；二是因服用激素类药物过量所致。
事发后，杨维武的家属踏上了漫长的上访之路。他们找到了新民市公安局纪检主任，主任说：“没有人承认打你。”其后，他们又相继找到新民市公安局长毛国才、新民市副市长黄宝成，均表示妥善处理，可仍无结果。找了市政法委，政法委副书记贺百成说：“我们只能协调，没权调查。”找了沈阳市公安局，纪检温亚芹处长说：“调查一下。”一年多来仍无结果。找到新民市检察院，表示无能为力。找了沈阳市政法委，沈阳市政法委责令新民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新民市公安局出车出人去沈阳市公安局法医鉴定所做了两次鉴定。
第一次是在1997年8月25日早8点多，鉴定人员以手续不全为由不给鉴定。
第二次是在同年10月21日，还是那些手续，找了所长曲桂芬，曲说：“你是1996年1月被打，1997年2月才发现，别说你这一年多了，过了3天我们就不给鉴定。”“我的伤都有病历。”曲说：“你不鉴腿就给你鉴，要鉴腿就什么都不给你鉴了。”“腿不鉴还鉴什么？”杨维武说，“我头、腰、腿都有病历。”曲说：“你鉴不鉴？要鉴腿就不给鉴，要鉴就写申请，但必须写上不鉴腿。”没办法，杨维武被迫写了申请。
朗朗乾坤，公理何在？是不是因为打人者是警察，事情就变得如此复杂难办？
这不仅是正义与邪恶的斗争，也是权与法的较量。此案最终结果将会如何？
十、贪官玩起反侦查的伎俩
“在攀枝花，没有人能把我弄翻。”贪官口气如此之大，因为他玩得
反侦查“游戏”。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机关算尽后，贪官缴枪不投降：
“我不要出路，要死路！”
1967年，姜忠诚从部队转业后，一直在公安战线上工作。优秀侦察员、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等光环，没有哪一年少了他。担任攀枝花市公安局副局长之初，姜忠诚下基层检查工作，派出所领导招待他三菜一汤，他怕沾上大吃大喝之名，硬要交生活费。他后来渐渐习惯了大鱼大肉、五粮液和茅台酒。他开始初进舞厅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后来竟然发展到不断有群众举报他“夜夜不归家，嫖妓女，养情妇”等等。
1992年底，市建校集体研究，打算开办汽车驾驶培训班，通过罗某某找姜忠诚帮忙。一天，校方邀姜到校考察驾训班办班条件，罗陪同。姜对校方的准备工作表示满意。为感谢姜的“满意”二字，校方集体研究给姜、罗二人各1000元咨询费。由唐某从学校小金库中拿出2000元（面额100元的20张），分别装进两个信封（各1000元）。在二人离去时，校方代表彭某某分别把信封“发”给了姜、罗。这一夜姜忠诚失眠了。姜发现了新大陆：手中的权力也是货币，而且是最有效的硬通货。
右了钱，姜忠诚就长期夜夜笙歌，洋酒洋食，有靓女陪伴，骄奢淫逸。群众戏称：集吃、住、玩一体的大酒家是姜忠诚的第一办公室。纸醉金迷的生活令他生出许多感慨：过去的日子算是白活了。快要50岁的人了，不能再虚度光阴。
1984年，陶某某的亲戚蒋某某与人合开的卡拉OK，从事色情服务被警方查获，将被处以罚款。8月的一天，蒋找陶帮忙，陶又找杨某某。杨建议送1万元给姜忠诚，求姜“摆平”。次日，杨、蒋、陶等4人乘轿车来到市公安局。杨和蒋二人来到姜办公室。姜十分诧异，打死也不收这1万元。仅管十分尴尬，但二人哪里知道姜忠诚的“吃钱原则”。事后，二人总结失败的教训，“变通”手法，终于使姜“笑纳”了2万元人民币。
姜忠诚对如何逃避追查，如何掩人耳目，都有极丰富的“经验”。他违法犯罪时小心谨慎，手段诡秘多端。这些交易的场所绝大多数是选在他的警车和办公室里。
1993年上半年，对姜忠诚等人受贿、贪污、挪用公款的犯罪行为群众不断向中央、省、市纪检、监察、检察等机关举报。群众言辞强烈而急切。
检察院把姜忠诚等人的贪贿问题纳入了视线。有一顺口溜对其形象进行了刻画：“上午开会讲廉洁，中午吃喝丢大碟，下午闲暇搓方城，晚上跳舞搞破鞋。”在姜的头上还有不少雅号：“姜贪”、“姜百刀”、“姜百万”。1993年底，社会上的各种小道消息绘声绘色，有的说姜在省公安厅写检讨，有的说他已向市公安局纪委交出了几十万元赃款。
群众舆论形成强大声势。姜忠诚一方面抓住时机，上市电视台发表讲话，证明他尚是“自由人”；另一方面，他多次悄悄到车管所与孙惠文密谋，寻找退路，销毁帐目。
检察院在侦查一建工学校校长助理受贿案中，发现了一套秘不示人、已经发霉的小金库帐目。反贪局根据搜查到的单据等书证，掌握了姜忠诚利用职权3次收受贿赂4700元的犯罪证据。检察院认为，仅凭姜4700元，很难对其予以重创。
1993年10月8日，检察院党组把姜忠诚的问题汇集一起，向市委常委做了专题汇报。市委和市政府明确指示：查处姜案一要坚决，二要搞准。检察院决定对姜忠诚、孙惠文等人的问题采取了“纳入视线，放宽放长”的侦查战略。
1994年11月，在审查某规划设计院的帐目时，检察官发现该设计院不管是谁，只要有业务往来，都要给回扣。总计送了60多人，送回扣的金额不等。其中，市公安局行政处副处长贺会恩在一起小工程中得回扣2700元。一起小工程就吃2700元，修交警大队、看守所等更大工程，贺会恩及有关人员就不会吃钱吗？
联系已掌握的贺会恩借公款10万元给个体户做生意的事实情报，检察院决定：查！人说贺是姜的马前卒，如果抓住了贺，姜必定露出狐狸尾巴。检察官立即向市委汇报。市委主要领导拍案而起：“坚决查到底！”反贪局迅速出击，正面询问贺会恩。经过几轮唇枪舌剑，贺汗流浃背，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贺挤牙膏似的供述了自己非法收受现金10余万元等犯罪事实。当问及姜忠诚的问题时，贺会思避而不谈。
当通过设在检察院的“内线”得知贺会恩已失去自由时，姜忠诚意识到事态的严重。
有一包工头取保后，姜忠诚急不可待地秘密找其证实案情。包工头轻轻松松地回答：“检察院只问了贺处长的事，看样子根本没发觉你的事。”姜原精心设计了让包工头远走高飞的方案。眼下听其这样一说，姜大喜过望，戒备之心这下松懈下来。事后，姜又大胆地进行受贿犯罪活动，并狂妄地对人讲：“在攀枝花，没有人能把我弄得翻。”
反贪局在全封闭式状态下秘侦秘查。但姜忠诚侦查手段高明，居然一时间摸清了检察院的侦破方案。他与检察院针尖对针尖，麦芒对麦芒，玩起了反侦查“游戏”。姜通过现代通讯工具，指令车管所所长孙惠文等人，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检察院之前，销毁车管所所有可能留下隐患的重要帐目。
1995年5月26日，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异常激烈，几名“关键人物”被检察院控制后，监视居住的地点尽管连续转移了四五个，但对他们还是没有禁区。有一次，在某人转移监视地之前，姜得意地知道了要去的处所。姜还利用原有的特权，拼命向反贪侦察干警套近乎、许愿、拉拢，为其串供、毁证服务。这一手的确也使检察院产生了意志不坚定者，发生了被其拉下水的事件。
侦查与反侦查几个回合的较量，姜忠诚受贿47000元的铁证，被检察官秘密掌握。
1995年5月26日，不可一势的姜忠诚被“请”到了市人民检察院。他一进办公室，检察民警就宣布了政策：“第一，交出大哥大、BP机和武器。第二，从即日起，正式接受审查。”姜一时傻了眼，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1995年5月31日，攀枝花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对姜忠诚予以监视居住，同年7月10日决定对其依法逮捕。孙惠文、张远东、陈某某等铁腕人物也相继被检察机关立案侦办。姜忠诚等人虽被关进了笼子，但仍是一只只活老虎。大量艰苦细致的侦调工作还在后头。
姜忠诚等人失去自由后，仍念念不忘反侦查，使出了最后的杀手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1995年5月26日一早，孙惠文感觉大势已去，携带情妇，“六四”式手枪和2万元人民币驾车仓皇出逃。紧要关头，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稳定军心，排除侦查阻力，拨出20万元专款支持侦查。
1995年9月11日，反贪局在公安民警配合下，终将潜藏在中江县石庙乡其情妇亲戚家中的孙惠文抓获归案。战役进入决战阶段后，检察官按预设方案，起获姜忠诚赃款。其中，有20余万元赃款在姜的两个情妇手中。
检察官不久全面掌握了姜忠诚的反侦查活动。其两个情妇的一切活动也未逃过检察院的侦查视线，20多万元赃款被检方智取。缴获20多万元赃款，无疑是最后缴了姜忠诚的“枪”。但姜缴枪不投降，对预审检察官说：“我不要出路，要死路！”
1995年8月15日，第二次综合预审姜忠诚的讯问笔录形成。但老谋深算的姜忠诚出尔反尔，拒不在笔录上签字。检察官硬是耐心地等他看了三天三夜笔录。
1997年5月19日，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后做出一审判决：“（一）姜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二）对检方扣押的姜在成都通锦桥饮马公寓一单元六楼，以17万元购买的三室一厅住房一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三）对检方立案侦查期间追缴的赃款30。50万元（其中受贿款18。53万元、巨额财产10万元、孳息2万元）依法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5·26”案的其他“要员”也分别受到法律的惩处。市公安局行政处原副处长贺会恩因受贿10。47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市公安局车管所原所长孙惠文因受贿罪被判刑5年。市交警支队原政工科副科长张远东，因受贿罪被判刑10年。在“5·26”案中徇私舞弊的某反贪民警，经检察院侦查起诉，也被法院判了刑
但姜忠诚不服判决。1998年春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后，以14。8万元的受贿罪改判姜忠诚有期徒刑12年。
第三章 天平，不该倾斜
一、我们的法院怎么了？
立法重、执法松、监督空的现象几乎成了损害法律尊严、毁坏执法机
关形象的顽症：一地区中院3次做出错误判决，省高院3次做出撤销裁定，
中院仍执迷不悟。滦县法院不问青红皂白，将一个与案件毫不相关人的52
万现金强行夺走。凡此种种，令人愤慨、费解。
一段时间来，立法重、执法轻、监督空的现象几乎成了损害法律尊严、毁坏执法机关形象的顽症，一种不信任法律、不信任执法机关的情绪正在全社会蔓延。
树立法律的神圣权威，实现公正裁判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个重要原则。法律的运用是通过执法人员来实现的。因此，司法人员对法律条文的理解，对事实的认定等诸多方面都对裁判结果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任何一方面出现偏差都可能导致裁判结果的不当或错误。
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代表国家，一经发生法律效力，应当具有权威性、严肃性和稳定性，法院出现错案无疑会直接影响到法律的权威和人民法院的形象。
这是一起并不复杂的民事纠纷案件。然而，自1990年安徽省六安县人民法院做出一审错误判决以来，至今已有9个年头了！在这9年间，六安地区中级法院3次做出错误的终审判决，安徽省高院3次做出撤销中级法院终审判决的裁定，指令其再审、重审。可是，这家中级法院却无视高级法院的审判监督，一而再。再而三地维持错误判决。
现年57岁的辛家田，系安徽六安县丁集镇居民，坐落在该镇的5。5间房屋是土改时分给他的。1958年全家人先后下放到本镇明墩大队，5。5间房屋被街道占用。1963年，余长江调任丁集公社主任，区委安排余住进了辛家房子，余经过一番维修，圈上了围墙，还在院内增盖了两间新瓦房。1964年，余找了集街道大队和明墩大队干部提出要买辛家田的房子，两大队干部表示同意。当时有人将5。5间房屋作价100多元，余说他维修花费200元，还要辛倒补他的钱。大家认为这样买房不合情理，结果将房价定为260元，余当即扣下200元，剩余的60元给辛落户的房东10元，另50元被落户村25户村民均分，辛本人没得一分钱。
1979年，辛家田找余长江要房，余说：“这房是你卖给我的，有税契。”
这是怎样的一张“税契”呢，只是一张被当作税契使用的纸条。上面既无买主和卖主的栏目与姓名，又无“评定”人签字，更无任何一级政府的印章。
就连该院办案人员在结案报告上也清清楚楚地写着“税契的真伪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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