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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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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也正是与王若飞的来往，才更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以致发生了吴蕴初以国民党证“搪灾”的事。
王若飞去后不久，吴蕴初就发现，无论是他到哪里都有些不三不四的人缀着，而且不时地换人。这天，吴蕴初进城到李子坝时，一个年轻学生打扮的人凑上前诡秘地对吴蕴初说：
“先生，我是个青年学生，很想到共产党占领区延安去，可惜缺乏路费，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么？那我将永远感谢你！”
对于这个人，莫说吴蕴初早已留意了他的跟踪，而且那难掩的诡诈与什么“共产党占领区”的用语也足以露了形藏。于是吴蕴初当即将隐藏于胸的怒火化为真气，声色俱厉地道：
“什么？！你是共产党！走！我要拿你到官！”
吓得那伪装学生的小特务倒退着欲溜。
吴蕴初又大喝道：
“想溜么？给我站住，不站住我可要喊宪兵了！”
小特务见已弄巧成拙，怕因此而招致麻烦，只好掏出特务证件向吴蕴初表明了他的身分。吴蕴初为了避免日后同样的麻烦，也亮出了他那中组部送上的党证，并亮出一连串的头衔，最后说：“回去告诉你们的长官，日后不许盯我的梢！否则，我到蒋委员长那去告你们！”
不久，也果趁一次开会的机会，向蒋介石告了这一状。蒋介石听了嘴里骂特务机关“胡闹”，心里对吴蕴初与中共要人的往来，仍存芥蒂。故在欲请吴蕴初为“国府”经济部长时才说出“你是认识毛泽东、周恩来那些人的”的话。
一九四五年底，吴蕴初返回了上海，又大展其才、其力，迅速恢复起了上海的天字系列厂，并建立了“天字系列总管理处”，雄心勃勃地欲将化学工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可惜国民党挑起内战，大打内战，大大受挫于内战，就凶狠地压榨民族工商业，使得吴蕴初壮志难酬，又出于对共产党的不完全了解，于是，于上海解放前夕，将他的天字系列厂交给以他儿子吴志超为首的管理委员会管理，他本人则去了美国。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解放后，吴蕴初虽从电话里儿子的回话中得知他的企业“一切正常”，可仍不放心，仍觉得当时宣传的工商政策日后会有变化，他这样的资本家会受到斗争。因此一九四九年秋回到香港仍犹豫不决。尽管儿子志超与管理委员会同仁给他寄材料，写信，仍是拿不定主意，直到钱昌煦的夫人在香港遇上他，劝他归国时，他才说：
“请你告诉昌煦，如果共产党要我，只要他一句话，我就回去，否则，我就一走了之！”
他与钱昌煦是在资源委员会时建立的友谊，他那“公益金管理委员会”就是在钱昌煦支持下创办的：他没想到钱昌煦已是共产党的干部，他信任钱昌煦，不但不会骗他，必要时也会保护他，所以才要钱昌煦一句话（王若飞早已逝世了）。
一九五０年十月，吴蕴初由香港乘船抵达天津，再转道北京，受到了中央统战部领导的热烈欢迎。几天以后，在钱昌煦的引领下入中南海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对他热情欢迎，见面握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
“味精大王回来了！欢迎！欢迎！”
因此有人说，吴蕴初的“味精大王”是周总理命定的。
吴蕴初回上海不久，即被任命为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工商联副主任以及化学工业同业工会主任委员；不久，又增任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建国总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还准备让他去中央政府参与国家化学工业的领导工作，这是他乐为的。可惜时不待善，一九五二年，吴夫人因癌症不治死于香港，因此而深受震动的吴蕴初也在心情极度恶劣下糖尿症引发了心脏病住进了华东医院，于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五时逝世。上海《文汇报》特为此登出了讣告与吊唁、治丧情况的报导。
（肖舫）
周作民和金城银行
周作民（一八八四—一九五五），江苏淮安人。原名维新。早年留学日本，历任金城银行总经理、国民党财政委员会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等职。抗战胜利后受国民党迫害离沪赴港。一九五一年回到北京。后任全国银行业公私合营董事会副董事长、全国政协委员等职。一九五五年三月病逝于上海。
在父亲的教诲下度过童年
周作民小时候，家中四壁如洗。家父是前清举人，性格倔强，因看不惯官场龌龊而不入仕途，在乡里开馆教学。
周作民幼年随父亲学习古文。有一天，父亲给他讲《论语》。周作民凡事都要寻根问底，待父亲讲完后，他便问道：
“爸爸，这本书是谁写的？”
在座的孩子都望着先生，周先生看了看孩子们说：
“孔子的弟子们将孔子言论收集起来编成了这本书，取名为《论语》。此书乃孔子思想之精华，望你们逐字逐句弄清楚，背熟。日后定能派上大用场。”
周作民眨着大眼睛，又问：
“爸爸，您能给我们讲讲孔子的故事吗？”
孩子们都愿听先生讲故事。此时，他们望着先生那一副厚嘴唇，从这副厚嘴唇里进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播下知识的种子。他将书合上，低声细语地讲起来：“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人，也就是今山东曲阜。他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终年七十三岁。”
这时，周作民悄悄为父亲斟满一杯水，放在父亲面前。周先生拿起杯子饮了一口，继续讲道：
“孔子的祖先原是宋国贵族，后避难逃往鲁国。孔子3岁丧父，十七岁丧母，年轻时过着贫贱的生活。他曾在鲁国贵族季氏门下做过管理仓库的‘委吏’和管理畜牧牛羊的‘乘田’。他立志笃学，以好学闻名远近。孔子在而立之年创办儒家私学，任教四十余年，一生乐此不倦。他虽然当过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参加过一些政治活动，但从未停止过教学。
“在鲁国三桓分公室、政治实权落于季氏之手的情况下，孔子见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在鲁国实现，便率领弟子们到列国游说，到过齐、宋、卫、陈、蔡、曹、郑、楚等十几个国家，但却到处碰壁，不为诸侯赏识。尽管境遇困难，但孔子却不辍教学。在从曹国到宋国的途中，孔子与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在陈蔡断粮时，他还饿着肚子讲学。孔子在外历经十四年，返回鲁国后，一方面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用作传授学生的教材；另一方面广泛招收弟子，发展私学。相传他‘以《诗》、《书》、《礼》、《乐》教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晚年时博学多能，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弟子也越来越多。不少弟子是从很远的地方投奔孔子，来进行学习的。孔子兴办的私学是当时规模最大、组织最完备的学校。他的教学实践活动有很大的影响。
“在创办私学的时候，孔子主张不论是贵族或是平民，无论是华夏族或是夷狄族的，都可以入学受到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当时的官学存在着严格的等级、族类差别。各国的贵族们多认为夷狄族是异族，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甚至说‘戎狄豺狼’，当然不会把夷狄之人作为接受对象。另外，贵族们还认为‘礼不下庶人’，一般民众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原则冲破了贵族官学的界限，一方面把教育及于夷狄之族，另一方面也打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级制度。楚国是当时的蛮夷之邦，孔子弟子中就有楚人公孙龙和秦商。孔子曾想乘坐木筏浮于海上，居于九夷之地。孔子的弟子澹台灭明曾经到楚国招收学徒三百人，受到孔子的称赞。
“孔子的学生里有不少出身贫贱的人。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住在贫民区，过着箪食瓢饮的困苦生活。另一个弟子公西华被派到齐国为使者，家中贫困，还需要孔子周济他粮食。樊迟曾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和蔬菜的知识，可见他是劳动者家庭出身。曾参是孔子的著名弟子，年轻时曾亲自种瓜，并帮助母亲织布。另外，身穿芦衣为父推车的闵子骞、贱人之子仲弓、鄙家子弟子张、衣若悬鹑的子夏、曾为大盗的颜琢聚等人，也都不是贵族出身者。”
周先生饮了几口水，接着说：
“你们多数都是贫民出身，希望你们能像孔子及他的弟子们那样，刻苦学习，长大一定有出头露日的那一天的。人只要有决心，肯吃苦，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什么难事都能做成。功到自然成，铁棒磨成针嘛！希望在你们中间也能出现像孔子那样的流芳百世者。让子孙后代以你为楷模，世世代代都认识你的名字！”
孩子们听了，议论纷纷。在孩子们的心目中，首次有了学习的榜样。周作民眼睛发直，默默中，在他幼小的心中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名字流芳百世！
后来，由于周作民勤奋学习，天资聪慧，父亲又送他去学馆聆教。不久，他便成了远近闻名的学子。
后来听说大城市开始实行新学，他便向父亲提出新的要求：
“爸爸，儿欲南去羊城就读。听说那里有许多非常有名望的老师，学识渊博。”
父亲长叹一声说：
“父亲何尝不望儿成龙呢？只是眼下家中一贫如洗，哪里有钱送你去外地求学。父亲虽有此想法，只是川资无着落呀！”
他突然间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不是痛楚，而是使他痛苦的揪心的难受，使他一时间忘记了所有的一切。多年来，他努力攻读，刻苦钻研。因为他看到这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这是自己奔向光明的唯一一条路。盼望有朝一日喜悦的光辉将那凄凉的生活照亮，哪怕是一瞬间；渴望有朝一日能尝到幸福可是突然要终生委身于一个永远贫困、永无出头露日的小乡村，过着没有欢乐的枯燥乏味的生活；要摒弃一切向往，摒弃那久怀于心底的、在悲怆的艰难日子里唯一给人勇气的诱人的期望啊，可怕，多么可怕！他不知道，这到底是谁的过错？不过他觉得，当时不如一头扎进坟墓里去！
后来，乡中有一个叫王仲书的人，与父亲交情甚厚，听说此事，觉得周作民是一个可造之材，以后定是国家的栋梁，遂慷慨解囊相助。那是周作民永远也忘不了的日子，当时他不知道是忧，是喜，是高兴，是惭愧。他好像背负着一个千斤重的大包袱，不知如何去偿还，如何诉说心里的一切。他只有默默地背负着多年教诲和养育他成长的父母对他寄以的无限希望，背负着乡亲父老们对他的期望，登上了去羊城的火车。
两次向财政总长周学熙递交辞呈
使周作民得以发展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恩师罗振玉。周作民十五岁入无锡东文学堂时有幸遇到罗振玉教诲。三年后，东文学堂因故停办，罗振玉老先生应广东公学之聘赴粤任教。他刚到羊城，未顾安家，便修书召周作民前去就学。罗振玉对周作民除悉心教导而外，还为他支付学费，安排他誊写讲义等事，得些报酬，作食宿书籍等费用。直到周作民二十三岁那年考取广东官费赴日留学，还得力于罗老先生奔走呼号，四出求情，周作民才得以成行。因周作民本籍江苏，对广东来说便是外省人，一经审核，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赴日资格。罗老先生夜以继日地一路找去，一直找到当时的广东桌台兼留日主考官，说：
“周作民是我的学生。此人品学兼优，人才难得，将来必是国之栋梁。我以人格担保，周作民定能学成归国，为民族振兴效力！”
考官看罗老先生德高望重，从无虚言，便应允下来。罗老先生竭尽全力地教导栽培资助扶持周作民长达八年之久，这是人生旅途中最关键的八年啊！他对周作民恩重如山，周作民没齿难以忘怀！日后，周作民日日鞭策自己，不负恩师厚爱厚望，时刻想着为民族振兴为国家昌盛竭尽绵薄！
民国初年，周作民完成学业回到祖国。当时临时政府刚刚成立，他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首任库藏司科长。
不久，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财政部也来到北京。
一天，新任财政总长周学熙宣布正式铨叙人员名单。周作民的名字排到最末一伙，任命为“主事”。周作民以为耳朵出了毛病听错了，散会时特意到人事部查对，一点儿没错，在周作民名下的职务栏里清楚地写着“主事”二字。
周作民只觉得脑袋“嗡嗡”作响，眼睛发胀，脑门上的青筋凸了出来，好像一条毛虫。他的脑子失去了理智，这不是歧视从南京临时政府北来的人吗？岂有此理！共和国政体刚刚成立，周学熙就来这一手。这绝不是我周作民一人的私事，它的实质是压制革命工作者
思前想后，他想与周学熙说说明白！可是又一想，中国有句名言：官大一品压死人。何况这何止一品？怎么能说清楚呢？最后，他果断地决定辞职，以示对任命不公的抗议。
次日，周学熙收到周作民的辞职呈文。他捧着呈文，好似捧着一只刺猖，扔不得，丢不得，捧在手里还刺手。
呈文洋洋数千言，通篇说理抗争，无一阿谀之词。面对辞职呈文，周学熙非常为难！他望着笔架，不知拿起笔又放下了多少次，笔尖在砚台上反复濡着，放下，再拿起来，再濡笔尖，再放下在呈文上签署什么文字合适？他闭上眼睛，痛下决心要突破思维与存在的界限，超越纯粹理念与物体的范畴。通过他的眼睑、阳光是通红的。他思考再三拿不定主意。批个“不准”吧，等于承认他那数千言的数落。这可是义正词严、毫不留情面的呵斥啊。周作民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青年哩。一个泱泱大国的财政总长怎么可以他再也想不下去了。他极力想找个台阶下，可怎么也找不到，只得丢尽脸面，还要给周作民升官。给周作民升官儿就等于公开向他认错，事后他便更加狂妄了啊。批个“准”字吧，就等于承认了铨叙不公。一个周作民不足畏，棘手的是他代表着一帮人。这就容易让政敌抓到把柄唉，政敌政敌，要没有政敌多好！想到政敌，周学熙不寒而栗。他的反对派数量不少，而且强劲有力。像铨叙不公之类的错儿让反对派们逮住，财长的交椅恐怕不出旬日就要易主。可怕！
周学熙不曾想到，宦海沉浮久历沙场的他竟被羽毛未丰的小青年来了个下马威。
后来，周学熙无奈，只好求助他的两位心腹。平日里他们称兄道弟，无话不说。周学熙夺得财长之位也全仰仗着这两位运营筹划。他的一个心腹开门见山地说：
“不跟这等小人物一般见识。他不是要官当吗，给他当就是了。在南京是科长，到北京还让他当科长，甚至给他个司长也无所谓。不在乎个把位置，但必须在乎影响。要着眼于政治，那玩艺儿价值难以估量。”
周学熙何尝不这样想？给周作民升官于他有失脸面，但批准周作民辞职可能危及他的前程。两者相比孰轻孰重他比谁都明白。两弊当前取其轻之道理他幼年就懂。可此时此刻他已有江郎才尽之感，只好仰仗这两个智囊了。把智囊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最大限度之术，他早就谙熟。
周学熙加重语气强调说：
“让周作民当科长当司长得师出有名，不能说我们首次铨叙就错了，要让众人认为我们铨叙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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