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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走来一路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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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这样和平生活着的平民，不会想打仗。可是，打不打仗却由不得他们。一旦战争发生，就像一台恐怖地呜呜作响着的绞肉机，一切都会被绞进去。开战时，北方的美国联邦军队，严重兵员不足，南方则根本没有军队。双方都依靠着临时招募的志愿兵。这样，威尔兹医生，就和千千万万个美国普通平民一样，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威尔兹医生渐渐变成了威尔兹上尉。
威尔兹参战不久，1861年8月，他就被南军派到一个特殊的战争部门任职。那就是战俘营。
假如借用现代语言来说，战争就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人们总是把注意力投向前线轰轰烈烈的胜负，却很少把目光转向它“输出”的另一头，也就是战争的牺牲品：那些肢体不全、被草率掩埋的战死者，那些在缺医少药的、尘土飞扬的战地医院呻吟的伤兵，那些被愤怒的敌手俘获的战争俘虏。我们可以想象，在战争史上，人类文明进程越靠前端，这一个部分的状况就越差。
威尔兹被派往战俘营，是十分自然的。一方面，他是个医生，另一方面，他又会说几个欧洲国家的语言。美国从一开始就遍地是移民，所以，战俘营里也有不少只会几句英语的欧洲移民。威尔兹两方面的知识背景，在这里都非常适用。在此后的几年中，他辗转在几个战俘营工作过，1862年的春天，在被称之为“七棵松战役”的战斗中，他肩臂受伤，而且始终没有痊愈。
1864年2月，已经成为上尉的威尔兹，被派往南北战争中最著名的南方战俘营，也就是今天的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所在地——安德森维尔，担任战俘营总管，直至1年2个月以后战争结束。从此，威尔兹上尉和安德森维尔，就成了紧密相连的两个历史名词。
安德森维尔，今天这里是一片风景如画的峡谷，可是，当年这里预定为容纳1万名战俘的场地，却被圈入了4万5千名战俘。说“圈入”，是因为这里只有“营地”，没有“营房”，没有任何起码的生存设施。食物医药都严重匮乏，惟一的生命源泉，只是一条小小的溪流。
4万5千名北军战俘，拥挤、肮脏，在南方的烈日下暴晒着，生存条件极其严酷。他们中的许多人，本来就是从恶劣的战场环境中，带着伤痛和疾病下来的。当战争结束，人们发现，这里的死亡率高达29％。有1万3千名北军战俘再也没有离开这个安德森维尔战俘营。
随着罗伯特·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这个战俘营也随隶属的部队向北军投降。南北战争正式结束了。李将军和北军的格兰特将军，有过投降协议，作为降军的南方官兵都将回到日常生活，不受骚扰。所以，一场历时4年，阵亡62万人的惨烈战争，结束的过程显得十分宁静。没有一方追捕，另一方隐姓埋名四处躲藏逃亡的情况。战俘营随部队投降解散之后，威尔兹上尉还是住在战俘营所在地自己的居所，开始计划如何回到原来的正常生活中去。
可是，投降协议的执行，出现了惟一的一个例外。1865年5月7日，一名联邦军官出现在安德森维尔的威尔兹上尉家中，逮捕了他，并且把他带往首都华盛顿。他的罪名是，与南方邦联的首领一起阴谋杀害和虐待北军战俘。
第一部分 走路（一）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2）
审判几经推迟，1865年8月21日终于开庭，威尔兹上尉被带往军事法庭。9名联邦军官，分别担任了这个案子的审判法官和陪审员。威尔兹本人则由于战争中旧伤未愈，身体虚弱，只能躺在一张沙发上受审。
经历3个半月的听证之后，1865年11月4日，军事法庭给出“罪名成立”的判决。同一天，由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给出死刑判决，定于11月10日执行。当时的绞架就搭在监禁威尔兹上尉的首都老监狱，位置在国会大厦附近。这就是我们在战俘博物馆看到的那张触目惊心的历史照片的来由。
1865年11月10日清晨，两名牧师和威尔兹上尉的律师去看望了他。他们后来说，威尔兹上尉只担心伤病体弱，不能自己走上绞刑台，会让别人误解他为怯弱恐惧所致。结果，围观的人们看到，威尔兹上尉不用人搀扶，自己走上了绞刑架。临刑前，他说：“我就要到我的上帝面前去，他会在我们之间作出判定。我是无罪的，我将死得像个男子汉。”
威尔兹上尉就这样死了。可是，一场异乎寻常的军事审判造成的震动，和“我是无罪的”的声音，却并没有在美国消散。历史学家们在不断地对这个案子进行分析。他们在问，整个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从威尔兹上尉个人来说，他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究竟有多少责任，刑责是否公正？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指出，当时的审理过程并不是公正的。其理由是，当时在军事法庭作证的证人有明显的撒谎。最具有杀伤力的证词，是指控威尔兹上尉枪杀俘虏，但是，证人却提不出确切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同时，几名对被告有利的证人，却没有得到法庭的传讯。
同时，也有许多威尔兹上尉的同事熟人，提供了有关他的个人人品和管理行为的描述。他们眼中的威尔兹上尉，绝不是一个凶恶残暴的人。相反，似乎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威尔兹上尉是个人品行良好和忠于职守的人。他们辩称，在当时的条件下，他只是没有可能做得更好。
为威尔兹上尉辩解的一方，甚至指责说，威尔兹上尉是联邦一方的战争罪责的替罪羊。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如此残酷的一场战争过去，普遍弥漫着一种情绪，人们总想寻找一个承担战争罪责的人，而这种罪责往往总是由胜利的一方指向失败的一方。人们指出，在威尔兹上尉的审理过程中，无法找到南方邦联首领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案件中的任何罪责证据，于是，在威尔兹上尉的死刑执行之前，他曾被要求，假如他能提供这样的南方邦联首领的罪证，他将可以被赦免。可是遭到了他的拒绝。
最为有力的一个辩解是，在威尔兹上尉被处死一年不到的时候，战后的秩序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美国的立法、行政、司法三大分支也恢复正常运作，这时，联邦最高法院在一次裁决中作出声明：类似审判威尔兹上尉这样的军事法庭，都是违反宪法的。一个悲剧性的事实是，今天的联邦最高法院大厦，恰好建立在当年的首都老监狱的旧址上。也就是威尔兹上尉被处死的地方。
但是，对这个案子持肯定意见的一方，却似乎有着更为沉重的证据，那就是1万3千名埋在安德森维尔战俘营的死亡者的灵魂。假如威尔兹上尉无罪，那么，还有谁能够为这些惨死在恶劣生存条件下的俘虏承担责任？
辩解的一方提出，发生在140年前的这场战争，事实上各方面条件都很差。士兵们都常常像乞丐一样缺吃少穿，战俘营的状况恶劣更是当时的普遍现象。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本身的客观条件，是被公认为最差的一个，这并不是一个总管有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的。根据战后的统计，各个战俘营死亡率都很高，例如在纽约州的一个北军关押南军战俘的战俘营，死亡率也高达24％。
辩解的一方甚至提出，应该承担罪责的，是北方的格兰特将军——后来的美国总统。因为他单方面停止了战争初期双方缔结的战俘在捕获后10天即必须交换的协议，而假如这个协议照常执行，安德森维尔战俘营不仅不会超员，而且将是一座空营！然而，格兰特将军停止这个协议，又源于南方事实上没有遵守协议“释放战俘不得重回战场”的规定。但是，再反过来说，战场是在南方的土地上，南方被释放的战俘们，回家几乎就是回战场，他们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天起，人们就公开地在媒体表明自己的态度，开始争论，争论延续了一百多年，至今仍然没有停止。就在这样的争论中，引伸出了美国人认为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和深刻的历史教训。例如，特殊状态下的司法公正问题，战争的残酷性和如何避免的问题，战争俘虏的人道待遇问题，战争中军人的合法行为和战争罪行的问题，战争罪责追究的阶层问题，等等。
威尔兹上尉是一个悲剧人物，他是南北战争的最后一个受难者，他死在战争的炮声平息以后，死在林肯总统被暗杀以后，死在暗杀林肯总统的刺客们被处死以后。在他死后，在宁静的林中小村庄安德森维尔，南方人为他竖起了一个纪念碑。我们看到，这些从135年前开始的围绕着他的讨论，事实上是十分超前的。那些135年前提出的问题，也已经非常“现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历史上发生的悲剧，但是，假如从事件发生的第一分钟起，就容许持有异见的一方公开表达，容许充分的争论。那么，也许，这样的悲剧就只书写在那一页历史中，而不必在未来的历史中，让子孙后代一遍遍地重新记录。
第一部分 走路（一）一个医生的故事（1）
我们是来到美国的第二年，搬到现在住的地方来的。
算起来一共住过三个地方，好像是团团转着，围着一个叫做“雅典”的小城，搬家只是从近郊到远郊，继而到乡村，越来越荒僻了。所以，遇到美国人问我们住在哪里，哪怕他和我们住在同一个州，我都不会报出地名，而只会说，那是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地方，因为报出来也没人会知道。
刚搬来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个小地方相当“有文化”。小镇中心有一栋标志性建筑，造型古朴，红得非常别致。那是旧日的县法院。看来，这还是旧时代的小镇规划思路：为了突出“中心地位”，建筑物就正正地挡在主干道上，车马人等，都必须减速绕行。所以，每次回家，都会在邻近小镇的最后一个高坡上，看到这幅以绛红色为主体的风景。然后减速，欣赏着画面的逼近，也暖暖地对自己说，要到家了。
在接近这栋建筑的时候，它的墙面已经成为整个画面红色的背景。此刻，正对着我们，有一座白色大理石的雕像会渐渐凸现出来，成为构图的主体。红白相映的色彩，对比非常鲜明。那是一个站立的人像，一个绅士模样的中年人。他微低着头，显得十分谦和。
我们一次次、甚至一年年地，开着车经过这里。我们无数次和他相遇，又绕过他的身旁，却每次都“马不停蹄”，匆匆回家。我们没有想过要停车，迈上那个车流中的“小岛”，去拜谒这个绅士。也许，来自中国大城市的我们，内心中还是不由自主地隐匿着对小镇和小镇名人的轻视？
第一次去探访“他”，还是借了一个朋友来访的机会。朋友是研究历史的，对我们的小镇充满好奇，执意要登上这个“孤岛”看看。我们陪着上去了，才发现那里内容相当丰富。例如，有历次战争期间，这里的居民参战和阵亡的纪念铜牌，有南北战争期间留下的大炮，等等，最后，我们来到这座大理石雕像前。底座上的文字非常简洁。我们这才发现，他是出生在这里的一名医生，似乎有过什么特殊的贡献，可惜这惟一要紧的内容，却牵涉一个对我们来说还很生僻的英语单词。也许是他谦卑的外貌，也许，是我们潜在的傲慢在令我们忽略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我们于是又一次错过，和他相遇却没有真正相识。但是，我们还是记住了他的姓名和生辰年月：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Dr。 Crawford Willanson Long，1815—1878）
万幸的是，这个记忆在不久以后派上了用场。一天，我们行驶在85号州际公路上，忽然在一块一晃而过的路牌上，发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博物馆”，杰弗逊县。
杰弗逊县，就是我们在搬家之前住的地方，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二个住处。朗医生和我们真是有缘。这次下了决心，我们一定要去专程拜访这名乡村医生。朗医生的博物馆坐落在杰弗逊县的中心，杰克逊镇上。那是一栋小小的普通房子，当年，就是朗医生行医的诊所。博物馆今天是地方上的私人基金会在那里维持。这是美国小城镇的地方历史博物馆通常采用的形式。
美国是一个出了名的没有历史的国家。可是，你却处处可以感受到一种浓厚的“历史感”。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村镇，都会有他们的历史保护建筑；他们都会在自己的小报馆的铭牌上，标出它起始于18××年，甚至17××年；有时，他们建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虽然，其中的展品可能只是些旧时的农具，锄头犁耙什么的。他们却因此而认认真真地在那里筹款捐款，做义工。你看了就能够感觉出，这个年轻的国家，似乎有什么东西是一直在那里的，是持衡而且稳定的。也许，那是对家乡的一种热爱；也许，那是对栽树的前人的一种敬重，也许，那是对文化积累的一点意识；也许，对于他们，那没有什么，只是自由自在生活的一个自然而然的部分。他们的生活里，长久没有别处的那些“争斗”内容，当然，就要干点什么别的。
在朗医生博物馆里，我们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孤陋寡闻。他确实是一名普通的乡村医生，可是，他也是在这个世界树立了一块重要里程碑的人。当初，我们在他的纪念雕像前没能明白的那个英语单词，是“乙醚麻醉术”，这个使用至今、令全世界无数人受益的技术，是朗医生发明的，他是这项技术的第一个手术使用者。
克劳弗德·威廉姆森·朗医生是一个爱尔兰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和外公，都是被荣誉记录的美国独立战争的老战士。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他们不约而同地从北方移居到了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南方乡村小地方。因此，才有了他们的孩子们的结合。这个无名乡村，才在1815年11月1日，诞生了一个未来的被载入史册的乡村医生。
朗医生的一生是平凡度过的。他高高的个子，宽大的额头，一双蓝得非常纯净的眼睛。他性格温和，行医认真，是一个好医生。他也有很好的艺术修养，兴趣宽泛，喜欢戏剧和文学。终其一生，他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戏剧化的生活场景。他离世时非常突然。在他去世的时候，也没有发出什么惊人之语，而只是抓紧最后的时刻，妥善安排了他的遗产。一如他惯常的作风，对家人很负责也很认真。他是在27岁时结婚的，尽管他们的家长期住在乡村和小镇，可是，他的妻子和孩子回忆起来，总是说，“他使我们的家，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堂。”
第一部分 走路（一）一个医生的故事（2）
学医之后，他也曾在纽约行医，可是，他最终回到家乡，决定做一名乡村医生。他和弟弟一起，开了一个小药铺。美国早期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当时的乡村医生，也是必须医药兼备，活像我们中国旧日的郎中。在今天的朗医生博物馆里，还陈列了他当年行医的诊所兼药铺，一些小手术也在里面进行。于是，如何快速有效地麻醉，成了乡村医生的一个大问题。
麻醉方式一直是医界的一个重大研究项目。朗医生和其他医界人士的区别，就是他是一个乡村医生，因此更注重实际的操作。他在苦于麻醉问题无法很好解决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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