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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1979-194)-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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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立足点。
第六,70年代末,中国提出并开始执行对外开放政策。
为什么到这时才提出这个政策?
38年前,新中国初成立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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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平等互利的新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和经济关系是采取积极态度的。但是,美国和在美国影响下的国家采取的对华政策,使这种关系不可能建立。
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也对中国施加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强调自力更生,并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这样,在中国领导人心目中,自力更生被赋予了闭关自守的意义。如果认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从来主张与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隔绝,这不是事实。但是,的确只是到了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在检讨过去工作中的失误时,才明确地认识到不实行对外开放,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才确定了长期实行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同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贸易、技术等各方面交流合作的政策。中国过去有过在西方国家炮舰政策下被迫开放的经验。那时的开放对中国的经济文化不能说没有起一点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中国人得到的是蒙受民族灾难的经验。现在中国有条件独立自主地实行开放政策,也有能力克服由开放而带来的某些消极影响,而且已看到了开放对中国的发展带来的利益,因此,把开放政策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是各界人民所一致拥护的。
以上所说的中国对外政策对诸位来说,大概并不是新鲜的信息。
我想说的是,这些并不是中国所实行的暂时的政策,而是有深厚的历史背景,已为中国人民普遍接受和承认,因此是一定会毫不动摇地持续执行下去的政策。
我的话完了。
谢谢。
在讲演后,还答复了会场上临时提出的一些问题。
198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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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在美国的InternationalCouncilonForeignRelations举行的早餐会上作的讲演。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1988年3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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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历史经验
一
一个人做了一段工作以后,需要总结一下经验,看看自己有哪些做得对,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对,做得不好,有哪些成绩和优点,有哪些失误和缺点。这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对社会历史经验、革命事业的经验也需要总结。总结也就是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对于许多事情,不能说,成功的、好的就一切都好;失败的、错误的就一切都错。其所以要总结过去的经验,是为了有利于今后的实践。但如果不作科学的具体分析,就不可能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得更聪明一些,不可能得出有益于新的实践的教训,不可能有助于在新的实践中坚持正确的东西,克服错误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这样说,要完全地解决“理论的东西之是否符合于客观真理性这个问题”
,“只有把理性的认识再回到社会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目的”
(《毛泽东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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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一卷,292页)。由此,固然可以说,只有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这种理论才是正确的,才可以被称为真理;反之,就是错误的,或者不完备的、有错误的,或者尚未被证实的。一些最简单的事情,也许一次检验就能判定是非(但对这样简单的事,大概不能使用真理这样的大字眼)。
科学实验室里的某种试验,经过几十次、几百次的失败,然后成功,达到预想的目的,这样的情形是常有的。在最后一次的成功以前的每一次失败,并不是根本推翻了预想;在失败的经验中固然包含着错误,但也包含着导致成功的因素。不断地总结这些失败的经验,可能使预想更完备,并且终于达到成功。
社会历史的发展,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人们要掌握自然界的规律性,使自己的认识符合于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从而能在物质的生产、利用或改造自然的行动中达到预想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这往往是经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的许多次失败的经验才能达到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人们要掌握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是更难一些,或更难得多。这是因为,第一,社会历史现象不像自然现象那样反复地完全同样地出现。物质生产和科学实验,一次失败了,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重新进行,但社会历史实践就不可能是这样的情形。第二,社会历史现象是人们的活动所形成的。人们在认识历史过程,特别是自己所亲身参与了的过程时,往往容易因为有某些主观成分的干预,而不能真正做到客观地科学地全面地去进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在研究以自然现象为对象的实践经验时,人们必须注意破除成见与偏见,那么在研究社会历史现象中更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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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注意这点。
这里之所以特别指出掌握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是极为艰难的,无非是为了说明总结实践经验的重要性。这方面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经过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的考验才能判定。错误的认识经过实践而得到纠正,不完全的认识经过实践而逐步提高到完全的认识。
毛泽东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人们经过失败之后,也就从失败取得教训,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适合于外界的规律性,人们就能变失败为胜利。”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84页)很明显的,要能从失败中很好地取得教训,就必须认真地总结经验,也就是对经验给以科学的分析。
社会历史实践是不可能完全同样地重复的,但人们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利用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不对成功的经验进行分析,就不能很好地加以利用。
失败的经验之所以有用处,并不因为人们可以在完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这种实践。虽然具体条件变化了,但仍然可以利用失败的经验来改正自己的思想,这就更需要对经验进行科学的分析。
二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历了失败、成功,失败、成功的复杂曲折的历程。
一次大失败是在1927年,又一次大失败是在1934年。对于失败的经验如何总结,是个重要的问题。
这里只说一下1934年的失败。
党的力量在苏区损失了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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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白区损失了几乎百分之百。那时,红军被迫放弃南方根据地,艰苦地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
这个失败说明了什么呢?
当时在中国至少有三种说法。
国民党反动派说,这个失败证明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还有一些在1927年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党的托陈取消派分子作出另一种结论。他们认为,1934年的失败证明共产党到农村去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条路线是完全错了;中国已进入了资本主义和平发展时期,无产阶级只能进行合法斗争,不能进行武装革命。他们的结论是取消革命。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总结的呢?遵义会议和以后党的文件都认为,1934年的失败并不证明无产阶级党到农村去搞武装斗争错了;其所以失败是因为没有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好,是因为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对同一个革命失败的现象,不同的人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反映。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反共立场出发的人,当然乐于采取上述第一种说法。
托陈取消派的人数甚少,但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总的说来,他们既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又从1927年的革命失败中已经得出取消革命的结论,他们当然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1934年的失败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对这次失败作出正确的结论,是因为他们站在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立场上,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如实地认识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并且对党内的“左”
倾错误作了科学的分析。
这种结论的正确性在后来的实践中得到了完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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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以后的党中央纠正了从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三年间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左”倾路线,从而在长征以后使党的力量重新迅速生长起来,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的天地。但是,党对“左”倾路线不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而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的分析。这里可以举毛泽东1944年在《学习与时局》中所说的一段话为例:“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
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毛泽东选集》第三卷,938—939页)可以说,这是对失败的经验实事求是地进行科学分析的一个范例。
那么,对于成功的经验,是否也要进行分析呢?也是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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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预定的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革命目标,在1949年达到了。这证明原来的预想,包括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针、策略都是正确的。
就在取得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在夺取胜利之后,为巩固这个胜利,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气力;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置起来了,我们还应该学会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而且要求全党警惕因为胜利而可能滋长起来的骄傲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等等。这些论述中都包含着对于成功的经验的分析。
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革命经验,许多对于社会主义时期还是有用的。例如,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经验、群众路线的经验、统一战线的经验,等等。中国革命和建设为什么必须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什么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要说明这些根本问题,也离不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经验。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过去的有用的经验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来运用并加以发展,不能简单地袭用过去的经验。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做许多新的工作,当然更不能完全靠过去的经验。例如,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我们的军队中,在党领导的农村政权中,建立了一种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的民主风气。不过,在我们的整个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民主传统还是很不够。因此,满足于过去的经验是不行的。
我们既不像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否定新民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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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革命的经验(他们以否定这些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
,同时又要善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
三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走上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道路。但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又是十分艰难的事。
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不但歪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更多的是歪曲社会主义时期的历史。
他们攻击说,社会主义完全搞糟了,完全搞错了,根本不应该搞社会主义。
他们利用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些时期,在某些方面犯过的错误,特别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来进行攻击。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是不讲别的,只讲错误、缺点、失误,并且竭力加以夸大,进行攻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四十年有余。这期间,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事业、科学技术事业、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是抹煞不了的。国民生产总值(GNP)
是可以反映国家的总体实力的一个综合指标。
经济学家根据有关材料计算,从1951年到1987年将近四十年间,我国GNP以年平均7。
37%的速度增长,这一增长速度高于美国的3。
17%,日本的6。
9%,印度的4。
01%。以工业增长速度说,1951年到1987年间,中国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是1。
5%,而发达国家平均为4。
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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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世界平均为4。
4%,所以和世界各国相比,我们的经济发展也是毫无愧色的。如果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在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上蹒跚,且不说国外势力的侵入,中国的大地上会出现在十亿左右的人口中的剧烈的阶级分化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动乱,上述的各种成就是根本无法设想的。
的确,我们在建国以后,有成功的时期,也有挫折、失误的时期。从50年代后期起,有过许多失误,甚至最后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我们要科学地总结经验,要特别重视对缺点、错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进行这种总结作了很好的开端和榜样。这个决议既如实地肯定了成就,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从50年代开始的“左”倾指导思想的错误。大家知道,正因为我们党能够很好地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党才能够在1978年以后提出并执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和方针,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和卓有成就的努力。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能像那些诬蔑我们的人那样,把事情说成一团漆黑,因为事实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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