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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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青年》的其他撰稿人，有的主张“自利利他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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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以小己主义为之基”

　　　　，有的简直就主张“利己主义”

　　　　、“为我主义”

　　　　，所说的和陈独秀的“个人本位主义”

　　　　、“个人独立主义”基本上是一回事。

　　　　应该承认，在那时，他们提出个人主义，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他们把个人主义作为反封建的战斗武器。他们号召打破“纲常名教”

　　　　的束缚，使人的个性和才能得到解放，能够自由地发展。他们从个人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出发，提倡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反对依附古人，做古人的奴隶。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独立的主张，别人怎样说就只好怎样说，向来怎样说就只好怎样说，那是奴性的表现，而旧思想所依仗的正是习惯势力和传统的权威。

　　　　他们攻击传统的中国学术思想，“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有个性之发展”

　　　　；主张“于学术只当论其是不是，不当论其古不古”。他们主张，写文章不应该摹仿古人，说古人的话，而应该“用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

　　　　，等等。

　　　　五四时期的人们提出这些思想，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矛盾的反映。中国社会由于受到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由于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封建经济正在解体的过程中，封建的宗法家长制度难以照旧保持。但是，封建经济毕竟还没有死亡，封建的政治、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思想还顽强地存在着，成为束缚和禁锢人们的力量，许多知识青年对此特别感到痛苦。打破封建的枷锁，争取个性的发展和个人独立自主权利的号召，表达了他们的要求，激起了他们的共鸣，对他们起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但是，在阶级社会中，个性也好，个人的权利也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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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超阶级的。认为封建主义抹煞一切个性，否定一切个人权利，并不是准确的看法。其实，封建主义承认而且努力培养符合于封建主义的个性，承认而且尊重符合于封建主义的个人权利。尊者压抑卑者的个性，尊者的个性因此而能够充分发扬。真正保有自由独立的人格的是封建主、贵族。在既有封建主义，又有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和封建主义的个性之间不能不发生矛盾。封建主义力求阻止人们突破封建主义的樊篱而发展自己的个性，并且用封建主义的个性来对抗资产阶级的个性。

　　　　就在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有个叫做梁巨川的老先生投河自杀。

　　　　他的遗书说，他是为殉清朝而死，是为坚持他从幼年所学的伦常道德观念而死。这个自杀事件引起了陈独秀、陶孟和等提倡新文化运动的人著文评论。这个先生的见解是他们不赞同的，但此人有强烈的个性也是很明显的。再比如康有为那样顽固地尊孔尊君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坚持着自以为是的一套道理。梁巨川、康有为并不是丧失个性，他们有的是反动的个性。新文化提倡者显然并不是要发扬一般的个性，不是要发扬任何个性。他们所要发扬的只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性，不过他们不能自觉地指出这一点。

　　　　他们不但不能指出这一点，而且用唯心主义观点来说明问题。陈独秀在解释“独立自主的人格”时说：“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页）。盲从隶属他人，当然不好，但是什么叫做“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呢？

　　　　《新青年》的别的作者，有人要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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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志”

　　　　，他说：“志者，根诸心，发诸己，非可见夺于他人，亦非他人所能夺者”

　　　　（高一涵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

　　　　有人认为，忠孝节义之所以应该反对，因为这些“全非植根本于汝本身，而另外之人课汝以片面之义务”

　　　　；他主张人生以“快乐”为目的，而快乐和痛苦都是“以吾人之自由意志为其根本。凡顺吾人之意志，从心所欲者，快乐；逆吾人之意志，不能如愿者，痛苦也”（李亦民文，《新青年》第一卷第二号）。总之，他们对独立自由的解释就是，一切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要顺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

　　　　如果严格地按照这种论点，他们就没有理由去反对康有为、梁巨川那样的顽固守旧分子。陈独秀在张勋、康有为闹复辟失败以后写道：“愚固反对复辟，而恶张、康之为人者也；然自‘始终一致主张贯彻’之点论之，人以张、康实行复辟而非之，愚独以此而敬其为人，不若依违于帝政共和自相矛盾者之可鄙。”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６１—１６２页）

　　　　这段话还可以解释为表示对那种摇摆于帝政与共和之间的投机分子、两面派的极端鄙视。但是，陈独秀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吾愿爱国之士，无论维新守旧、帝党共和，皆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终始，以存国民一线之人格”

　　　　（《新青年》第二卷第二号，《独秀文存》卷一，９３页）。这就是明白承认，守旧派、帝政派，只要“本诸良心之至诚”

　　　　，始终坚持其反动立场，也造成了可敬的人格！这种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观点，使人无法区别什么是进步的思潮，什么是反动的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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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时期的人们以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能使全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其“缺点”只在于贫富的差别还没有消除而已。这种看法当然是不对的。马克思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相比，是在‘自由’、‘平等’、‘民主’、‘文明’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步。”

　　　　（《列宁全集》第３７卷，１０９页）

　　　　资本主义推翻了封建奴役制，使社会生产力以空前规模发展起来。资产阶级民主制否定了下对上、卑者对尊者的人格依赖关系。但是，在存在着占有生产资料的百万富翁和只能靠出卖劳动力而生活的劳者动者之间的对抗的社会中，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平等。列宁说：“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封建制度相比，改变了经济奴役形式，为这种奴役作了特别漂亮的装饰，但并没有改变也不能改变这种奴役的实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雇佣奴隶制。”

　　　　（同上引）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奴役和压迫，特别显著地表明资产阶级民主和它的人权观念的欺骗性。

　　　　向往于资产阶级民主的人们，主观上以为他们是为全体人民的民主权利而斗争。从实际生活中，他们也感到，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力量，是不能战胜军阀官僚的反动黑暗势力的。

　　　　１９１８年陶履恭（陶孟和）写道：七年以来的民国，是没有人民的民国。因为人民没有声息，没有动转。现在七年将尽，转瞬就是新岁。

　　　　我们人民岂不可以跳到政治舞台上各人都发挥政治的生命，成有组织的活动，使八岁的民国，变成人民的国家，民治的国家么？

　　　　（《新青年》第五卷第六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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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往往只看到人民群众中的落后性，不了解这种落后性是由于受着严重的压迫和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形成的，他们看不到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革命积极性。陈独秀在１９１７年说：“此时，我们中国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

　　　　（《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４８页）。既然以为“多数国民”如此落后，他对中国前途不能不表示悲观。从１９１８年他所写的痛骂义和团迷信、排外、守旧，并认为这种思想和事实现在还“遍满国中，方兴未艾”的文章（《新青年》第五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４３一３６０页）

　　　　，更可以看到，他对于农民群众是很难有个正确的认识的。

　　　　１９００年的义和团确是具有很大的落后性。

　　　　由于封建统治势力渗入它的组织，更使它表现为顽固的排外主义。五四时期的许多人因此对它采取完全抹煞的态度。他们不能从这种自发运动看到中国最深厚的反帝反封建的力量是在农民群众中间。资产阶级不能领导和发动这种力量，也就不能使民主革命得到成功。

　　　　五四时期的人们用个人主义观点来理解民主，是他们不了解广大人民群众，以至鄙视人民群众的表现。

　　　　他们又是把民主主义主要地作为伦理道德观念提出来的。固然他们提倡新的道德观念、新的文学，都是为了建立他们所企望的新的政治，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但是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经过辛亥革命，经过袁世凯称帝的失败，经过张勋复辟的失败，民国的招牌虽然挂着，但并没有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事实上，国家权力仍然掌握在以帝国主义为靠山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手里，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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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权，也不可能独立地取得政权，当然谈不到有什么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中国的社会经济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中国的政治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尊孔复古的反动潮流是这种旧政治、旧经济的反映，并且为这种旧政治、旧经济服务。

　　　　五四时期的人们向尊孔复古的潮流开火，是完全必要的，是革命的。但是，他们却错误地以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已经进行了，但是没有生效，其原因就在于缺少一个道德、伦理、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现在由他们来把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伦理观念，把“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输入中国，就可以为在中国建立一个“西洋式社会国家”奠定基础了。

　　　　这种说法是把事情弄颠倒了。自由、平等、人权的新信仰并不能成为建立新国家的“基础”。

　　　　在没有能力通过革命实践建立新政治、新经济的情况下，以为只靠思想的力量就能为新的社会国家奠定基础，这不过是这种思想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表现。

　　　　五四新文化运动举起了科学的大旗。

　　　　照陈独秀的说法，那是用以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鬼神）

　　　　，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当时他们所说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

　　　　１９１９年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宣言》中说：“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证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３６７页）

　　　　他们用科学作武器，反对传统思想中的脱离实际，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含混、笼统种种弊病。鲁迅说：“现在有一班好讲鬼话的人，最恨科学，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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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讲鬼话的人的对头。“

　　　　（《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鲁迅全集》第１卷，３７７页）陈独秀也说：“头脑不清楚的人评论事，每每好犯‘笼统’和‘以耳代目’两样毛病；这两样毛病的根源，用新术语说起来，就是缺乏‘实验观念’，用陈语说起来，就是‘不求甚解’。”

　　　　（《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６３页）

　　　　思维一定要合乎逻辑，是他们提出的一个要求。他们从这种要求出发，评论传统的旧思想。例如傅斯年说：“中国学者之言，联想多而思想少，想象多而实验少，比喻多而推理少。持论之时，合于三段论法者绝鲜，出之于比喻者较繁。”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他指出，“比喻”是不能用作推理方式的，例如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似乎是用天无二日来证明民无二王，其实二者是毫不相干的。

　　　　“操此术以为推理之具，终古与逻辑相违，学术思想，更从何道以求发展？”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傅斯年对于以比喻代替逻辑推理的指摘是很中肯的。

　　　　但无论傅斯年也好，别的人也好，所要求的只是思维本身的前后一致，不自相矛盾，合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法。这种要求对于正确的思维虽然是必要的，但还并不能保证思维的科学性。客观世界有着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律、法则）

　　　　，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逻辑才是科学的思维，这点是他们不能明确指出的。

　　　　他们用自然科学作武器狠狠地打击有神论、有鬼论。特别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发表了一系列这方面的文章。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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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３３胡绳文集

　　　　在反动统治阶级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中流行着“祀天、信鬼、修仙、扶乩”等等愚蠢的迷信，还出版杂志宣传这种迷信，说什么鬼神之存在能用“科学”方法证明，说什么“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陈独秀发表了篇《有鬼论质疑》，立即就有自称“平日主有鬼论甚力”

　　　　，断言“鬼之存在至今日已无丝毫疑义”的知识界人士撰文反驳。

　　　　《新青年》的作者们为破除这些谬论多方面进行论述。陈独秀指出，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说明，所以“森罗万象”中是没有“神灵为之主宰”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二，５７页）。他断定：“人类将来真实之信解行证，必以科学为正轨，一切宗教，皆在废弃之列”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２９页）。

　　　　在从事这方面的斗争时，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弱点的话，那就是，他们不能够解释宗教、迷信产生的社会原因。心理学家陈大齐在说明扶乩的谬误时只能说：“处二十世纪科学昌明之世界，而犹欲以初民社会极不合理之思想愚人，亦徒见其心劳而日拙耳”。

　　　　“吾真不解二十世纪之中国人，其顽钝之状，犹与有史前之初民相等”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科学昌明”的西方各国中，也还流行着宗教信仰和各种愚昧的迷信。近代西方的宗教信仰染上了资产阶级的色彩，但也还是与科学的无神论对立的。五四时期的反对“旧宗教”的人往往认为，现在资产阶级的基督教是一种比较高明的东西。所以陈独秀虽然主张“废弃”宗教，但他在１９２０年却写文赞美基督教，认为“基督教底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

　　　　，认为对“麻木不仁”

　　　　的中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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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１３

　　　　“似乎应当拿美与宗教来利导我们的情感”

　　　　（《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４１８、４２３页）。

　　　　五四时期的人们推崇生物进化论，把生物进化论的观点用在社会历史上。在少数先进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前，人们几乎普遍地认为，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等，就是适用于社会历史的科学规律。

　　　　他们靠进化论的观点否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肯定人类社会历史也是在“进化”中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