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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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虽说经古耕虞精心努力经营，古青记已远非初时的三个职工，四个学徒，只能坐地收些山货的默默无闻的小商号，而是已改名为“古青记父子公司”牌号响亮的专营猪鬃的出口商，不仅商号的规模扩大得远非几年前可比，资金也较为充裕。然而，要和合中公司相比，还是相去甚远的，仅注册资金就相差十倍，何况论经济后盾，论势力关系，相去又何止十倍，实是不啻天渊！臣熊来势汹汹，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莫说重庆的专营猪鬃的商号，连所有的山货号都深感压力的沉重。朱文熊也根本没把这些土商看在眼里，以为吞没他们轻而易举，不过是举手之劳，唾手可得。对近年来已露头角、声名颇著的古青记父子公司虽尚算客气，也只是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势，知会古耕虞，要其将在重庆经营的虎牌猪鬃，全部就地卖给他，再由他汇总出口。话里话外都流露着一种明显的意思：你一个年轻资浅的娃娃，你一个财细势微的小号，能有多大的出口能量？只有并为我公司的一个收购加工点，附丽于我的名下，你才可以生存，才可分点余羹，你的汤中也自可多见些肉；否则，只有在我的威压下，变成齑粉！
　　　　重兵压境，兵临城下，箭拔弩张，而且公开要起了“降书顺表”，古耕虞并没有被吓倒，他镇定如恒，微笑着，然而却果决地回绝了诱降，大战便开始了。
　　　　朱文熊以汹汹之势，投放大量资金，动员大批人员，广泛大量地收购猪鬃，大有鲸吞重庆全境的猪鬃之势。古耕虞也决没有闲着，在”熊”一入境时，就已敏感地意识到了危险，觉察了大战的激烈，也当即做出反应，在朱文熊展开强大的收购攻势前，就紧张地作了安排，并从两个主攻方向着手：一是砺兵袜马，一是釜底抽薪。两方面紧锣密鼓地交叉并进，却又十分隐秘，令朱文熊很难察觉。
　　　　当时地方观念较强，川人尤重乡情。古耕虞首先认准、抓牢并且巧妙地运用了这一武器。而朱文熊狂傲跋扈，气势凌人，也使川人甚为反感，那些直接受到利害威胁的商号尤其为甚。正相反，古耕虞不但是上生土长的重庆人，而且为人精明大度，信誉尤其为好，又经古耕虞刻意联络，川人几乎形成了一块挡熊的盾牌，都倾护起了古耕虞。古耕虞见时机成熟，便动员猪鬃业主将次货卖给合中公司，好货与标准货他宁肯提高价格收买。朱文熊虽擅贸易，对猪鬃却是外行，而人一狂傲，行事必然浮躁，再精明的人也是难兔。他只醉心于大手笔，大批量的收购，陶醉于财大气粗，举手间猪鬃便如潮般涌来，转眼已是几千箱，还哪得冷静下来细商一下成色？更没有怎么关注于加工，只是吩咐一声后便志得意满地捉摸起了商标：中国猪鬃出口以来唯以古青记父子公司的“虎”牌鬃为最，你是虎，那么，起个什么牌号才能压倒你这只虎呢？朱文熊煞费苦心地捉摸来捉摸去，终于捉摸了出来——飞熊！是呀，当年姜子牙不是以飞熊入文王之梦山？我朱文熊正是只飞熊，如今入了川，再飞向世界！可又想了想，又觉得不妥。虽说在猛兽中，熊的名次排在虎前，可传统的故事却说，虎利用熊的体笨与头脑简单而战胜了熊，所以有虎为兽中王之说，却没听谁说熊为兽中王，而熊听起来没有虎响亮，且易犯“无能”之忌，那又叫什么呢？不如索性叫飞虎——你的虎连树也上不了，我的虎却能飞上天。就是要凌驾在你乃至一切同业之上！
　　　　这商标的针对性与示威性都是很明显的。古耕虞并不在意，除了乘机加紧鼓动业主卖次货外，还有时乘隙选些次鬃打发人去卖给合中。合中的收购人员一来多为外行，二来奉命猛收，忙得不亦乐乎，还那识得、顾得好坏！
　　　　古耕虞则在表面上不声不响，装作毫无作为，使对方益骄，更不戒备，暗地里却加紧了活动。
　　　　古槐青在经营方面也是个行家，他交给儿子的古青记底子虽然不厚，然而却是个良好的基础，他很重视本行人才的招揽与培训，很重视加工与质量。如前面提到的廖熙庸，不仅精通山货贸易，很擅长猪鬃的整理与加工，而且对古氏父子忠心耿耿，是个十足的“良佐”与“净臣”；其他的几个人，也是行家，人虽不多，能量颇大，因此“虎”牌猪鬃一登市，便享有较好的信誉。到了古耕虞手里，更是凭他的知识与智慧，刻意提高，在质量与信誉上，国内已难有其匹。如今又格外下了功夫，质量更得到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提高，而且也不着痕迹地备下了相当数量的好货，也几乎是与合中同时运到了英国的伦敦。得意忘形的朱文熊根本忽略了原本没看在眼内的古耕虞，以“独家经营”、“舍我其谁”的姿态，将几千箱猪鬃都划作了当时国际市场的最高价。倘若真个独此一家，货虽次，或者有个商量，可是偏偏人外有人，他忽略了古耕虞，古耕虞可时刻关注着他。当他迅速而及时地获得了“飞虎”牌的开价之后，当即较“飞虎”低些，开出了自己的货价。成交后，开箱一验，当即对比鲜明：“虎”是真虎，不但保持了历来的质量信誉，而且有着明显的提高，各检点都为上乘；“飞虎”却“现了原形”，配伍不齐，加工不整，肉眼一看，便发现了不少劣货。两“虎”一较，真假立判，“飞虎”折翼摧羽，相形见绌。“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伤的自是那外相凶猛、内里空虚的“飞虎”，而且，伤得很惨，而那一向重信誉讲质量的古记之虎，却更加完美。相形之下，“飞虎”价高质次，古家虎质优价廉，当即引起英商大哗，纷纷强烈向合中公司提出退货赔款的要求，直闹到中国驻英公使馆，其势汹汹。公使馆看了“飞虎”也觉得很是说不过去，只好同意依英国现行法律办理。依照英国仲裁法，买主只要提出足够的理由，即可裁断为全部退货，并由卖主负责赔偿交易中的一切损失，这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字，往往可接近货价的百分之三四十，而被退的货又得在限期内离境，运输费用与损失不算，经这一折腾、积压，本来质次的猪鬃，很可能相当一部分要报销，更重要的是完全丧失了经营信誉，自后便很难在国际市场上立足了。事情的唯一希望就是在第一法律程序中，求得谅解，采取重订货价再辅以赔款的方式了。按英国法律，买卖双方的争执发生并提起诉讼后，先由商界的“公会”进行仲裁，然后将仲裁结果，交由法院执行。朱文熊此时的唯一的出路就只在公会仲裁中了。因为卖主的赔款额如果超过货价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再经仲裁斡旋，可取得谅解，买主可接受赔款而不是退货；如果斡旋不力，买主仍有权坚持退货赔款。因而，朱文熊便心急如火地极力欲疏通公会中出面参与仲裁的人，只要可以疏通，不惜代价，因为倘得以仲裁求得赔款解决，不仅可少损失一笔可观的资金，更重要的是可以挽回在商界濒临大亡的厄运。可偏偏公会中出面仲裁的人，就是古青记父子公司驻伦敦的代理商！
　　　　这一切，都是古耕虞早在预料之中，也是他所等待的，或者说这一切的发生均是他谋划、运筹的结果，一步一步，均在他预料与把握之中。
　　　　朱文熊彻底泄气了，认裁了，此时他方认清古耕虞的非凡与强大，唯有向这个既年轻又资浅，他原本没有看在眼内的人低头屈服，彻底投降了。他请出了他的另一位舅兄，张公权的弟弟张禹九出面，向古耕虞求情，并主动提出以放弃在重庆经营猪鬃为条件。在张禹九的调停下，事情很快就平息了。
　　　　朱文熊所仗恃的中国银行，是在当时国内实力最雄厚的银行之一，系江浙人主持，江浙人不仅在资金上雄做全国，产生了许多著名大资本家，内中不乏显赫的官僚垄断资本家，政府要人也多出身江浙，因而被称为“江浙财阀集团”、“江浙政府”。有如此强大实力与背景的朱文熊趾高气扬地闯入重庆，森森然不亚于一头择人而噬的巨熊，满以为一掌即可击翻重庆的所有的山货商号，却不料，不到一年的时间，却在强弱悬殊战争中一败涂地，哀哀乞怜于对手，乖乖而又灰溜溜铩羽而去。
　　　　古耕虞可谓在各个方面都大获全胜。首先是他的猪鬃，不但有“飞虎”的陪衬，使“虎”的形象更佳。益发巩固并增进了原有的国际信誉，而且由于朱文熊狂傲地大开价码，古耕虞的售价虽相对为低，却绝对是个好价钱，因而也看大赚。至干朱文熊六千箱“飞虎”，一来，朱文熊急于求得有利的仲裁，主动退出重庆市场，同时，既求人也必给人以好处；二来，仲裁中，古耕虞以自己的信誉做保，将原价压至“虎”牌的水平，再由古青记父子公司负责就地洗理与加工、搭配，再由英商以实际成交量付款，这不但使英商获得了好鬃，而且那加工价自也由朱文熊付给了古青记，也是一笔收入。而这又仅是可见的战利，更重要的是，重庆乃至四川的同业均为古耕虞能战而胜之以致驱走那头吓人的大熊而感激与敬佩。一举而三反，在全国商界的声望自也日隆，而在国际市场上，更因信誉高涨而牢牢地站稳了脚跟，在面对兵力（资金）超过自己十倍以上而实力、背景不可同日而语的强敌，足以使许多人闻风丧胆、临阵股栗的激战中，他不但没败，而且大胜了，胜得非常漂亮；敌方的威压不但没有损伤他，反而在某些意义上说是成全了他，在当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岂不是奇迹？而这奇迹并非神助，完全是由他那非凡的才智与本领创造的！
　　　　古青记传到古耕虞手中时，重庆的山货商号有数十家，而且多数在历史、规模、实力上都远远强过它。然而，那些没把它瞧在眼里的、几度欲吞掉它的大商号，如“娇济”、“丰泰”、“恒昌”等，都迅速地，不到三五年的功夫，倒在了它的脚下。原因只有一条，那些貌似强大又分外骄横的大商号的主人，老大自居，封闭、保守，只习惯于传统的经营方式，根本不懂经济规律与国际贸易；而‘唬”的小主人古耕虞却偏偏精于此道。从这一角度说，可谓“新生战胜了腐朽”，古青记又怎能不独领重庆猪鬃市场的风骚？再经这次“吞熊”事件，更使这只幼‘唬”威风大振，名声大噪，以至几十年中所向披靡。
　　　　虽说时势造英雄，然而英雄也得因势利导地利用时势，才能成其为英雄。
　　　　古人所谓“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固属偏颇，然而“夫非常者，因非常人之所拟也”，却是有一定道理的。
　　　　北伐，为重庆的出口商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时势”：由于担心长江水运一断便会成为“瓮中之鳖”，所有在重庆设号的洋商都纷纷撤离，这不但为当地商号解除了高压与盘剥，也提高了产鬃户与中国业户的积极性。贫弱的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决定了被欺压的命运，帝国主义者们在中国完全可以横行无忌，有条约的固然不必说，没条约的可随时逼着中国政府签订新条约，只要对他们有利。一个传教士都可以对一个县长呼来喝去，何况其他？大商人更不待说，他们不但享着海关、地方税等一切特权，还可以随时从政府官员中获得他们想获得的方便，本来财大气粗，更加有恃无恐。他们凭着财力与特权莫说认真经营，就是随意买卖，所余的特权利润，也要高出民族资本辛苦经营的所得许多。在重庆自然也不例外，他们霸道地垄断了市场，将内地商号置于伙计地位；把住出口权，对内地商号任意压榨与宰割，他们两头吃“回扣”，各种山货在国际市场上的行情，只能听凭他的随意报价，有时国际市场看涨，他们也不借假造电报，谎称下跌，压价收购，经济命脉完全操纵在了他们的手里，一旦这些外商撤走了，无疑地是给地方商号松了绑。因而，倘若再有洋商卷土重来，人们的担心与烦厌可想而知。恰恰于洋商全部撤后没多久，在古耕虞接手古青记的第二年，即一九二六年闯来了一个大有来头的洋商。
　　　　这个洋商叫做H．B．纳尔斯，是个代表着美国一家最大的制革商的美国人。这个美国人认定了洋商既然全部撤离了重庆，那么重庆必是一个“空白”，对他来说也自是非常有利，于是，就冒着运输风险来重庆收购羊皮。这自然对刚刚松绑不久的地方商号产生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与利益威胁，可谁又敢得罪俨如官府太上皇有钱有势的“洋老爷”？只有眼巴巴地看着，忧煎煎地愁着，唯独只有二十一岁、刚接任的古青记少掌柜敢去“太岁头上动土”！
　　　　古耕虞也深恨那些作威作福，一心骑在国人头上的洋商，对这个纳尔斯更为反感，他觉得，倘若叫这个人头一脚踏入重庆就取得成功，无疑地会在重庆立住脚，不但填补了洋商撤离的空白，也必引来后继者，那样一来，已松了的绑，不但要重新捆上，而且会越捆越紧。于是，他便决心与这位声名煊赫的美国大企业的代理人较量一番，并且必欲取得胜利！
　　　　凭他的非凡的机智与灵活的嗅觉，很快地把握了这位洋代理商的特点：他自以为是，好大喜功，胃口很大，而所携的资金又较为有限。古耕虞就针对这些特点，利用他单枪匹马对重庆市场一摸黑的弱点，鼓动各山货行乘长江枯水期到来之前，大量地、主动地将新羊皮售给纳尔斯。纳尔斯中计尚不自知，还以为他是幸运地踏入了这空白区，分外得心应手，因而喜气洋洋，对羊皮几乎是来者不拒，很快就收了一大批。货收多了，又都是新羊皮，就得赶紧安排加工了，可不消古耕虞怎么鼓动，对外商怀有敌意的加工商便以季节不宜、设备待修、人手不齐等各种繁多的原因相推诿；不能加工就赶快打包吧，也因为种种“原因”而打不成；就算打成了，正赶上长江枯水期，也是干瞪眼运不出去！而新羊皮是很娇嫩的，必须及时加工，否则，至多一个月，就会大量腐烂掉，莫说腐烂，就算是发了霉，也完全失去了它的使用价值，只有丢进粪坑沤粪的一途了。人生地疏单枪匹马四处碰壁，纳尔斯唯有蜷着身、抱着头望着那一大堆一大堆的羊皮发愁的分儿了。而祸不单行，纳尔斯用作购货开来的信用证只能在重庆银行抵六成，倘能及时地不断地将货运回，自是尚可陆续开来相当的数额。可他只顾兴冲冲地大收特收，忙得昏了头，又遇上了这么多重大得使他一筹莫展的难题，资金问题便被忽略了。结款期限一到，货主纷纷登门讨债，莫说那信用证尚未兑现，就是兑现了也远不敷用，债主们也愈逼得紧，弄得纳尔斯如居炉火之上，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只好厚着脸皮、仗着洋身分去求助于同业公会。可同业公会莫说尚有古耕虞预先打的招呼，就算没有，也是爱莫能助。
　　　　这可到了古耕虞等待的良机，这一切本来多半是他精心策划造成的，时机一到，古耕虞就正式出面了。他首先向重庆的中国银行郑重申明：如果不妥善解决纳尔斯的问题，会引起很严重的后果。不但会直接造成重庆的一些山货行倒闭，而且会间接累及全川许多小码头的小山货商破产，这样一来，人急拼命，事情必然闹大，局面将很难收拾。以此将了银行一军，令银行更感到危机，这又从银行角度将纳尔斯进一步逼上绝境。然后，他再直接出面去找纳尔斯，提出可以帮助纳尔斯解除困境，唯一的条件是要纳尔斯将其所收购的羊皮全部交由古青记处理。纳尔斯已濒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