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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１９７９-１９４)-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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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研究》编辑部有责任同各方面多联系，努力使社会学方面好的论文、好的调查报告，能够发表在这个刊物上。
第 二 篇
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为纪念成立１０周年开会。社会学研究所是在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十年来，取得了很多成绩。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全所研究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努力的结果，也是和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雷洁琼教授等的支持和帮助分不开的，和全国社会学界的学者和专家的支持与合作分不开的。
我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向支持和帮助过社会学所工作的专家、学者、同志们表示感谢。
社会学是十年前恢复和重建起来的一个学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有什么特殊作用？到现在对这个问题恐怕还没有共同的认识。这需要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通过实际工作予以澄清。我想在此说几点意见：第一，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社会学的研究。就是说，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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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社会存在着各种社会问题，需要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成堆。那时候我们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问题是没法解决的，要求得问题的解决，就必须进行革命，根本改变社会制度，使中国脱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但是如果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出来，社会主义社会中就不会有任何社会问题，整个社会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良性循环，就会很好地健康地发展，这是把社会主义理想化了。我曾经说过，我们过去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理想化的想法。现在我们大家知道，这种想法并不恰当。一方面，由于旧社会残余的影响；另一方面，新社会制度也有一个逐步地健全发展的过程，所以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中仍然会有许多社会问题，并不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文化大革命”
给了我们一个教训，说明如果搞得不好就要出大乱子。最近的国际形势使我们感觉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们今天面临着如何按照中国的特点逐步地、健全地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里也包含着如何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的问题。在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有各种社会问题时，又要反对另一种倾向，就是贬低社会主义社会。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范围内，是能够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当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需要做许多实际工作，也需要做许多科学研究。我们应当也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断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使社会得到良性循环。这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科学研究是社会学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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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有经济领域的问题，政治领域的问题，还有属于人们的意识形态的问题。那么社会学到底是研究哪一类问题的呢？这就涉及在社会学学科建设中难免要遇到的一个问题：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到底是什么？
对此，我想说一点不一定成熟的意见。
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其他各种社会问题是互相联系着的。在科学研究中，虽然不能不分门别类，分为经济学、政治学等等，但是社会确实是一个综合体，许多社会现象很难说只是经济问题或只是政治问题。比如说家庭问题，与经济有很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它涉及文化传统，涉及人的思想意识，涉及通常所谓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因而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又比如犯罪，也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还有宗教问题、民族问题、个人和集体的关系问题等等，许多问题都是综合性的问题。费孝通先生研究小城镇问题，这固然可以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常常讲，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需要综合治理。这是因为社会是一个总体，各种社会现象是互相联系着的。我们要使社会主义社会得到良性循环，确实要考虑到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人的精神素质、价值观念等各方面的因素。
我想，从社会是综合体的观点，可以说明社会学是有它的必要性的，即除了要有经济学的研究、政治学的研究等等之外，还需要有社会学的研究。当然，这种研究要吸收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各种学科的研究成果。但社会学是把社会当作一个综合体来研究的，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求找到克服我们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弊病的方法，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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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社会学家也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
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学主要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就其总体而言，它是研究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如何克服弊病，促进社会良性循环。但是实际上，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而必然产生的许多社会问题，是它自己无法解决的。例如吸毒问题、犯罪问题等等，我看是解决不了的。听说西方的有些学者主张让吸毒公开化、合法化，使走私贩毒无利可图。提出这种解决办法只能证明那里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以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黑暗的地狱是不可取的；但是，反过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好得很，只讲那里生产高度发展，经济高度发展，不讲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各种矛盾和弊病，也是片面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社会学家不应当只是做一种简单的、粗糙的论述，而要对资本主义社会作科学的分析。
比如说，论证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克服的，这本身就是一种科学研究。我们不仅要研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要研究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多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多少年来也发展不起来，陷入政治、经济各种困境中。还有前资本主义社会也要研究。现在世界上有很多发达程度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也还存在许多前资本主义的形式，研究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也是我们社会学家的任务。
第四，关于资产阶级社会学。从总体来说，资产阶级社会学是要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去改善它的社会，这点和我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不同。
对西方资产阶级通过他们的社会学，用他们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影响我们，改变我们的社会主义进程的企图，我们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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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给以认真的、科学的批判和抵制。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吸取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经验。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些方式来调节它的社会矛盾，采取一些方法革除它的一些弊病，这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只能暂时起作用，不能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的这些经验我们不是不可以参考的，这个情况跟我们过去处于革命时期不一样。革命时期，我们主要在农村搞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有什么可吸取的？现在我们在治理一个国家，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搞好，为此我们就需要利用和参考各方面的经验。随便举例说，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很大的行业——保险行业，是大资本家搞的，但这是社会保障的一种形式。
对这种经验，社会主义社会是可以和应该吸取的，当然要从社会主义的特点出发来利用这种经验。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中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资产阶级社会学积累了这方面的经验，我们可以批判地吸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学界的眼光首先要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可以并应该涉及到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要的。解放初期，我们曾通过讲社会发展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很有成效。这个工作现在还要做，而且要比过去做得更深入。研究各种社会形态，联系实际，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讨论如何才能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对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和普及马克思主义教育，都是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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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当然，这个工作不只是由社会学界来做。但社会学界在这方面有许多工作可做。为我们国家的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批判、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为防止和抵制和平演变，社会学界有许多工作要做。希望我们的社会学研究所能够和全国社会学界的研究工作者，和前辈的学者，和许多不断地培养起来的社会学新生力量一起，为社会学的发展做出更多的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
第一篇是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６日在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原载《光明日报》１９８６年６月２２日第二篇是１９０年３月１７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建所１０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原载《社会学研究》１９０年第４期，７月２０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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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一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需要创新，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论点，发现新的资料。
一切学科都要前进，都是随着人类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研究是研究过去的事情。它如何前进？如何创新呢？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者。实事求是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原则。过去的事实是怎样就是怎样，当然不能根据主观的意愿去改造历史，不能因为今天或明天的现实有什么要求，就按照这种要求去描述历史。但是，我们研究过去的历史是为了今天，为了今后，不是为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
虽然我们也不排斥有时只是为了历史的兴趣而去弄清楚某一历史事实，但是这毕竟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历史研究从根本上说，是要通过对已往的历史的认识而更好地认识现实。
所以我们虽然绝不能根据现实的需要去随便改造历史，但又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历史研究，并要在研究中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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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的对象是极其复杂的。
太平天国、辛亥革命，或者从中国近代中无论举出哪一个历史事件，都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固然要如实地尽可能全面地进行研究，但是在研究中总是要有所侧重。
某一方面之所以受到特别的注意，这常常是和现实生活的需要有关的。实际生活的发展，往往使我们感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些方面，在过去的研究中被忽视了或没有十分重视，而现在看来，却应该提到重要的地位上来。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即使原来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但是由于新的社会实践的发展，我们仍可能感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说明。现在是从过去发展而来的。过去的事实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所具有的意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实践才能深刻地看出来，这种情形也是有的。我们按照历史本来的面目去说明历史，但又从实际需要出发着重说明那些应该着重说明的问题。这和任意剪裁历史的主观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已往的历史之所以需要反复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创新，我想，根本点就在这里。如果过去的研究，在某些问题上，有错误的认识，作出了错误的结论，那当然更应该用新的认识、新的结论来代替它。
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许多人长期研究所取得的，并且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也还需要我们反复地加以阐明。
例如，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过去一般把中国近代史规定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一段时期。其实，按照社会性质来说，整个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１９４９年民主革命的胜利，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时期）。
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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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结论不是轻易取得的。甚至可以说，是付出了几代人流血的代价才取得的。对于前一代人，这也许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不成问题的结论，但对后一代人，也可能还不那么清楚，还需要加以解释和证明。
真理不怕重复，在重复中也可以有创新。历史的真理是需要反复地加以申述的。为了使生活于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的人们认识和接受真理，不能简单地把已经说过的东西，再说一遍。我们现在需要结合当前的实践，对这些值得重复的正确结论，进行有充分科学根据的、有说服力的论证。
为此，我们就要收集和研究更多的资料，作出更深入的全面的分析，进行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我们认真地进行这种工作，虽然好像说的是老话，但仍可以有新意，这里也就包含着创新。
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对于正确的结论，我们必须加以坚持，并且给予新的论证。
对于过去的错误结论，要加以修正，而代之以正确的结论。
二
我们对于中国近代史有没有作过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当然不能说没有。但是，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还做得很不充分。
究竟怎样才算是对历史作出了系统的科学的研究？这里谈一些看法：单纯积累起一大堆材料，这不能算是系统的科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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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材料摆得很充分。有这样的历史学派，他们认为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就是把史料考证清楚。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有几种不同的记载，那就要考证出哪一个记载最为可信，这就是历史研究，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历史研究的可能。如果一个历史事实没有不同的记载，那就没有什么研究工作可做。按照这种学派的说法，历史研究就会陷入烦琐的考证，而且止于罗列一堆历史材料。
我们是重视史料的收集、考证工作的。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
不掌握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不辨明有关史料的真伪，当然谈不到科学的历史研究。某些历史事实的细节，如果对了解全局有关，花气力进行考证、辨明，是完全必要的。但如果不分轻重，不管它对全局的了解有无意义，凡是发生过的事情都要一一弄清楚，就势必陷入烦琐的考订工作中，那是不可取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指出，史料学的工作，不过是史学研究的开始，决不是它的完成，决不像主张“史学就是史料学”那一派的看法一样。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以大量的可靠的史料为根据，找到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看出历史发展中的本质的东西。
例如，我们把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前这一百年的历史，概括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这是对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的认识。
又例如，关于太平天国政权的性质。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封建主义的政权。有的同志说，这是个农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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