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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绳文集(1979-194)-第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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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
、“流放”的干部和党内外许多知识分子,在身心备受迫害的境遇下,保持了对党、对国家的信念,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信心。青年和其他群众,包括开始时被“左”的口号迷惑的人,逐渐通过实践辨明是非,以各种形式抵制“文化大革命”。这些都应该是构成“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一部分。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总的逆流中,这种健康力量能保持和发展,是值得研究的。这种健康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对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转变为新的时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我们过去几十年搞的是“封建社会主义”。什么叫封建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过封建社会主义,是反动的社会主义的一种。在资本主义开始发展起来后,封建地主阶级、贵族阶级失去了原有的优越地位,心怀不满,他们用社会主义的腔调攻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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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制度,装作不是为了封建主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来声讨资产阶级。所谓封建社会主义,就是名为社会主义,实为封建主义。
我们经过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
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各种遗毒,“文化大革命”
的错误中也包含着封建主义的遗毒,这都是事实。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更使人感到中国经历过长期的封建时代的这个历史特点。因此,党的许多文件,包括历史决议都特别提到,要注意肃清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余毒。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得更明确。
他说:“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当然,这些都不是说,1956年以后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封建主义的复辟。
我们可以再看看邓小平是怎么说的。他说,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要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首先,要划清社会主义同封建主义的界限,决不允许借反封建主义之名来反社会主义,也决不允许用‘四人帮’所宣扬的那套假社会主义来搞封建主义。其次,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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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还要划清封建主义遗毒同我们工作中由于缺乏经验而产生的某些不科学的办法、不健全的制度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这就是说,不能把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一切失误,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当然,把正确的和错误的混在一起,都说成是封建主义,更是完全错误的。提出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说法,实际上是想说,我们只能反对封建主义,不能反对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那当然要欢迎一切资本主义的东西。所以要”全盘西化“。有的同志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口号,同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要求是根本对立的;要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就不能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要欢迎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说:”在思想政治方面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他又说:”我国经历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封建主义思想有时也同资本主义思想、殖民地奴化思想互相渗透结合在一起。“
这都是切合实际的分析。所以,邓小平说:“由于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就认为可以去宣扬资本主义的思想,也是完全错误的。”
当然,对于资本主义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像过去那样简单地“兴无灭资”。不能说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东西,都只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一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全部排除。恰恰相反,社会主义社会在否定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同时,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和其他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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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文化。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阶级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商品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还有许多有效的生产组织方法、管理方法。所有这些固然带有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烙印,但它们是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的。中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从本身的旧社会不能继承到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完成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经济文化发展过程。我们敢于向资本主义学习。我们所学的是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但是,必须批判和排斥维护剥削和压迫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思想,以及资本主义的一切腐朽丑恶的东西。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一切要进行分析,同样,对于封建社会产生的一切也要进行分析。
中国的封建社会特别长,两千多年。我们要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对社会主义的不利影响。但如果把整个封建时代所产生的一切东西统统说成是封建主义的,都抛弃掉,那我们这个民族就无法生存和发展。
我们这个民族能够生存,几千年连绵不断地发展下来,总还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民族虚无主义不行。所以要把民族遗产中的民主精华同封建糟粕区别开来。
从这点上说,“全盘西化”论也是错误的。
列宁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
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但又要善于接受民族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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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切优秀的成果,这也是在反封建主义时必须注意到的。
1987年8月10日在全国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讲习班上的讲话。原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1期,1月2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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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研究和思想政治工作
最近邓小平同志讲,这几年我们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工作没搞好,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党史的研究和宣传应该而且能够起很重要的作用。下面我想讲三个问题。
一 中国革命史教学与中共党史研究
大专院校过去是讲中共党史,现在一般改为讲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者要考虑怎样帮助大专院校把中国革命史教好。中国革命史的范围要比党史广。注意整个革命史的问题,对党史研究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简单讲三点:第一,我们研究党史,把党成立以前的历史研究一下,多讲一点,确有好处。党不是凭空成立起来的,是在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反帝反封建的口号,社会主义的理想,都不是凭空提出来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生根发芽,也不是偶然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要讲一下党成立以前的历史。比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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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划分为阶级并有阶级斗争是客观历史事实,这个事实在还没有传入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也会反映到人们的头脑里。如果注意辛亥革命以前的一些言论,就可以看到,实际上当时已有许多人注意到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梁启超有一篇文章讲到中国历史上的革命,他把中国社会分成上、中、下三等。
同盟会的一些人在主张革命的言论中,也讨论到革命要由“中等社会”主持,要运用“下等社会”的力量,等等。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作出一种阶级分析,但这种分析还很不科学。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把本来模糊不清的概念明确了。
在中国思想界、舆论界中原来已经存在许多萌芽的东西,虽然是实际的反映,却还说得不清楚,党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这些问题说清楚。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外面来的东西,它能够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因为它符合于中国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要求。
第二,讲革命史,要多讲一点革命的背景,否则革命就无法解释。革命不是主观制造出来的,是在一定的历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不能说经济没有什么变化,但到底情况怎样?经济、政治等情况到底怎样?民国初年是怎么个情况?当时的议会是怎么回事?袁世凯的统治是怎么回事?等等。这些问题不说清楚,就无法理解共产党何以产生,也说明不了为什么会有一场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讲中国革命史多讲一点背景情况,是有好处的。
第三,讲中国革命,要多讲一点党外的群众,也要多讲一点爱国民主人士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给予我们的帮助。
我们党在中国不是孤军奋斗的。
即使是在大革命失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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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带领一支很小的游击部队,仍得到国民党第16军军长范石生的帮助,这不单纯是出于个人友谊。
共产党人所提出的革命目标,他们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但得到一般穷苦民众的拥护,也得到一些上层分子的同情。就是在30年代初期党犯“左”倾错误,对中间派采取错误态度,不搞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有许多党外分子同情我们,帮助我们。比如宋庆龄是国民党左派,她一直是在最困难的条件下给共产党以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的。
再如蔡元培,虽然在20年代一度参加反共,但30年代有所转变,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和宋庆龄合作。至于更多的民主人士,像陶行知、邹韬奋等等,本来是不主张革命的,但通过实际,渐渐地接近共产党并和共产党合作,成为共产主义者。有的北京教授一二九运动时还是反对共产党的,但以后在抗日战争中开始跟共产党做朋友。这些事实往往我们不去注意,不大重视。毛泽东早已指出革命的三大法宝,有一个法宝就是革命的统一战线。搞统一战线是有客观的社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始终存在着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第三派系。不能简单地说当时只有两个对立面,一方是共产党代表的革命人民群众,另一方是反动势力。
事实上还有一个中间势力。
这个中间势力是不稳定的,常常分化,其中大部分在发展中逐渐靠拢到我们这方面来。要知道,在那时靠拢和接近共产党,不是什么有利可图的事情,还有被杀头的危险,事实上也确有被杀害的,如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等等。
为什么那么多的社会的精英分子,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同情共产党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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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力量上还处于劣势地位,前途怎么样也并不是那么明朗的,他们靠拢共产党,支持共产党,又为什么呢?这些历史事实是很有说服力的,应该是中国革命史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所以,党史工作者打开眼界,看得更广一点,是能更好地说明许多问题的。
二 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的总结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结束了,它成为早已过去的历史。
但我们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积累的经验,确实是很重要的财富,需要我们科学地研究总结,并且正确地运用这些经验。
例如,党必须动员群众,宣传群众,依靠群众,这在任何时候都是对的。但是,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地“大搞群众运动”
,却不一定适用于社会主义建设。
1958年搞大炼钢铁这类事情,是愚蠢的,那样运用过去的经验不行。
还有“以阶级斗争为纲”。
革命时期当然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毛泽东的话讲,不破不立。那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破坏一个旧世界,否则就不能建立新中国。但不能把这个经验也沿用下来,说我们要前进就要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文化大革命”要求大乱中出大治,结果搞得天下大乱,人民遭殃。这就是完全错误地运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经验造成的恶果。当然,如果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根本否定民主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必要性,那是错误的;如果因为现在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以为现在已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那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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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在过去看来是行不通的,但在今天则是必须去做的。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批评改良主义,批评教育救国论、工业救国论,因为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打倒,就谈不上发展教育,发展工业。但现在不同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是对的。不发展工业,不发展教育,怎么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从民主革命时期确实留下了许多好的经验,应该保持住。
比如,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三大作风是绝对不能丢掉的。当然,三大作风今天也应有新的内容,适应新的情况。我们在革命中的崇高的社会责任感,艰苦奋斗的作风,团结互助的品德,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些都应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而绝不是像有人说的这些都过时了。
在纪念五四运动时,有人提出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的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个性解放,发展个性,公开地讲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对此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在那时提出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它针对的是封建主义的束缚。封建的旧礼教,封建的家族制度,封建的社会关系,封建的各种思想观念,这些东西束缚着青年,青年要求解放。个性解放当时是从这一角度提出来的,因而有历史的积极的意义。毛泽东早在《论联合政府》中就讲过,要从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下发扬个性。
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封建压迫,也就是把被这种压迫所束缚的个性解放出来。那时多少青年参加革命,多少知识青年涌向延安,他们多半是冲破了家庭和社会对个性的种种束缚。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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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是最受封建主义束缚的,经济上受压迫,思想精神上受束缚。农民起来在共产党的先进思想领导下参加土地革命,这是千百万农民的个性解放。人民摆脱了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的束缚,起来革命,这都是个性解放。不过个性解放不是与个人主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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