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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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在经济工作上（也影响国家其他工作）的不适当的过分的中央集权，而这又是由于用国家的力量集中资金曾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如此等等。

　　　　所有这些，虽然都可以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中找到根源，但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封建主义的影响（例如，不能把过分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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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５３胡绳文集

　　　　央集权看成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沿袭）。

　　　　因为经济文化落后，所以虽然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还只是处于它的初级阶段，对这点那时是不了解的，甚至有过那样的想法，似乎因为落后，社会主义反而能够发展得更快更好。

　　　　“文化大革命”能“左”倾的错误发展到顶点，也充分暴露了“左”倾错误的恶果。社会主义走向反面。好像是为了达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最“纯洁”的状况，实际上造成了大混乱。个人崇拜、个人神化（这是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遗留下来的现象）达到登峰造极，甚至表现为宗教的形式。以为由“天下大乱”

　　　　（也就是破字当头）可以达到“天下大治”

　　　　，实际上是大乱不已，去大治越来越远。

　　　　“文革”前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固然还不完善，还须改进，但是用“大民主”

　　　　的风暴来冲击，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遭到严重破坏，结果反而使封建主义的习惯势力大泛滥，使林彪、“四人帮”获得肆行封建法西斯专政的机会。

　　　　这２０年的错误既然不能使中国从经济文化的落后中摆脱出来，封建主义残余也就不是减弱，反而增强。这是事实。

　　　　为了克服“左”倾错误，避免重犯，必须认真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如果把一切归结为封建主义残余作祟，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只要反对封建主义，就能避免错误，使中国社会走向进步，这不但过于简单，而且实际上会导致重犯破字当头的错误。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恰恰是，在应该主要是从事建设任务的时候，却以为破是一切，只要破了就会有一切，其实是造成丧失一切的危险。

　　　　把被认为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一切都扫荡干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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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９５３

　　　　是“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属于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一切东西，用破字当头来对待也是错误的。这是另一问题，这里只能附带提一下。

　　　　“文化大革命”以后，人们痛定思痛，感到封建的遗毒仍然如此严重，不可小觑，它甚至侵入党的肌体，败坏党的面貌。因此有人甚至以为，封建主义不是历史的遗毒，而仍是现实的统治势力，必须重新开始反封建的斗争。但这种看法不是对于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得出的正确判断。

　　　　应该如实地把封建主义看成历史留下的遗毒。

　　　　这样看，并不是看低了封建主义的危害性，而是说明在什么具体条件下用什么方法来克服它。

　　　　“文化大革命”

　　　　中的封建法西斯一时猖狂，是利用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犯的错误。这种错误和长期历史遗留的影响有关，和经济文化落后有关，又有复杂的主观原因。由于犯错误，社会主义建设进展得很慢，没有能用社会化大生产来代替广泛存在着的落后的小生产；没有充分地健全地发扬民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因此小生产习惯势力、官僚主义习惯势力、人治主义、等级制度的落后观念等等仍然纠缠着我们。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可以一举而粉碎，因为它没有社会基础。但是，渗透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封建性的习惯势力，不可能用一个运动，在一个早晨扫除掉。当然也不能靠反封建来保证我们不再犯错误。

　　　　因此，只有充分地接受过去的犯错误的教训，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上正途，在各方面健康地向前发展，至少不再犯大错误，这才能使旧时代坏传统的影响以及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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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６３胡绳文集

　　　　相抵触的习惯势力逐步削弱，以至消除。——这就是以立为主，立中有破。

　　　　从１９７８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党就是这样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坚定不移地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如实地承认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逐步实现现代化。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总路线的基本精神。

　　　　这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改革固然是要破除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但改革不是简单的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什么我们不在一个早晨破坏旧体制呢？因为那样做并不能保证新体制的建立，而只会造成社会的混乱。

　　　　我们只能在新旧经济体制并存的过渡局面下，逐步建立和健全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新体制，最终克服旧体制。

　　　　一切决定于时间、地点和条件。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在革命时代是不可取的，但现在却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

　　　　前述梁启超那种以偏激的言论来鼓动群众的宣传策略，在他那个时代可以理解，但现在绝不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言论界所采纳。

　　　　在立中是有破的。拿这里所说的反封建的问题来说，我们确是有破除封建主义在思想、政治以至经济生活上的影响的任务。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提高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教育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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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１６３

　　　　学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这才能从根本上肃清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破要以立为基础。

　　　　改革和建设并不是轻易的事情。在前进中会遇到许多实际的困难，也会遇到各种错误思想的扰乱。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以立为基础来克服各种困难，克服各种错误，不能重犯破字当头那种根本性的错误。当然，依法制裁各种非法的行为是必要的，这正是加强法制的要求。在从高度集中的主要靠行政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市场经济正在发展中而尚未完善、健全的情况下，社会生活和人们思想观念上出现各种新的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可以看到封建残余的阴影。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些矛盾。正因此，就更须注意，不要因为急躁情绪而动摇了以立为基础的基本方针。

　　　　所以结论是：“五四”以后７０年，在整个社会政治形势上，也在反封建斗争的形势上，前３０年和后４０年截然不同。

　　　　在后４０年，已不再存在居于现实的统治地位的封建势力。

　　　　现在（以至在现代化事业完成以前的时期间）我们还必须面临某些反封建的任务，这说明中国封建主义长期历史留下的影响异常深厚，这种影响在经济和文化落后状况没有根本改变以前是还会存在的。

　　　　但是，我们现在不但已经有了“五四”

　　　　后３０年反封建斗争的成就，而且又在近４０年的历史条件下积累和消化了许多新的经验。我们是站在远远超越“五四”的高地上，通过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去最后完成反封建的任务。

　　　　７０年的历史的确不是在原地空转了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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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６３胡绳文集

　　　　四

　　　　最后，还要说以下几点，作为前文的补充说明。

　　　　１。

　　　　在考察历史时不能简单地类推，不能把一种历史条件下的是非，类推到另一历史条件下。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五四”后３０年，破字当头是做得对的，不能因此认为近４０年也应该破字当头。我们肯定“五四”反封建斗争的伟大历史功绩，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否定它；同样也不能在今天照搬“五四”的做法。历史当然不能切断。可以说，我们今天是继承“五四”的事业，但我们如果不能超越“五四”

　　　　，也继承不了“五四”。

　　　　２。

　　　　“五四”

　　　　时的人们以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反封建传统。

　　　　他们的确反了应该反的东西，但也反了不应该反的东西。他们没有对传统作细致的分析，并且忽视了文化的民族性。这实际上违反了他们所提倡的科学精神。我们现在要继续否定那些与现代化相抵触的传统习惯势力；但是并不笼统地反传统，而要对传统采取科学的态度。不但不能重复那种在封建传统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难免出现的过火的破，而且必须重视吸取民族传统中的一切优秀的遗产。

　　　　有些遗产经过扬弃和改造，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增强民族的自信心、凝聚力、奋发自强的精神，都不能轻易抛弃。

　　　　新的文化必须摆脱坏的老传统，但又不能与传统完全隔断，这是在破字当头的斗争时很难考虑到的，而现在必须这样考虑。

　　　　３。

　　　　“五四”讲民主和科学，固然可以说是立。但其实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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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３６３

　　　　时人讲的民主与科学精神，主要还是立足于破。民主和科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层是民主事业（政治和经济的民主）

　　　　、科学事业（科学知识的普及、科学研究的发展）

　　　　；另一层意思是民主与科学精神，包含反迷信、反神权、反专制、反盲从、反武断等等含义。

　　　　近４０年来，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虽然经历曲折，但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近十年来，社会主义摆脱了空想的成分，马克思主义科学在与实践结合中向前发展。

　　　　当然，我们在继续促进民主事业和科学事业的同时，还要提倡民主和科学的精神，破除反民主、反科学的思想，这种思想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中。

　　　　对于习惯势力，不能靠革命的办法来解决，而要通过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新经济、新政治，通过教育来解决。

　　　　４。

　　　　“五四”以来，为什么经过７０年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在阻碍现代化的势力处于统治地位的时候，破是必要的，但那不等于立。

　　　　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全力去立，甚至还以破为主。

　　　　这就造成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迟缓，甚至停滞。

　　　　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是个艰难的事业。过去的经验使我们懂得没有什么捷径，没有什么“一抓就灵”

　　　　的巧法。

　　　　我们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５。

　　　　“五四”是知识分子发起的运动。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中起了并将继续起重要的作用。

　　　　中国的８０％的人口是农民，对这个事实无论在革命和建设中都不能忘掉。

　　　　当然，农民中也在不断产生知识分子。农民群众中的大多数在近十年来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脱离自然经济、半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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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３胡绳文集

　　　　经济，这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农民不参加现代化事业，如果民主和科学之风不能吹到广大农村中去，是说不上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

　　　　６。

　　　　“五四”时的人提出改造“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质和行为”的问题。他们主要是由于抨击封建礼教熏染下的奴性心态而提出这个问题的。

　　　　如果以为经过７０年，“国民性”

　　　　仍然与“五四”时期一样，这不合乎事实。但是，我们的确还面临着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的任务。在战胜贫穷的同时，必须战胜愚昧。封建统治的坏影响和因循守旧、不求进步、不愿接受新事物的旧习气等等，既是和贫穷相联系，又是和愚昧相联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物质文明的建设，也是精神文明的建设。不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我们不可能有成现代化事业。

　　　　也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民族的文化素质、精神素质才能不断地提高。

　　　　为１９８９年５月５日召开的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供的论文。原载《求是》１９８９年第９期，５月１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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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国民党历史概观

　　　　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为清末之同盟会，而同盟会又由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联合华兴会、光复会及其他革命团体之成员组成。故以兴中会创立为中国国民党之诞辰是适当的。笔者谨于此祝贺中国国民党成立９０周年，并对中国国民党之历史试作一观察，当然是极为概略的观察。

　　　　一

　　　　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帝制，建立民国，是兴中会至同盟会之一贯主张。孙中山及其同志十余年间惨淡经营，艰苦奋斗，卒能实现其主张。

　　　　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发动乙未（１８９５年）

　　　　、庚子（１９０年）二役，所依靠者惟会党力量。甲辰（１９０４年）

　　　　，孙中山于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云：“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

　　　　（见《民报》第一号）。中流社会渐次卷入革命潮流，始于庚子以后，盛于癸卯、甲辰（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之际。

　　　　同盟会于乙巳（１９０５年）成立，适应时势潮流，团结了知识界中的革命分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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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３胡绳文集

　　　　立一年后，列名参加者一万余人，其与国内中流社会以上之联系，遂大大超过兴中会时期。

　　　　同盟会成立以前，梁启超尝执舆论界之牛耳。彼虽一度表示赞成革命，但其根本政治思想终不能逸出师门范围，主张不必推翻清朝而实行君主立宪或所谓开明专制。梁以其富于感情之笔锋，介绍西方近代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经济学说，颂赞西方近代民族运动与革命运动中之历史人物，鼓吹种种与封建传统相违背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念，其立论所起影响至深且巨。

　　　　许多青年经过梁启超之启蒙而趋向于革命，则为梁氏始料所未及。在同盟会之《民报》上执笔为文抨击梁氏之政治主张的诸撰稿人，以学问文章言，大都逊于梁氏，然终能使革命思想取代康梁之思想，而成为当时先进知识界中之主导思想。

　　　　同盟会及与同盟会有关之志士发动了多次起义，均告失败。尤以孙中山及其同志用很大力量，几乎带有孤注一掷之心情而发动黄花岗之役，亦告失败，使革命党人颇感沮丧。

　　　　但实际上，每次失败都推进了革命风潮，使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同盟会就其总体而言，实为一个很松散的组织，且成立后不久，内部又发生分裂倾向。同盟会的确不是作为一个严密的统一的组织来领导革命的。但同盟会以其革命的思想与纲领，以其成员之勇敢的自我牺牲的先锋行动，在整个革命中起了领导作用。孙中山说同盟会为“中国革命之中枢”

　　　　（民国十二年中山著《中国革命史》）

　　　　，这是不能否认的。

　　　　有人不承认同盟会为辛亥革命之领导者。其根据为，武昌起义并非同盟会之预定计划，孙中山也有“武昌之成功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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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绳文集７６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