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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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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回去吧，全当今天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我自会处理。”
几天后，严裕棠威逼唐志虞坦白他的所做所为。唐志虞额头上沁出汗珠来。他知道大祸临头了。有关严家父子之间的矛盾，他是有所了解的，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弄到自己头上来。唐志虞回忆了一下严裕棠所说的话，觉得严裕棠不过是想诈自己。什么暗帐？为了隐瞒盈利和保守营业秘密，以及偷税漏税，哪一家企业不搞两套帐册，大隆岂能例外？严裕棠是内行，不会不懂。至于暗帐之外的帐，只要当事人不松口，连神仙都无法搞清楚。归根结底，倒霉的总归是自己！事到如今，是武大郎服毒——吃是死，不吃也是死。于是，他断了一截手指，挥指写道：苍天可鉴。
严庆祥当时在场，他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老头子明明是敲山震虎，表面威逼唐志虞，其矛头所指的正是他自己。唐志虞做了他的牺牲品。
事后，严庆祥打听到唐志虞的下落，遣人送去一笔钱，以此作为补偿。唐志虞便集资开设了一所机器厂。严裕棠得此消息后，立刻又给严庆祥一个警告。
这是一九三０年冬。严裕棠的小儿子刚好从德国留学回来。严裕棠借机对两厂的人事作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大隆的经理：严庆瑞，厂长：严庆龄；
苏纶的经理：严裕棠，厂长：严庆祺。从此，严裕棠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将严庆祥架空了。
支持小儿子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方式
严庆龄自德国学习机械工程归来，意气风发，决意要大显一番身手。他中等身材，头发乌黑而厚，额高而聪明，鼻孔轩豁，富有热情，气度诚挚稳重，仪表英俊而富魅力，整个面貌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傲和若有所思的神态。严裕棠看着小儿子，分外喜爱。有关资料这样描述一场父子对话。
“龄儿，你看咱们的大隆如何？”
严庆龄毫不掩饰地说：
“父亲，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何出此言？”
“父亲若是让我说真话，儿子可要开口了。您千万不要动气。”
严裕棠望着儿子，眯着笑眼，默不作声。严庆龄见父亲没有动气的意思，便说：
“我对大隆的发展极度不满，它由始至终贯穿着封闭、守旧、缓慢、落后。中国工人的工资只及德国工人的四分之一，若将生产技术和工艺组织加以改进，提高对工人劳动的有效管理，则中国制造的机器至少在价格上可以与外国机器竞争，有希望向南洋一带的经济落后地区行销。这样，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了。”
严裕棠听了大喜，心想：看起来只有龄儿的想法与我如出一辙。于是说道：
“你有把握吗？”
“父亲若信得过我，儿子敢与您老立军令状！”
“好！一言为定，自明日起，大隆就交与你管理。有事父亲为你兜着。”
严庆龄听了，更加信心百倍。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柳条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进攻北大营，制造了武装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九月十九日，日军又出兵占领沈阳、长春等地。消息传开，中国民众无不义愤填胸，上海三万五千码头工人率先于二十四日举行反日大罢工。时隔两天，上海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同仇敌汽通过了对日宣战等决议案。接着，北平各界人民在故宫太和殿前也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十一月三日，全国性抗日救国大会在南京开幕。由于全国民众抗日爱国情绪日益高涨，日货受到抵制，各行各业的资本家也减少甚至停止了对日本机器的进口，纺织业同样如此。于是，对国产棉纺机器的需求急剧增加。大隆可谓适逢其会。
此时，严庆龄的准备工作早已进行。他聘请了连忠静为工程师，实际执行总工程师的职务。连忠静是严庆龄留德期间的同学，是内燃机制造专家。当初，严庆龄出面把他介绍给大隆，曾被严庆祥拒用，严庆龄因此在心中打了一个结。如今轮到自己当了大隆这个家，他当然要一了夙愿，也有出一口气的意思。严庆龄同时还聘请了两位德国工程师：顾德华和许廉士，一个是铸造专家，一个是工具机专家。大隆第一次设立了总工程师办公室，在铸冶、机械加工、量具制造、热处理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改革。
铸冶方面：设计制造了每小时熔铁三千公斤的冲天炉，代替了原有的三节炉，对节约原料、提高熔化能力、降低废品率都起了显著作用。设计制造了翻砂机，推行型板造型，使原来一只一只起模子进步到十只、二十只一起，节约了时间，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还设计了“Roots”鼓风机、筛砂机、坭心格炉、铸造喷砂清除设备等等，大大提高了铸件的质量，降低了成本。为此，严庆龄还建立了实验室。
机械加工方面：大隆原有的车床多系皮带带动、宝塔盘式变速的车床，这时又自行设计制造了一种皮带带动、灵活盘式、齿轮变速的六英尺车床。此外，还设计制造了十六尺龙门刨床、可以同时刨十二根罗拉（纺织机上的重要零件）的罗拉刨床、八轴转床、有四个铣头可以同时铣削三面的龙门铣床以及锡林车床等等。在切削刀具上，淘汰了高碳工具钢，推广了高速钢的应用。
量具制造方面：严庆龄为了达到主要零件的互换性，建立了量具制造工段，同时着手训练了一批制造量具的技工，彻底扭转了过去对这方面极不重视的状况。
热处理方面：严庆龄认为不能仅仅由锻工来搞，设立了热处理工段淬火间，并且在整个上海首先采用了高温含氰盐浴渗炭，以代替过去的木炭固体渗炭，使纺机主要零件的产量和质量大大提高。这一切使严格棠耳目一新。留过洋的毕竟不一般，严裕棠对严庆龄不禁另眼相看。
严裕棠极力配合，全力支持。严庆龄如虎添翼，在工艺组织上也进行了改革。原来大隆的工艺组织分为制造和原动两部分，严庆龄取消了原动部，制造部的性质也改为安排生产和组织生产。对各部场内组织分工做了进一步细化，在有条件实行流水作业的产品中，组织了流水线。
正当他们热火朝天改革之际，严裕棠突然被绑架。全家人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严庆龄主张告官，严庆祥坚决反对，他要请杜月笙出面解决此事。众兄弟都觉得严庆祥的主张比较稳妥，于是，纷纷推举严庆祥出面办理此事。严庆祥也觉得自己是长子，人头熟，理当担此重任。他义不容辞，自去行事。
严庆祥不负众望，终于在两天后将父亲接回家。严裕棠受此一惊，总想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但杜月笙坚决不让再提此事，免得再生是非。严裕棠总觉得心里不舒坦，便决定去香港散散心。严庆祥亲自把父亲送上码头。
走近码头，风愈加大了起来，扬尘播土，江浪如山耸。严裕棠望着浊黄的江水，浮想联翩。他回过头来，望着儿子老泪纵横。
收回已交给长子的大权
送走父亲后，严庆祥耳边不时响起父亲临行前的话：
“创业难，守业更难。这个家该由你来当了。兄弟之间有矛盾，在所难免。你是兄长，你要让让他们，不要计较，宽容一些。”
自香港回上海后，严裕棠一直有点后悔，当时真不该心血来潮，对严庆祥说了那一番话。
此时，严庆祥受政府委派，先去欧美考察，然后又随中国雇主代表团出席日内瓦劳工大会。
严庆祥从国外回来，正值棉纱销路滞极，价格急剧下跌，跌到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原因是一九三一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及长江流域洪水泛滥，农田大部淹没，不但当年颗粒无收，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通，影响到冬耕，以至第二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缺乏种籽，不能普遍播种，从而又影响秋收。几经折腾，百姓食不果腹，更未逞添补衣着。严庆祥瞄准机会，在同行不曾提防、市价不易波动之时，吃进大量种子，狠狠地赚了一笔。
紧接着，又一个机遇接踵而来，中国、劝工两银行以债权人的名义拍卖隆茂纱厂。
隆茂纱厂最初是永元机器染织公司，系一九一七年国人首创的利用新法漂染的工厂，因经营不善，于一九一八年转卖给日商东华纺织株式会社，改称为该社的第一纱厂。一九二九年又因营业不振卖与华商，更名隆茂纱厂，结果又赔钱过重，负债累累。由于原有机器厂房年久失修，加之纺织业正遭受空前的灾难，无人愿意接手。
严庆祥仔细调查后，又一次以其过人的胆略与精明，以三十五万两的廉价购得。之后，资本额定为一百万元，也和当年改建扩充苏纶纱厂一样，由大隆将原有机器整修扩充为一万七千余锭，并新增布机四百七十余台，相继开工，又一次扩大了铁棉联营的规模。
严庆祥在社会交际中极为活跃，在经营场上又频频获利，一时间声誉鹊起，确立了在纱界的名人地位。
这时，严家参股的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先后提出，请严庆祥兼任三厂的总经理。
形势逼人，严裕棠此时无法装聋作哑，想来眼下有些事，只能靠严庆祥去办，至少便当点。假使不给他点好处，不压担子，他肯卖力气去办吗？办好了，是应该的；办不好，我就刮他鼻子。于是，他马上召齐所有的儿子，庄重宣布了自己的决定：由长子继承父业，为光裕公司总经理，各厂均受其管辖。
严庆祥心想事成，当然十分得意。众兄弟都很不满，但只能暗地里发牢骚而已。
此时，严庆祥除了父亲名下的房地产无法过问外，光裕公司所有的一切都执掌在他的手中了。大隆的资本额为五十万元，苏纶的固定资产则达一百三十万元之多，庞大的流动资产还不计其内，还有其他厂家的股份。梦寐以求的幻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怎能不让他心花怒放？
有一点严庆祥看得很清楚，就是在外国在华企业的倾轧下，在本国官僚资本企业的排挤下，民营企业得以生存已属上上大吉，至于发展全靠机遇，当企业积累不能转化为再投资时，便只能转向投机。一般人，一听“投机”二字就莫名其妙地深恶痛绝，而聪明人正是因为会投机才成其为聪明人的。其实，严庆祥对父亲把资金转向房地产经营一直有看法，他则是更热心于搞花纱交易。在他看来，经营房地产好比种树，桃三杏四梨五年，收获太慢，而花纱交易则是打靶，打一枪是一枪，中与不中立刻见效。交易所的老手哪一个不是赤手千金，大发其财！
严庆祥是做花纱交易的老手，静安寺路十号的华商纱布交易所里，没有不认识严庆祥的。过去手头紧，只好小玩。前两年大做了一笔美棉生意后，连号称“长枪将”的陶继渊都敬畏他三分。
严庆祥还想在众兄弟面前炫耀一下自己。于是，有一次，他赚进了一大票后，正值父亲生日，他请全家吃素菜馆子。严裕棠看着严庆祥得意忘形的样子，多次提醒他。如今的严庆祥手里有了本钱，更想跃跃欲试，怎能听进去呢？
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因白银外流、银根紧缩、财政困难、军费浩大等诸种因素，决定实行法币政策，国内的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文章，展开大规模的宣传。法币政策付诸实施后，大量收兑银币，收回六成银币，即发行十成法币。表面看来，基本上统一了全国币制，也缓和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但却埋下了通货膨胀的根子。
严庆祥春风得意，哪肯放手。华商纱布交易所里，买进卖出，依然一番热闹气象。陶继渊等人忙得不亦乐乎，大家碰到一起，依然用手势交换着一些不可为外行们知悉的行情。但是，对于法币看好与看坏，似乎都各怀鬼胎，不置一辞。
严庆祥虽然谋到了光裕公司总经理的高位，但各厂的厂务都有各个兄弟处理，无须严庆祥特别操心，常常闲暇无事，便不时出入交易所，窥伺动向，以求一逞。其时，花纱市价不振，按严庆祥的估计还会下跌。严庆祥暗自在心里盘算一下，便避开同行耳目，大出手，在市上抛售空花纱期货。谁知事与愿违，花纱市价竟直线上涨。木已成舟，一闷棍之下，匆匆了结，已经亏耗了八十余万元！严庆祥元气大伤，捶胸顿足，痛惜不已，无地自容。
严裕棠得知此事，忧愤之余，深感自责，大错已经铸成，唯有亡羊补牢了。他立刻罢免了严庆祥的总经理职务。严庆祥早已明白自己的这个短命的总经理已经做到头了。
严格棠没有流露丝毫怜悯，说他专制也好，说他冷酷也好，在贯彻自己的经营路线上，他不愿感情用事。
连续遭受无情打击
通过严庆祥一事，严裕棠意识到，将全部家产交付给儿子中的任何一个都是冒险。好在是八十万，若被严庆祥全数压上去，岂不要倾家荡产？自己的大半辈子心血付诸东流，全家老老小小好几十口沦落街头，自己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严裕棠想到这里，倒吸了一口凉气。
他冥思苦想数日，便决定在光裕公司内部设立一个“中央业务会议”机构，将各厂的负责人召集起来，轮流担任主席。一来可以避免大家各自为政，使每一个人考虑问题时能从公司的整体利益出发，而不仅仅着眼于自己的一个厂；二来也可以减少他们兄弟间的矛盾，轮流做庄，机会均等，相互督促，相互竞争。
世事多变，每周开一次会，既可以通一次气，又可以制定相应的措施。当然，会议的决议属于建议，采纳与否及如何执行须经严裕棠最后裁决。
中央业务会议的轮流执政，很快就暴露了它的弊端。各厂的业务性质不同，主攻方向不一，兄弟间不免相互干涉，时起争端，严裕棠的耳根子越发不能清静了。
权衡利弊，严裕棠再次应变。各厂相继成立了董事会。严裕棠走这一步无非是对各个儿子的权限的一次再分配。这样的分配是迟早要进行的。分而治之或许比笼而统之更有利于发挥各厂的积极性，更有利于经营。
光裕公司随之撤销。此时，政局骤然紧张起来，日本对中国步步进逼。随着形势的变化，严裕棠突然热衷于创览报纸，关心时局了。
在此期间，中国各阶层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呼声越来越高，反日情绪日甚一日，反日运动到处兴起。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日本驻华大使川越气势汹汹发表谈话，希望“中国再次认识日本”。中国面临着外寇深入、山河破碎、遍地烽火的最危急的局面。
严裕棠时而烦躁，时而沮丧，时而陷入长久的沉思之中。西安事变之后，他的心中曾经燃起一线希望，如今连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破灭了。他考虑得最多的自然是严家偌大的一份家产如何保住，这可是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然而，他又不能不抱有一丝侥幸，但愿自己设想的最坏的局势只是杞人忧天而已。
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又一次震撼了严裕棠，上海面临更大的威胁，严裕棠陷入了更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这时，政府专员林继镛抵沪与工商界人士组织上海工厂内迁委员会，将大隆也列入委员会。严裕棠觉得多此一举。
这年八月十三日，日军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进犯吴淞、江湾等地，上海朝不保夕。
严裕棠开始实行他的预定计划。他首先把贵重的机器材料迁进租界，寄存在江西路禅臣洋行仓库。这是通过严庆祺、严庆龄的种种关系接洽的。掸臣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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