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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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靠进化论的观点否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肯定人类社会历史也是在“进化”中的，国家制度、德道观念、文学都是适应于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化的。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敢于把本来被认为“天经地义”

　　　　、“自古如斯”的纲常名教及其他封建主义的思想，说成必须抛弃的废物；也是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表示了对社会前途的信心。

　　　　康有为根据中华民国成立六年来的事实，认为共和还不如帝制好。在反驳康有为这种说法时陈独秀说：康氏须知，善恶治乱，皆比较之词。

　　　　今共和政治，虽未臻至善极治，较古之君主时代之黑暗政治，岂不远胜乎？且今世万事，皆日在进化之途，共和亦然。共和本无一定之限度，自废君以至极治之世，皆得谓之共和。

　　　　虽其间程度不同，而世界政制趋向此途，日渐进化，可断言也。因其未至，而指摘之，诅咒之，谓为不宜，必欲反乎君政，将共和永无生长发达之期，不亦悖乎？

　　　　（《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９２页）

　　　　但是，这种进化观点并不真能提供对社会历史的科学的认识。如果国家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都是适应于社会环境的需要而变化，那么，社会环境又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陈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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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秀有过这样的说法：“一种学说，可产生一种社会；一种社会，亦产生一种学说。影响复杂，随时变迁。其变迁愈复杂而期间愈速者，其进化之程度乃愈高。”

　　　　（《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５页）这就在实际上坠入了把人的思想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动力的唯心史观。凭这种进化论的观念也显然不能解答中国的出路究竟如何的问题。陈独秀虽然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康有为的复辟论，但是怎样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民主，他作不出明确的答复。

　　　　就在１９１９年４月，即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个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介绍“实验主义”的文章（《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胡适文存》卷二）。所谓实验主义就是实用主义，这是美国现代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胡适的文章强调说：“这种新哲学完全是现代科学发达的结果”。

　　　　他说，在１９世纪，科学的基本观念发生了“一番根本的大变迁”

　　　　，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变迁，都同实验主义有绝大的关系”。

　　　　第一，是科学家对于科学律例的态度的变迁。从前崇拜科学的人，大概有一种迷信，以为科学的律例都是一定不变的天经地义。他们以为天地万物都有永久不变的“天理”

　　　　，这些天理发见之后，便成了科学的律例。但是这种“天经地义”的态度，近几十年来渐渐的更变了。

　　　　他们渐渐的觉悟，知道现在所有的科学律例不过是一些最适用的假设，不过是现在公认为解释自然现象最方便的假设。

　　　　这里说到打破迷信，否定一成不变的天理，是很合乎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潮的。但是，胡适却是趁机偷运进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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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律例”

　　　　的唯心主义的解释：原来科学律例不是客观事实本质的反映，而只是“人造的最方便的假设”！

　　　　十九世纪还有第二种大变迁，也是和实验主义有极重要的关系的。这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西洋古代哲学因为主张物类不变，故也把真理看作一成不变。

　　　　

　　　　到了达尔文方才敢大胆宣言物的种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但种类变化，真理也变化。种类的变化是适应环境的结果，真理不过是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环境变了，真理也随时改变。宣统年间的忠君观念已不是雍正乾隆年间的忠君观念了；民国成立以来，这个观念竟完全丢了，用不着了。

　　　　这里提到忠君观念的变迁和废弃，又是适应五四时期的思潮的。但是，忠君观念是个伦理观念，它的变迁并不是真理在变化。胡适把伦理观念说成是真理，借以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而把真理说成是人们用以“对付环境的一种工具”

　　　　，并且把这种唯心主义的真理论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扯在一起。

　　　　胡适的文章接着表示反对“古代的哲学”

　　　　（实际上是指客观唯心主义）把某个虚构的观念看作宇宙的本体，看作绝对真理的说法，从而他宣称：我们现在且莫问那绝对究竟的真理，只须问我们在这个时候，遇着这个境地，应该怎样对付它。这种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便是“这个真理”。因为这个真理是对付这个境地的方法，所以他若不能对付，便不是真理；他能对付，便是真理，所以说他是可以证实的。

　　　　胡适用科学的旗号、进化论的旗号所宣扬的哲学，完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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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市侩主义的真理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

　　　　那时崇拜实用主义哲学的不止胡适一个人。

　　　　在１９１９年１月创刊的《新潮》上，傅斯年把美国的实用主义译称实际主义。他说：“我以为实际主义是现在思想界中最精的产物，应当导引到中国来，更可用他的力量，纠正中国一切不着边际浑沌浮乱的思想。”

　　　　（《新潮》第三号）陈独秀主张尊重自然科学和实证哲学。

　　　　所谓实证哲学是指以１９世纪初期法国的孔德为代表的一种唯心主义经验论哲学，它和较晚出现的美国的实用主义是有渊源的。陈独秀甚至在以后多年间也仍不懂得实用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胡适在１９３１年的文章中写道：“从前陈独秀先生曾说实验主义和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是近代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这两种方法能合作一条联合阵线。”

　　　　坚持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胡适明确地说，陈独秀的“这种希望是错误的”

　　　　（《胡适论集近著》，６３０—６３１页）。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一般说来，在思想上缺乏唯物主义哲学的基础。他们提倡科学，提倡自然科学，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这使他们自发地倾向于唯物主义。

　　　　《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发表任鸿隽的《何为科学家》一文，文中说，科学要研究事实以“发明未知之理”

　　　　，“唯其要研究事实，所以科学家要讲究观察和实验”。文中批评“东方文化”说：“我们东方的文化，所以不及西方的所在，也是因为一个在文字上做工夫，一个在事实上做工夫的原故”。

　　　　这种观点可以作为自然科学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但是，自发的唯物主义不足以抵抗伪装成科学的、精致的唯心主义。五四时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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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输入了１９世纪晚期和２０世纪初年种种“新”的哲学思想。在《新青年》上就介绍了英国的弥尔、斯宾塞，德国的尼采，法国的柏格森，美国的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等等。

　　　　虽然人们往往是从这些哲学思想中寻找用以与封建的教条作斗争的武器，但是这些哲学的基本性质是西方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它们无例外地都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唯心主义。

　　　　五四时期的人在和反动思想作斗争时，有时发生“事理之是非己自难言”的感叹，有时自己陷入了主观主义和片面的观点，这就是因为他们受到唯心主义的沾染以至支配的缘故。

　　　　１９１５年陈独秀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新青年》第一卷第一号，《独秀文存》卷一，１１页）

　　　　人权说就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化论是五四时期的人们所提倡的科学的主要内容，这两者前面都谈过了。这里还要说一下社会主义。

　　　　在中国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尖锐地表现出来。２０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报刊上已经对西方国家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有所反映，以各种不同的态度议论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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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人变成了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保皇党。由于看到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中不可免地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他们就愈是害怕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采取另一种态度，他们以为中国既然落后，就可以在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实行某些措施，以预防将来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孙中山把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说成就是社会主义。但是，在他的民生主义中所包含的“平均地权”

　　　　、“土地国有”的主张，如果真正实行，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开道路，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

　　　　在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的杂志上刊载过介绍马克思的学说的文章，但是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不过是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的各派社会主义学说中的一派。同样的，他们认为社会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也都是社会主义中的一派。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版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发出了些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喧嚣。辛亥革命中出现了个“中国社会党”

　　　　，它的创办人江亢虎本是个清朝的七品官，借社会主义的招牌来招摇欺世，但这个党的活动分子中有些是小资产阶级的急进民主主义者。

　　　　这个党在１９１３年被袁世凯通令解散。总之，在五四运动前，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派别。

　　　　上述１９１５年陈独秀的文章讲社会主义时提到了马克思，但他和同时期的许多人一样是把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政策混为一谈的。他把资产阶级民主和社会主义并提，而不知道这两者间的矛盾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两者间的关系。

　　　　１９１４年爆发的帝国主义战争，使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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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了进一步的怀疑。

　　　　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尤其引起了他们的巨大的激动，开扩了他们的眼界，使他们看到了人类的新的前途。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发表了李大钊为世界大战结束而写的两篇文章：《庶民的胜利》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即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他指出：“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李大钊文选》，１０页）

　　　　并且说：“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ｖ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

　　　　（《李大钊文选》，１３页）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在那时开始努力去寻求关于俄国革命真象的知识，力求了解马克思主义。

　　　　１９１９年５月，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个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几乎是个马克思主义专号。

　　　　其中有的文章虽然介绍马克思的学说，却表示赞成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李大钊的长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和第六号上）

　　　　，认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学说。显然这篇文章仍包含着一些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刚从急进的民主主义立场转变过来而难免带有的思想渣滓，例如文中说：“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

　　　　（《李大钊文选》，１９４页）。

　　　　１９２０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社会主义研究会。

　　　　毛泽东、周恩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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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恽代英、蔡和森和其他许多先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在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２０年间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各地成立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写的文章中，开始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观点。

　　　　《新青年》杂志继续出版到１９２６年，它在五四运动后渐渐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中国先进的思想界之所以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迅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在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虽然起了进步作用，但实际生活也证明了在世界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资产阶级思想所能起的进步作用是很有限的，它并没有也不能解答如何使中国走上独立、富强、进步的道路的问题。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胡适，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两个月，已经觉得有必要不是去向旧势力，而是向正在兴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

　　　　１９１９年７月，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里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说法，他说：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吧，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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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每周评论》第３１号，《胡适文存》卷二，１５１页）

　　　　在五四运动以前，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中的其他人一起，反对迷信封建教条。到了１９２２年，他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的奴隶”

　　　　（《胡适文存》第二集，卷二，１０１页）。到了１９３０年，他在向“全国少年朋友”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的《胡适文选自序》中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

　　　　（《胡适论集近著》，６４５页）。

　　　　在胡适看来，谁不相信他的实用主义而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是“迷信”

　　　　，就是“做奴隶”

　　　　，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走”。

　　　　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下，１９２９年胡适讲了一阵“人权”

　　　　，但很快就偃旗息鼓。

　　　　瞿秋白为他作诗道：“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人权变成王权，实用主义也成了主要是用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武器。这样，胡适就彻底地背离了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积极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深入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