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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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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无用，反复查去，果然是一九四八年古耕虞就到了香港，没见证明他回过大陆，而一个兄弟在美国，长男长女在美读书，另两个儿子与老母、妻子都在香港，甚至查了古耕虞是不是律师。这也自然无用。杜鲁门无奈，只好宣布解冻，却提出个条件：必须把猪鬃优先卖给美国政府。殊不知这正合了我国与古耕虞的希望。
古耕虞为国战胜了杜鲁门！
邓小平的重视
一九七九年一月，邓小平以全国政协主席的身分，邀请民建、工商联的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韬、古耕虞五位领导人座谈有关国际贸易与发挥工商界作用问题。因为时间紧迫，古耕虞只好请儿子与儿媳连夜为他写了两份内容充实的书面建议，并在会上作了积极的发言，在谈到调动积极性问题时，古耕虞表示不相信当时有人所说的“戴着帽子也能发挥积极性”，他说：
“当时所谓心有余悸，实在不是余悸，而是十足地悸。干部和工商业者，即使住在一条胡同时，上下班见面，双方都绕着走；学徒工知道某人有本事，想向他学点什么，也只敢背后叫师傅，当面必须直呼其名，否则就没有和资本家划清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即使十分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也没有条件。这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
邓小平很重视古耕虞的意见，并提出了具体方案，肯定了资本家建国以来的积极作用，正式行文，摘了“帽子”。以后不断鼓励古耕虞多为开放后的商业谋划，古耕虞也积极地做了不少工作，或写文章或书面口头地向有关部门与人员提出许多宝贵见解与建议，特别是国际贸易方面尤为重要。
古耕虞是位不同凡响，值得敬重的大企业家，他的经历是独特的，经验是宝贵的，值得我们。特别是经商者认真学习与借鉴。
不起眼儿的猪鬃，了不起的古耕虞！
（肖舫）
陈光甫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江苏镇江人。原名辉祖，后改名浑德，字光甫。早年留学美国，获商学学士学位。一九０九年回国，辛亥革命后任江苏省银行总经理。一九一五年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任总经理。后又创办中国旅行社。一九二七年后，历任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党政府委员和立法委员。后去台湾，并继续在香港、台湾经办金融与投资事业。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台湾逝世。著有《陈光甫先生言论集》等。
机遇在艰难勤奋中到来
陈光甫一八八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江苏省镇江。父亲名仲衡，以经商为业，曾在镇江小闸口开设陈仲记字号，做进口火油生意。共有子女八人。陈光甫是陈家的次子。他年幼时体质很弱，经常生病，长到七八岁上，才渐渐地学会了说话。仲衡夫妇见孩子如此体弱多病，总是忧心忡忡，他们并不奢望这个孱弱的孩子将来能够有什么大的作为，只求老天保佑他平安长大，自食其力也就心满意足了。
镇江地处长江下游，水上交通极为便利，商贸活动频繁。一八五八年按中英法天津条约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进出口货物日多，贸易额猛增，能与上海和汉口媲美。随着商贸事业的兴起，经营汇兑业务的钱庄逐渐兴盛，而且势力不亚于上海，与扬州在上海经营银钱业者合称扬镇帮，与宁绍、苏常、潮汕三帮旗鼓相当。
当时，镇江还没有铁路运输，也没有工业，是个经商谋利的宝地。但是，由于经营不利，陈光甫的父亲陈仲衡只得停业转向。经过反复权衡，陈仲衡决定另谋出路。于是，他便到汉口的祥源报关行去当职员。
报关行负责代替进出口商人向海关申办报税手续。当时海关大权被外国税务司操纵，办理报关手续，自然免不了要同这些外籍人员打交道，而且必须用英文填写报关表格。
陈仲衡略通英文。他想：精通英文的买办们，工作清闲，收入稳定，头脑灵活点还可赚大钱。英国人在中国开办商业，实力雄厚，是棵大树。如果能在这棵大树下乘凉，比较踏实。眼前外国人都视中国为肥肉，争先恐后来中国搜刮，并且看中了中国的廉价劳动力。若能精通英语，选择职业的路子就宽了。于是，他到汉口不久，便决定将光甫接到汉口来。
光甫乘船逆江而上，只见：云外远山耸翠，船边近水翻银。光甫自小第一次离家，见到这般景象，好似进入仙境一般。他第一次领略到世界如此之大，如此深奥莫测。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走遍天下，不但要在中国走，而且还要到外国去看看。他到汉口后，被父亲送进报关行当学徒。
祥源报关行门前挂着比利时国旗。原来，报关行的东家是借用比利时人地赉的名义。地赉曾经在上海法租界内当过巡捕。借用他的名义当然不会白借，报关行的东家每年要送给地赉酬金三四百元之多。
在陈仲衡的安排下，光甫开始学习英文。启蒙老师就是这位地赉。学习要付学费，每月向这位洋老师交纳酬金二元。
学徒生涯，苦不堪言。这个自小在父母爱抚、兄弟姊妹照顾下长大的孱弱孩子，如今承当起成人的负担，每天清早即起床，开启房门，随之一天的杂务便开始了。倒尿缸，打扫厅堂，侍候主人们洗嗽。开饭之时，等候在主人左右，随时为主人添饭。有客人来时，即马上奉茶。晚上关闭房门，也理所应当是他的职责。
夜里睡在地板上，夏天便睡在凉台上。时常吃不饱。但陈光甫时刻不忘父亲的嘱咐：每天清晨听到汉阳铁厂的汽笛声，便起床读书。
就这样，光甫熬了七个年头。值得庆幸的是，他不但没有累垮，反而学得很精灵。他处处留意，事事用心，不懂就问，不告诉就偷艺。渐渐他心目中的问号逐渐消失了，变成了知识。就这样孜孜以求，刻苦钻研，学到了许多有关商业和金融方面的知识，而且学会了如何灵活应对各种人与事。英文也大有长进。
有一次，他从国内土产的输出报关和国外洋货的输入报关中，了解了国内产品在国外的消费市场，和洋货在国内的销售情况、运输渠道、结算货款和垫借贷款的方式等等，亲身体察到贸易、金融、信贷等方面的新知识、新事物，无形中启迪了他对这些事业的兴趣和追求，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滋生了对这一职业的浓厚兴趣。更大的收获是他无意中得知那些懂得英文的海关、邮政人员，待遇比一般人优厚，而且逐步升迁的机会很多。光甫从心底佩服父亲的良苦用心，他明白了父亲为何将他带到汉口来，又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学英语。眼下的客观现实深深地教育了他，对他学习英文的积极性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于是他更加主动地去刻苦攻读，务求有所长进。此时，他才理解当初在私塾里背得烂熟于胸的“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的含义。
工夫不负有心人。一八九一年，陈光甫考入汉口海关，时年十八岁。当时海关兼管邮政业务，光甫被分配在汉口邮政局做事。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兢兢业业地勤奋工作，牢记“因而知之”、“勉而行之”的古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他逐渐精通业务，并深入了解了邮局严格的人事和业务管理制度。
光甫的工作态度深受上司的赏识，不止一次地给予嘉奖。朋友们都来向他祝贺，其中与光甫最要好的算是和他一同考入海关的杨郭甫和与他同在邮局工作的杨介眉。
由于光甫工作成效显著，江汉关税务公司委派他一项重要工作。
早在一八０三年，美国联邦政府用一千五百万美金收购了法国在北美的大片殖民地，包括密西西比河以西、洛矶山脉以东、北抵加拿大、南至墨西哥的广阔领土，总计五亿二千九百余万英亩，约合法国在欧洲大陆面积的五倍。为了庆祝购买包括路易斯安娜州在内的这一大片领土一百周年，美国发起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市举办国际博览会。中国是被邀请赴美参展的国家之一。但当时清政府中的官员们，对于这件事毫无经验，于是把这次参展的筹备工作，包括所有出展物品的征集等事项，全部委托总税务司交由各地海关承办。江汉关税务司委派陈光甫专门负责登记经汉口海关征集的准备运往美国参加展览的各类物品。
一九０二年，光甫满心欢喜地承接了这个差事。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一些外籍职员，傲慢得很，他们根本不把中国人看在眼里，往往采取歧视的态度。陈光甫看在眼里，恨在心上。一天，又有一位海关的英籍职员以藐视的恶劣态度对待他，他忍无可忍，一怒之下，辞职而去。
辞职后，陈光甫到汉阳兵工厂谋职，经过考核担任英文翻译。他仍是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博得了该厂经理景维行的赏识。景维行见他天庭饱满，鼻直口阔，面色白皙，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透着机敏和干练，觉得这小伙子潜力很大，日后定能有所作为，于是招之为东床快婿。
大洋彼岸的深造
太平洋轮船公司的“中国号”轮船，即将启航了。岸上站着一对恋恋不舍的新婚夫妇。陈光甫看着妻子的眼睛：眼睛里滚动着泪水。景小姐仰望着他的眼睛，和他靠得更紧了。陈光甫觉得她今天美得十分迷人。一件绛红色缎子连衣裙很薄，上面的褶纹软得动人心弦，悉索作响，将她的腰身包得很紧，因而那优美的双臂、隆起的乳房和修长的大腿显露得十分清楚。
轮船远离上海码头，驶向大洋深处。陈光甫依然伫立在甲板上，凭栏望着月亮，望着波涛，久久未动。
买办出身的景维行，与湖广总督端方交情甚密，因而请准端方，委派陈光甫为湖北省赴美参加博览会的办事员。这样，才有了陈光甫的这次跨海之行。
一九０四年年底，国际博览会终干闭幕了。美国的大街小巷热闹非常。人们忙着准备在圣诞树下，与孩子们一起迎接圣诞老人为他们送来的节日祝福。
陈光甫目睹这一切，一种难以遏抑的乡思，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他思念他的祖国、他的镇江、他的亲人、他的爱妻。
参加博览会的这几个月，对陈光甫来说，初时感到新鲜，继而感到乏味，最后感到自卑。
使他感到新鲜的是，既有海上长途旅行的诱人风光，也有美洲大陆的独特风采，更有博览会上各个不同国度送来参展的琳琅满目的产品。西方先进国家送展的工业产品，使他惊羡，感叹，大开眼界。
相形见绌，中国送来参展的物品，显得十分落后。参展物品以农产品为主体，其余的仅仅是把国人平素常用的衣饰器具等日用物品做成模型，附带展览。
面对这些难以与洋货抗衡比美的国货，年轻的陈光甫，做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展览，使他失去了新鲜感，越来越感到单调、乏味，如同面对塾师的威严目光死啃硬背那些难认难懂的古文一样。
而每当他偶尔看见外国参观者的藐视目光，或听见他们的晒笑时，他的内心都充溢着难以忍受的自卑感。
他自卑于参展的这些国货的落后，自卑于国内生产状况的落后，也自卑于国家整个境况的落后。
面对这些，怎能不让他深思呢？他深思着国家的命运和自己的前途。自己出生在一个国势日渐衰败、列强步步入侵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
从记事时起，他经历了甲午年的中日战争、戊戌年的维新变法和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
这些重大事件，在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上，都留下了深深的流着血的创伤。
陈光甫从报章书籍以及人们的街谈巷议中，感到国事越来越堪忧虑，中国有被列强瓜分吞噬的危险。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也体会到外国人对华人的欺凌、歧视和侮辱。
他不甘心忍受这一切。想到此，他握紧拳头立志留在国外，求学深造，寻觅兴业救亡的道路。此时正是天赐良机，岂可失之交臂？他想起前些时候，在博览会上意外地看见了敢于公然反叛朝廷的“大逆不道”的孙博士忽然出现在眼前，使他感到惊惧惶恐、惴惴不安。孙中山先生端庄的仪表和豪迈的气质，深深地吸引了他。孙先生的盛名，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光甫早已听说，如今偶然相遇在异国，真是天意。
他鼓足勇气叩门拜访孙先生。孙先生热情地接待了他，询问了他的情况。两人促膝交谈两小时之久，孙先生说；
“列强对中国有两种互相冲突的政策：一种是主张瓜分中国、开拓殖民地，另一种是拥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对于固守前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无需乎去提醒他们那种政策是潜伏着危险与灾难的，俄国在满洲殖民地的情况已表明了这一点；对于执行后一种政策的人，我们敢大胆预言：只要现政府存在，他们的目标便不可能实现。满清王朝可以比作了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恐怕这种支撑行为的本身反要加速其颠覆。历史证明，在中国，朝代的生命正像一个人的生命一样，有其诞生、成长、成熟、衰老和死亡等阶段。当前的满清统治，自十九世纪初叶即已开始衰微，现在则正迅速地走向死亡。因此，我认为，如果维护中国的完整与独立的善意与义快行为，是对目前摇摇欲坠的满清王室的支持，那是注定要失败的。
“显而易见，要想解决这个紧急的问题，消除妨害世界和平的根源，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代替旧政府。这样，中国不但会自力更生，而且也能解除其他国家插手维护中国独立与完整的麻烦。在中国人民中有许多极有教养的能干人物，他们能够担当起组织新政府的任务。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定出来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把他们从现在悲惨的生活境遇中解救出来。中国现今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我们的任务确实是艰巨的，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敞开。”
陈光甫对于孙先生讲的这一番道理，此前未闻其详，今日当面聆听，备感心悦诚服。孙先生极其诚恳地说：
“你参加兴中会吧。”
兴中会是革命党人的组织，与华兴会并称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大骨干组织。孙先生的意见来得太突然，他从未想过。他低头思忖片刻说：
“我一心想的是自己矢志求学的愿望还没有实现，实业救国的本领也还没有掌握，眼下马上投入政治斗争，放弃求学的机会，实难接受，请先生原谅！”
孙先生听了陈光甫坦诚的想法，点头说道：
“你的想法我很理解。你要努力学习，学成之后，报效国家。”孙先生的谆谆教导，陈光甫铭记在心。为了表明自己对先生革命运动的赞同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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