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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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继承五四时期反封建传统的，大体说来有两类人。一类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另一类人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或者甚至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自由主义者。

　　　　说到后一种人，这里可以提到胡适。胡适并不承认“封建”

　　　　、“反封建”的概念，但他坚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观点，对于文化复古主义一贯采取批判的态度，不论文化复古主义是以赞扬“东方文明”或以“中国本位文化”的名义而出现。

　　　　３０年代，他还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他是采取类似上述梁启超的说法，故意提出“偏激”的口号。就这点说，他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他不承认反对帝国主义的必要（虽然他赞成抗日）

　　　　；他又不如实考虑中国不能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政治条件，始终反对用革命方法来改变这种条件。因此，他终于在反共一点上和国民党沆瀣一气。但是，他的民主观点并不完全合乎国民党统治者的口味，所以他在１９２９年曾受到国民党当局的谴责。在其晚年，也不过被国民党尊为反共的“圣人”而已。

　　　　这里提到胡适，并不是说，上述后一类人可以由他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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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这类人中间，就对共产党的态度而言，有各种不同情况。有赞许共产党的奋斗精神而又抱疑虑态度的，有对共产党的主张表同情的，有愿意同共产党合作的。

　　　　他们中许多人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从事民主运动，做唤起群众觉醒的工作，对那个时期的救亡运动、革命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也有些人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

　　　　在中国，首先明确地提出反封建是民主革命阶段的主要斗争任务之一的是共产党。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人继承“五四”

　　　　反封建斗争的传统，并把这个斗争发展到了新的水平。

　　　　这从下列几点可以看出来。

　　　　第一，共产党人把反封建斗争任务和反帝国主义斗争任务紧紧结合起来。中国近代历史的特点使这两个斗争必须齐头并进。当然，在不同的时候，要按具体情况而以某一方面的斗争为主。抗日战争时期，是以反帝国主义斗争为主，但就是在这时期，也不放松反封建的斗争。如果救亡是指反帝国主义的斗争，那么救亡运动是和民主运动一直联结在一起，违反国民党统治者的意志而发展的。

　　　　第二，共产党抓住了反封建的一个根本问题，即土地革命问题。绝大部分土地为地主所占有，广大农民没有或仅有极少土地，忍受地租和其他形式的封建剥削，靠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生产，勉强维持生活。这种土地关系在中国古代延续了二三千年，在近代中国仍然顽强地保持着。它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阻碍中国的进步，它是封建法西斯势力的社会基础。

　　　　中国农民最受封建压迫，又严重地为封建思想所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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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有反封建的要求，却缺乏有力的思想政治武器。辛亥革命至多只是与一部分农民有联系，但并没有能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领导他们。五四运动没有提到土地改革的问题，但它所反对的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是建基于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只有共产党在反封建斗争中把千百万以至成亿的农民发动了起来，而且把农民群众提高到了他们的自发的斗争所不可能达到的水平。

　　　　第三，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是反对封建法西斯主义的主力军。

　　　　共产党人和许多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在人民中，首先在知识青年中传播民主的思想、科学的思想、救亡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想，其效果远远超过了五四时期的启蒙工作。

　　　　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所动员起来的知识青年，为数之多是五四运动所不可比的。他们中大多数人必须冲破封建主义的种种束缚，才能投身革命。

　　　　鲁迅在１９２３年的一次给大学生作的演讲中，提出了“娜拉走后怎样？”

　　　　的问题。

　　　　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到４０年代，千千万万的“娜拉”用参加人民革命运动的行动来答复这个问题。

　　　　第四，共产党对于爱国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不是采取排斥的态度，而是力求在救亡和民主的斗争中和他们结成联盟。固然相互间是有争论的。

　　　　“革命还是改良”曾是一个争论的题目。要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坑中挽救中国的命运，既然不能不经过一场根本改变政治社会制度的革命，也就不能不反对各种以为不需要这种革命，而只靠某些方面的改良就能救中国的主张，特别是以改良的名义维护旧制度的主张。那时，共产党人反对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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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实指出，在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主张行不通，救不了国。但对于抱着救国愿望办工业、办教育的人，对于暂时不能接受革命主张而热切企望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状况的人，共产党是视为同盟者的。他们中的多数人或迟或早成为共产党的朋友，有的甚至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以上几点，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反封建斗争直至胜利。

　　　　共产党生长在封建势力的包围中，它自身是否受到封建主义的坏影响呢？民主革命时，党领导的军队和掌握政权的局部地区，实行了中国军队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民主。

　　　　党不断地向自己队伍内部的军阀主义、官僚主义、绝对平均主义、自由主义等倾向斗争，这些倾向都带有封建主义的烙印。

　　　　在党的生活中缺乏民主，这和战争环境、地下工作条件有关；但党的各级领导人往往有家长制作风，却是和封建主义的影响有关的。在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左”的错误时，党内民主就更加缺乏，家长制和其他带有封建烙印的倾向也更加滋长。

　　　　３０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实质是否认中国革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把社会主义革命看成当前任务，于是把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可以成为同盟军的一切力量都视为敌人。这种错误曾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损失。

　　　　“左”

　　　　倾错误又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本来是五四时期解放思想的结果。

　　　　人们经过各种不同思想的比较，并通过实践的检验，进行理性的思考，才相信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者不顾中国的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片言只语奉为经典，这就严重地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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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战斗力。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３０年代后期，用很大的努力在实际工作中和在思想理论上全面纠正了“左”倾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党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是克服“左”倾错误后的重大成果。这个理论不仅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道路，而且为革命胜利后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画出了蓝图。

　　　　毛泽东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概念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这是说，民主不应该只是少数人的，而必须扩及绝大多数人。

　　　　在“五四”

　　　　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外又加上民族的，这显然是为了纠正“五四”的偏颇。所谓民族的，就是有民族的形式、民族的特点，要继承民族的优秀传统，同时也要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

　　　　毛泽东论述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既赞成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又赞成发展个性。在后一点上，他说：“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残酷地束缚着中国人民的个性发展”。

　　　　“我们主张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的任务，则正是解除这些束缚

　　　　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

　　　　（《论联合政府》）。事实上，在为救亡和革命而共同斗争中，中国的青年和广大人民的个性的发扬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五四运动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没有（或者很少）

　　　　想到农民，但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是需要个性解放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战争证明，农民的聪明才智在从旧制度的压迫下释放出来时，能够发挥巨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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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封建的旧政治、旧经济还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不可能完全胜利，成为整个国民文化的。

　　　　因此，反封建斗争不能只限于文化领域内，而必须首先在政治、经济上取得胜利。

　　　　１９４９年全国大陆的解放，宣告反封建斗争在政治上的胜利。

　　　　１９５０年左右土地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宣告反封建斗争在经济战线上的胜利。

　　　　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这是在中国反封建斗争史上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事。当然，这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成为自己耕种的土地的主人，但仍然是个体小生产者（这是在土地改革前人们所清楚地了解的）。

　　　　但是应该看到，在封建剥削下的个体生产和从这种剥削下解放出来的个体生产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后者取得了自由发展的广阔前景。

　　　　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消灭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推翻了维护这个基础的统治势力（并且同时结束了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反封建的历史任务是彻底完成了。

　　　　但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并不是，也不可能随之而立即消除。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还要用与在旧社会中革命不同的方法继续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是下文要讲的。

　　　　总之，“五四”以后的３０年间，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不断向前发展。在文化领域内发动对封建主义进攻，必然地发展到政治斗争和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

　　　　政治斗争和革命并不是打断了“五四”的先驱者们进行的斗争，而是使这一斗争深入进行并取得在根本意义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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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回顾五四运动以后，７０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许多斗争，其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堂堂正正地立于世界万国之林，这是一贯的。

　　　　这７０年中，前３０年的斗争，概括起来，可以说是“破字当头”。封建主义、半封建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是破的主要对象之一。这种破的工作在“五四”前二三十年已经开始了。辛亥革命曾使人以为从破中已经立起了新的国家，其实并不是。于是从“五四”起重新开始了破的工作。

　　　　从“五四”破封建文化开始，发展到“五四”后的破旧政治，破旧经济（与破封建同时，破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统治）

　　　　，破的工作做了３０年。在这３０年间，破中不是没有所立，而且有很多有意义、有价值的立。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全民范围内立，却只能在１９４９年新中国人民政权建立以后。

　　　　“先破后立”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合理的，“破中有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以为只要做了破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能立；如果立的工作遇到困难，就以为一定是由于破得还不够；如果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还是破字当头，那都是错误的。

　　　　１９４９年以后，虽然继续有反封建的任务，但是历史条件已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必须采用不同于前３０年的方法。

　　　　这种不同，概括说来，就是再不能破字当头，而必须以立为主。

　　　　在封建、半封建的统治势力和经济制度崩溃瓦解以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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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在新的生活中有了许多新的观念。但是，与新的生活不相适应的封建旧思想、旧事物，在人们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以至社会政治关系中不会自然地完全消除，有许多成为习惯势力而继续保持着。虽然这样，仍应该承认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完成了。因为消除残余的旧思想、旧观念，本来不是靠革命斗争所能完成的。可以用革命的风暴推翻旧的统治势力、旧的经济制度，但不可以用革命风暴来对待千百万人中的习惯势力。

　　　　反封建的革命任务的完成为建设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扫清了道路，只有随着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的建立和发展，才能消除旧思想、旧观念的影响。

　　　　１９４９年建立的新中国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是落后的经济和文化。大量的个体经济及与之相联系着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是经济落后的表现。

　　　　不消除经济和文化的落后状况，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这种细菌不但不能消灭，而且还会滋长。

　　　　对千百万个体小生产者，当然不能像推翻封建经济势力那样地摧毁他们。要消除经济和文化落后的状况，只能靠长期的建设工作。

　　　　５０年代，实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但这里说的革命不是１９４９年前的革命那样的含义。

　　　　建立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来代替个体经济，这个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不过当时在这方面有做得过于粗糙的缺点，而稍后又为错误的倾向所支配，因而未能得到应有的效果。在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国家大力发展工业，这当然也是基本上正确的。

　　　　从１９４９年起的三年恢复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１９５３—１９５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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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就，使中国初步改变了建国开始时的落后状态，当然还远不是已经摆脱了这种状态。

　　　　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１９５７年起开始陷入“左”倾错误。

　　　　虽然以后有若干年（１９６２—１９６）使错误有所约束，建设事业仍有很大进步，但总的说来，错误继续发展，直至酿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

　　　　“左”倾错误的发生、滋长，和封建残余影响是有关系的。

　　　　“文化大革命”

　　　　的大破坏为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畸形生长提供了最适合的温床。但是，如果把这２０年（１９５７—１９７６）

　　　　的错误的产生全部归因于封建主义的影响，那是把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２０年的“左”倾错误的产生，来自因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紧迫感而形成的急于求成的倾向；来自错误地搬用民主革命中的经验（一切依靠群众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

　　　　；来自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话的教条化的理解；来自不了解社会主义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留下来的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遗产”

　　　　，并且持续地、过久地、一概抹煞地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

　　　　（这是重复了五四时期的形式主义思想方法的错误）

　　　　；来自对社会主义目标的乌托邦化（人民公社实际上取消商品经济，实行自给自足，这并不为已经摆脱封建束缚的农民群众所接受，而是旧时代农民的反封建传统和一种空想的社会主义概念糅合而成）

　　　　；来自在经济工作上（也影响国家其他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