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于青春 -海岩 著-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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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琢磨我，大年初一不在家呆着，跑这儿来干什么？
　　　　结婚成家，真的太轻率吗？其实也不。从和继平的第一次见面到结婚，拖了整整一年，那真是苦苦盘算、权衡、犹豫的一年。不管怎么说，继平对我，总是尽量顺从的。也许正如父亲所说：家庭生活是一个很现实很具体的过程，又琐碎、又累人，夫妻百年，找个脾气好的远比找个模样好的重要。
　　　　那么是继子的好脾气使我下的决心？
　　　　我不否认，促成我下决心的还有另外一件事，那年学院里分给我们研究所一个去美国进修两年的出国名额，所里决定我去。政审材料刚刚上报，突然传来院人事处的“精神”：为了防止年轻人在国外找所以对未婚者的出国审批一律慎重。
要知道，对于一个专门研究美国文学的人来说，亲身领略一下密西西比河的劲风；亲眼认识一下造就了杰克·伦敦、马克·吐温和海明威的那块伟大而又复杂的土地，是多么梦寐以求的愿望啊！
　　　　干邑。就结婚了，已不管本来怎样。
　　　　我想，未来是夫妻双方共同创造的，而双方又都是可以改变的。我曾经在我们两人之间做过反复的估量，我自信依靠自己在文化素养上的优势，是能够慢慢包容、影响和改造他的。
　　　　于是就结婚了。父亲是赞成这桩婚姻的，可他却警告说：“你不要妄想去改造别人，他在爱你的时候可以听你的话，顺你的意思做人，但实际上一个成年人的本性和气质是多年形成的，没有另外一个长期的或者特殊的环境迫使，是绝难改变的。”父亲是对的！
　　　　可是，您当初干吗不拉住我？
　　　　售票姑娘沉寂了一会儿，又唱起来：
　　　　为什么你将醇酒奉献，
　　　　美丽的姑娘啊，我是个贫穷的流浪汉。”
　　　　我等她唱完，问：
　　　　“你这是什么歌？”
　　　　售票姑娘有点不好意思：“外国歌。”
　　　　我问：＿“你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陆小样的？”
　　　　“什么小祥？不认得。”
　　　　“他原来就住在总场”
　　　　“不认得，我们家住一分场。”
　　　　一分场！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哦，不不，她什么也不知道，那时候她还小呢。
　　　　汽车在一个三岔路口缓缓停下来，“总场到了。”售票姑娘提醒我。
　　　　从这儿下车，顺着大路，也顺着风，走上十分钟，就能看见场部那扇铁制的大门了。　一不过从不着从她L进去，只要从大门左侧沿着一条九曲十八弯的小河透道南行，绕过一个漫坡，你就会突然出现在那个布满青萍的幽幽水塘面前了。啊，水塘也一定毫无生气地结了冰，但它仍然会使你一下子想起当年那个疲惫的黄昏。我第一次临近它时，地震引起的水下喷沙搞得满塘混浊不堪，萍叶零乱。小样家的防震棚还没有完全搭好，侧畔堆放着他姥姥早早为他备下的结婚家具，一切值钱的东西都从那被认为发发可危的白房子里搬了出来。双人床、沙发、还有“一头沉”，虽然都是新东西，样式却陈旧，并且带着点俗气。唯独那个三开门的大立柜用料颇讲究，外观也大方，漆工也好，如鹤立鸡群一般，非常惹人注目。就是到今天，拿到北京城里中等以上的人家，担保也是个好东西。难怪老太太要把好大一块在震灾时期极为宝贵的塑料布，另眼相看地蒙在上面呢。怕雨淋着，怕太阳晒。
　　　　一家两口，除了小祥那点可怜的工资外，大概还有点微不足道的抚恤金之类＿小洋换了钱就注姥姥关电。一年到头。烧＿柴禾、穿衣服，能自力更生的就绝不花钱。　他年纪轻轻，　生活能力已锻炼得极强，什么活儿都会干，大家老逗他，说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看着那几件家具，尤其是那个大立柜，谁都清楚，老太太是瘦驴拉硬屎，为外孙子的婚事，恨不得倾家荡产了。
　　　　班车开走了。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茫然四顾。从旷野上吹来的冷风顺着大路由北向南，长啸而过，路边斑驳的枯草无力地抖动着，有几分凄凉。这就是那个三岔路口么？抗震救灾工作队的第一次会议就在这里召开。往前，延目可及的地方，是那块三角形的草地，到清河的第一天，我还依稀记得，就在那儿过的夜。
　　　　啊，我认出了这地方！
　　　　那一夜，除了市局扎副局长睡在临时为他赶搭起来的棚子里，其余的人都睡在露天。女同志受到特殊照顾，一个人分配给一辆卡车的驾驶楼，我没去，和男的一样躺在草地上。到晚上小样又来了，不知从哪儿搜罗了几件雨衣，给我一件，我也不要，他硬给我，我硬不要，就用自己的外衣包住头，找张报纸包住脚，抵抗着漫天盖地的蚊虫和夜里阴凉的露气。
　　　　我有意这样自苦，正如黑格尔在论述欧洲中世纪宗教迷狂时说的那样：在痛苦中愈意识到自己所牺牲的东西的价值，便愈感受到把这种牺牲的考验强加给自身时产生的心灵的丰富。　当然，hatwattwG．、的宗教迷狂是一回事，但是在吃苦时体会到的心灵上的丰富和快慰，却是那么相同。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我期待着也能成为一个强者。
　　　　地震后的清河，是强者的天地。
　　　　别的不说，光是蚊子，就够你操心的。清河多水，蚊虫滋生成阵，一到黄昏，这些孽障便气势汹汹地喧嚣起来。晚上在外面开会，非得找张报纸或者档案袋什么的把脚包起来，上面再摇起蒲扇轰赶才行。这儿的蚊子钢牙利嘴，再厚的袜子也是一叶就透，但是裹上一层薄纸，它就没咒呛了。
　　　　有句顺口溜：“清河农场三件宝，苍蝇蚊子泥沾脚，”言之不虚。比起蚊子，苍蝇更是“成了精”，比北京的明显个儿大，也黑，也不怕人，一看就知道是极野的“品种”。那时候顿顿饭都在露天吃，苍蝇围着你的菜碗直滚团儿，叫人难以下咽。
　　　　大家知道他家境困难，所以常借各种理由留他吃饭（起初工作队吃饭不收钱）。
他的饭量虽不大，但无论什么都吃得香，而且从不受苍蝇的干扰，总是一边吃一边用手有节奏地轰赶那些讨厌的家伙，神态之随便，之和谐，仿佛那只在茶碗旁边来回摆动的手，和夹菜的手，和咀嚼的嘴，都是一个自然而完整的“全套动作”。
　　　　他也有胃口不好的时候，多半是精神因素所使。小样，你还记得不记得那次食堂做的鸭血豆腐？按当时当地的标准，堪称色、香、味、形俱佳的好菜了，大家专门给你留了一碗。那天你很晚才从分场回来，步履疲乏，眼神恍惚，脸色特别苍白，大家问你吃了没有，你摇摇头，精神萎靡得不想说话。有人把那碗“血豆腐”端来给你，你没吃，看着它直发愣，突然跑开去，蹲在路边的草地上吐开了，吐了一阵又艰难地喘气。大家围过来，七嘴八舌问你是不是病了，你又摇头，问你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摇头。你那天晚上什么也没吃就回家去了。我猜想你一定是中了暑，便向工作队的医生要了点时疫药，天蒙蒙黑的时候到你家来了。你姥姥正躺在棚子里歇着，你一个人临池而坐，在暮色苍茫中，只是一个发呆的剪影。
　　　　我站在你背后，问道：“嘿！怎么饭也不吃？”
　　　　你回头看见我，站起来，说：“没怎么。”
　　　　“没病？”
　　　　“没病。”
　　　　“闹思想病了？”我用一种老大姐的口气笑了笑。
　　　　“不是。”
　　　　“那是为什么？”
　　　　你低下头，好半天才喃喃说：“今天，我看见刘成德的爸爸了。”
　　　　刘成德是一分场的管教干部，三十多岁，人老实，是场里出名的孝子。地震时他没睡在家里，他家的房子塌了，大伙儿帮他把塌房子控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他的父亲。结果今天清理附近的一条夹道时，从碎砖里把老头儿挖出来了，脑袋砸扁了，眼睛也没了，嘴也没了，眼窝里全是土，土里还往外渗着血和蚂蚁。小样他们组织一些没找到亲属的人来认，刘成德认了半天才认出是他爸爸。
　　　　说到善后组的工作，确是件苦差事，因为强调要带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寻找尸体，所以接触哪怕已经腐烂的尸体，也不许带口罩手套，个别晕过去的可以解释为中暑，老是呕吐的，还要从思想意识上挖挖根源呢。也难怪小祥，这本来不是一个十九岁孩子干的“活儿”。
　　　　“上星期，我到刘成德家去，他爸爸还给我喝酒呢，老头儿挺好。”
　　　　你情绪低沉地说了这一句，便不再说话，我说了好些生硬的大道理，也说了几句关于生死祸福之类的自然规律，想为你宽宽心。你仍旧不说话，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揉得窝窝囊囊的纸烟来，打着火狠狠抽起来。
　　　　“你也抽烟？”
　　　　“抽着玩。”
　　　　“玩这个干什么！”共青团书记的本能，使我下意识地认为年轻人过早抽烟是颓废的表现。
　　　　你虽没有说话；却仿佛也显出现亏的样子，抬进嘴里致烟细．．细地、慢慢地，甚至带着点尴尬地吐出来，好半天不抽第二口。
　　　　“祥啊，又抽烟啦’椰子里，隔着布帘子，你姥姥大声问你，既严厉又慈爱，你这才慌慌张张掐灭了烟，含混地应了一句：
　　　　“没”
　　　　你为刘老头儿的死难过，你为其他许多熟人的死难过，我那时批评你脆弱、小资调儿、感情用事，不符合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利于准备打仗，等等，可也许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也还有“性善论”的余毒，就是在一本正经地批评你的时候，也还是觉得你心善可贵。后来我好几天晚上看到你和刘成德坐在一起，老气横秋地长嘘短叹，心里有些感动，可又说不清什么道理。
　　　　那天晚上我并没发现你的大立柜不在了，它已经做了刘成德父亲的棺木，理进了黄土。据说当时刘成德感激涕零，几乎要给你下跪，而你姥姥为这事则差点发作了心脏病，后来你还向人解释说，那并非因为她私心太重，而是早先就有的老毛病。
　　　　小洋，你可知道这两年，当我和继平吵了架，当我对他的这一点或那一点心生反感时，就想到这些事。我承认我实际上是以你的优点去比他的缺点，我也承认在道理上不该那么比。虽然继平日常庸庸碌碌，有时甚至给人委琐之感，但他毕竟也给过我难忘的满足和快慰。记得我第一次到他的医院去，看到他一身洁白、忙忙碌碌，便也觉得他很可爱。他看病很认真，不厌其烦，病人们都对他感激万分，使我从中感受到他的职业的高尚乃至神圣，由此也获得了自己的一份骄傲。那天我特地买了鸡、鱼、素什锦和酒，大大地保养了他一次。他莫名其妙地吃了喝了，却不知我为什么这么高兴。直到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准备辞掉医院的工作，到～家中外合资的大饭店去当按摩师的时候，我才慢慢收回了留在他身上的欣赏给县光。
　　　　我最初还不明白，“饭店里有那么多病人吗？”
　　　　“咳，保健按摩呗，外国人玩累了，我给他舒服舒服。”
　　　　革命工作无分贵贱，我当然不反对这个道理，可他是医生，而且他自己以前对那种只是让人舒服舒服的活地曾是那么鄙夷，那么看不起，何至于变得这么快呢？
　　　　“我看得起钱呀。”他笑着说。
　　　　可你一点也不缺钱，你从小就没有面临过任何生计问题。”
　　　　也许错就错在我老是自觉不自觉地这样拿小祥和继平比。“其实你那个小样根本是不存在的。”父亲不止一次提醒我：“他已经不是历史上的小样了，而是你的一个理想的幻影，是你多年来按这个幻影不断想象、净化出来的‘白马王子’。一个人心目中要是有了这么个偶像，那就别想和任何人过日子了，没有满意的时候！”
　　　　可能是的。一人有记忆，是幸而又不幸，记忆就象天真少年在书本里夹着的残花枯叶，是着意留春，缅怀过往的念物，而这念物又常使人举目茫茫，仿佛失了什么不可再得的东西，因为记忆总是滤掉了许多杂质，比实际的历史要美好得多，所以就未免常常成为现实的反衬了。’
　　　　父亲真象个无所不通的老哲人。
　　　　没错，假使当初我和小样只是一面之交，假使没有后来在八分场共同工作的那段经历，我们不过是迎面匆匆的路人，我现在也就不会那么想入非非了。
　　　　德热加调域等约尔机当官科徒告诉我；小祥将而我编在二个组里到八分场去帮助工作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想到这就是缘分。
　　　　我们这个小组一行三人，由肖科长带队，那天到八分场时天已偏黑。八分场的同志不知道还来了个女的，没准备单人棚子，结果还是小样找来几个同学摸着黑现搭了个小帐篷给我住，离他和肖科长的大棚子不远。
　　　　到八分场的第二天就是参加八分场的党总支委员会，听前一段工作情况的汇报。
会是在篮球场旁边的树荫下开的。总支委员们基本上都是各中队的队长或指导员，知道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所以很郑重，对我们，特别是对肖科长的发言和每一句插话，都认真用小本记上，会开得非常严肃、正规、一丝不苟。
　　　　唯独陆小祥，坐不稳屁股，进进出出，一会儿去换壶开水给大家续茶，一会儿又去找来几把扇子，后来干脆上厕所不回来了。中午吃饭时肖科长不满地对我说：“这孩子太没耐性了，这么游击习气可怎么工作？”
　　　　我替他解释了一遍，可心里也有点着急，寻个左右没人的空子，找小祥做了一次简短而严肃的个别谈话，恳切地指出他上午的行为，实质上是对自己工作组组员身份的无视，是政治上不够成熟的表现。他低头听着，最后嘴里晤了一声，表示接受。
　　　　下午继续开会，木料还不到一个钟头，他又故态复萌，说是上厕所，结果跑到球场对面帮人家修拖拉机去了。晚上，处理完事情，肖科长提议我们三人开一个小会，他一坐下来便把小祥批评了一顿。
　　　　“工作要有工作的态度，不能觉得没兴趣，听不懂，就到处乱路；至少作应全做做记利院：’
　　　　小祥愣了片刻，开始反驳，没想到他的论据竟会一下子把我们搞得无言以对。
　　　　“我想我还木是党员，哪能参加这种总支会呢！”
　　　　肖科长尴尬地晤了半天，才说：“非常时期嘛，经领导同意也是可以参加的，算是群众代表列席也可以嘛。”他说的领导，自然指他自己。
　　　　后来又开了几次总支会，小祥都“列席”了，不但安分多了，而且还担负了会议记录的工作。令人惊讶的是，他的钢笔字居然极漂亮，行文也通顺，准确，在那个文化枯竭的年代，我敢说连大城市的青年都很少有这样的水平。小地方的人反而刻苦。
　　　　开头几天，我们的大多数时间都泡在会议上，总支会、场务会、小队会、中队会、干部大会、家属会，等等。可无论是研究生产还是研究管教，我们都是外行，插不上嘴，每次只好照例说些慰问和鼓干劲儿的话，久而久之，成了老生常谈，也不大有人再拿小本子记了。在无会可开的时候，我们更其成为多余。
　　　　于是我提议到监区去深入一下管教干部的生活，帮助他们解决些实际问题。提议的动机当然带有一点好奇的成份，因为到这个劳改农场好多天了，我实际上还没见过犯人是什么模样呢。肖科长大概觉得这在客观上也能解决一下我们的无聊，便同意了。
　　　　美国文坛上的“男子汉”杰克·伦敦就曾有过牢狱之灾，为他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某些难得的感受和依据。我后来每逢在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有关监狱的描写时，脑子里便会浮出在八分场监区走马观花的印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