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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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如果脱离了具体情况，一般地提出问题说，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应该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这样的问题是无法答复的，或者只能答复城市应该是中心。

　　　　但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到农村中，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也是同样的情况。既然我们是在“一穷二白”的底子上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们就必须承认，现在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必须更加十分重视发展生产力，并且为了发展生产力而实行一系列的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方针政策。邓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过去我们满脑袋框框，现在就突破了。“

　　　　（２６１页）

　　　　这里所说的一成不变的框框，就包括书本上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公式。突破框框，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相结合，打破一般公式的束缚。

　　　　邓敢于突破框框，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正如同毛泽东敢于突破框框，找到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一样，需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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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受框框的束缚，许多问题是难于作出判断的。

　　　　１９７８年开始从人民公社制度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３６７页）

　　　　如果不从实际出发，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而来追问说，一切生产资料都成为公有的人民公社算社会主义，还是家庭承包算社会主义？这样提问题，的确是很难回答的。历史经验证明，公社所有制（后来退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虽然看起来好像社会主义的味道很浓，但是并不能提高农村的社会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统分结合的双重经营体制）

　　　　，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农村展开了宽广的发展前景。

　　　　早在１９７８年邓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１４２页）。后来他又反复讲这个思想。例如１９８４年２月他说：“要让一部分地方先富裕起来，搞平均主义不行。

　　　　这是个大政策，大家要考虑。“

　　　　（５２页）十几年来，我们是这样做了，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抽象的意义上看，提出这样的大政策似乎是很奇怪的。

　　　　社会主义要共同富裕，这和一部分地方、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但是，如果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来看，这个政策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必要的。中国是如此之大，各地区又是千差万别，如果必须所有地区、所有人齐头并进，那就只有陷入平均主义的贫穷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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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公有制为主体，允许各种非公有制的经济存在，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大政策。邓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

　　　　（１０页）

　　　　关于外国资金的问题，邓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冲击不了这个基础。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６５页）。按照这种观点，也根据香港、澳门、台湾这些地区的具体历史情况，邓提出了“一国两制”这样的史无前例的主张。

　　　　邓说：“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

　　　　（５９页）

　　　　“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

　　　　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

　　　　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容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１０３页）

　　　　我们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书本上的公式。这看来是很明显的道理，但切实掌握这一点，是重大的突破。

　　　　上述邓的这些观点，正如同毛泽东当年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一样，会被教条主义者视为奇谈，看作离经叛道。邓强调，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必须加以发展。他说：“过去我们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坚持了马克思主义。”

　　　　（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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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胡绳文集

　　　　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本上讲的，只是对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由于他们总结了一代代先进人士对于社会主义的想望中的合理成分，特别由于研究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所以他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设想是具有科学性的。但他们的设想只能是勾画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概的轮廓。

　　　　列宁虽然有社会主义的初步实践，但也还不可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提出比较系统的意见。邓说：“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１４页）

　　　　如果搬用充分发达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即使这种概念是完全正确的，来代替对社会主义建设长过程的探索，可以肯定地说什么事也做不成。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是走社会主义的轨道，但是不能死守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概念，把它当做我们当前的行动纲领。要善于根据国情，采取各种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办法；如果不这样做，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我们按抽象的标准来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因此而吃的亏太多了。我们曾以为，既然是搞社会主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应该拒绝；又以为，只有按社会主义的完整模式做，才能算是社会主义，如果不符合于社会主义的标准的，就应该拒绝。

　　　　曾经流行过的“兴无灭资”

　　　　的口号，就是在这种精神下提出的。邓说：“现在看来，这个老口号不够全面，也不很准确。有些同志因为没有充分地调查和分析，把我们现行的一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改革，也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这就不对了。”

　　　　（《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２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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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５４２

　　　　三　改革——解放生产力

　　　　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在它一产生以后就是完全成熟的，十分完美的，不可能不在其生长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各种变化。这种情形和人类历史上已往经历过的各种社会形态是一样的。

　　　　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和资本主义制社会，都不是自始至终一成不变的。阶级剥削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在感到自己统治的社会发生某些弊病，需要在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若干方面实行某些改变，毅然采取行动，促成这种改变，这就叫做改革。在阶级剥削社会中，革命和改革的不同在于革命是由被统治阶级发动的，而改革一般是由统治阶级发动的；革命如果取得成功，则其结果是由一种社会形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形态，改革则一般是在同一种社会形态中的变革（由于改革而导致社会形态的变革，例如由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由封建社会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在人类历史上也是有过的。这是因为前后两种社会形态虽然不同，但毕竟都是阶级剥削制度的社会）。

　　　　在美国经历从１９２９年起的严重经济危机时，其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实行的“新政”就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改革。罗斯福的“新政”在开始实行时，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舆论的注意。

　　　　当时对它有种种不同的评论，有人甚至认为罗斯福是把资本主义改造成社会主义，但实际上罗斯福所实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一种改革。这种改革确实使资本主义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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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４２胡绳文集

　　　　有用完的生命力度过危机而发挥出来。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产生以后的三四百年间，在各个国家中经历过大小程度不同的多次自我改革。这段历史是很值得回顾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表明，人们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自觉性来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这种高度自觉性是基于对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表现为人们能够大致了解新社会发展的方向，至于新社会发展的具体规律是人们不可能在事先掌握的。因此人们不可能像依据一个完美无缺的蓝图那样，一下子就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的大厦来。社会主义社会在其存在的长的历史过程中，不可能不和其他社会一样，因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各种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者也可能在认识上发生错误，新社会的发展变化就会更加复杂。历史经验证明，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的时候，在建设者的认识错误需要纠正的时候，人们如果不能及时地实行改革，建设新社会的事业也可能失败。

　　　　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改革是经常需要的，或者说需要进行改革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现在我们所说的改革，是针对从５０年代后期起的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经验而提出来的。这二十多年的经验之所以提出改革的要求，和对此应该做怎样的改革，是同从２０年代后期起的六十多年间以苏联为主的国际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有关的。在上述历史时期内，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正面经验，也暴露了在原来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中建设社会主义所难以避免的一些弱点，暴露了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一些扭曲的认识。在历史的指路牌上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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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不改革或者不能恰当地改革就要灭亡的严重警告。

　　　　在上述历史时期的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及其他有关的体制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缺点，概括起来可以说主要有如下两点：第一，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既使国家负起了力所不能及的沉重担子，又使除集中的国家权力以外的一切社会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甚至受到压抑。

　　　　第二，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其中有些可以拿来直接应用，有些需要加以某种改造。

　　　　这种社会主义的模式，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某些不正确的或不完全正确的认识。按照这种模式，社会生产力虽然也会有一些发展，但发展是很有限的，甚至明显地表现为停滞。

　　　　中国在革命胜利后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曾经搬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这固然因为当时中国自己还没有独立的经验，也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受苏联既有的种种观念的束缚。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也曾对苏联的模式表示怀疑，并且试图实行改革，但他们并没有能在实践中推进改革，或者还因为未找到正确的改革途径而犯了另外性质的错误。

　　　　邓在１９８８年明确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

　　　　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

　　　　（２６１页）

　　　　在前一年他还说：“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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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

　　　　（２３７页）接着他还说：“我们还有其他错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不是搬用别国模式的问题。”

　　　　（２３７页）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确是中国自己独创的，用这种错误的实践当然不足以抵制不适用的别国模式。而且可以看到，这种中国独创的错误中，也表现出上述的两个基本错误。

　　　　由于套用别国的模式，加上其他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恶果。邓概括地说：“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

　　　　（２３７页）

　　　　邓的改革的观点和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相对比，其特点可以表述如下：邓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则认为，社会主义既有的模式是最理想的模式，任何国家都只要照搬就行了。

　　　　邓说：“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１４２页）这就是一方面说，改革即使是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进行的；另一方面又是说，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待于不断完善的。这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一经生成就已经尽善尽美，或至多只要小修小补的传统观点当然是互相对立的。

　　　　邓强调，改革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必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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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生产力为中心。

　　　　所以１９７８年开始的改革首先就是工作重点的转移。邓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

　　　　（１４１页）邓还强调，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和传统的观点认为只有革命才是解放生产力，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就不再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那样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以下我们特别讲一下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观点。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否定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必须否定，是因为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中解放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那么，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是否还会发生需要解放生产力的情况呢？是否还有解放生产力的任务呢？对这问题，很长时期中，国际间人们的答复是否定的。虽然在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力发展迟缓，徘徊不前的状态。

　　　　在过去的年代里，对上述问题企图作出与众不同的答复的是毛泽东。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失败后，毛泽东看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像他所设想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