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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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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给狱卒改变主意的机会，更不想失去拯救哈米德的良机。我们跑回到监狱，那个狱卒正坐在椅子上晒太阳，看起来很放松的样子，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我不敢走近他，怕再惹恼了他。赫蒂彻于是走了过去，把情况讲给他听。他站了起来，没讲一句话就到监狱里边去了，好几分钟都没出来，但我感觉就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最后他出来了，身边多了哈米德和另一个更年轻的狱卒。他说：“哈米德可以跟你们回去，这个狱卒也跟着去。如果你们带一封邻居或者朋友的担保书回来，我就会放了他。”他命令一名塔利班司机开了一辆海拉克斯皮卡送我们，我们全部上了车。我心里怕再生什么变故，不敢多看哈米德一眼，但偷偷侧过脸瞥了他一下，发现他脸色白如蜡纸，人几近崩溃。
随行的年轻塔利布告诉我们说，他来自瓦尔达克。这人看起来友善，但是很年轻，我怀疑他在监狱里没什么权力，也没多大影响力，更担心邻居没有人愿意帮忙，那样的话他就会直接把哈米德带回去。等车子抵达马克洛里安后，夜幕开始降临。赫蒂彻记得我们邻居中有一户人家拥有一间房子，她跟这家不熟，但没得选择，只能硬着头皮找他们担保试一试。她去找这户邻居，哈米德、我，还有年轻的塔利布到楼上我们自己的公寓里等候。等待很不是滋味，哈米德此刻坐在自己的客厅，可我却不能跟他讲话，还要担心他随时被带回监狱。
这时我头上依旧戴着遮蔽面纱，可我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塔利布盯着我的脸看，试图读出我的心思。我一惊，低下了头。我想，他应该看到了我的悲伤与恐惧。他的母语是普什图语，但这会儿却用不太熟练的达里语跟我们说话。他知道我和哈米德说的就是这种语言。只听他说：“不要担心，大姐。我也刚结婚不久，才20天，我能理解你的痛苦。即使你找不到担保人，今晚我也会让哈米德留下，明天再过来拿担保书。”他竟然冒着被责备的危险主动帮助我们，这真是我想都没想到的，也是令我震惊的一个善举。哈米德和我为此对他感激不尽。
我们都静静地坐着，等待赫蒂彻回来。
不久，我听到了公寓走廊里有男子的声音。出门一看，竟然来了6个男邻居，他们朝我微笑，还说，很高兴看到哈米德获得释放。每一个人都劝我不必担心，他们会集体为哈米德担保。我真是感激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唯有以哭答谢。他们进了房间，一一和哈米德相拥。两个有房产的邻居签署了担保书。担保书上说，哈米德是一名工程师，他不会离开喀布尔，一旦塔利班要求他前往内政部，他一概不能爽约。如果违反上述约定，他们两人就要失去财产。这对邻居们来说是个非常大的风险，而我也再一次感受到，即使在战争时期，还是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能够如此慷慨。
我拿出一条最近刚刚刺绣好的花边手绢递给年轻的塔利布，权作送给他妻子的一份小礼物。他真诚地向我表示感谢。我真想知道，像他这么亲切善良的小伙子是怎么加入到塔利班的队伍中去的，他是如此与众不同。
好像过了好久好久，邻居们才渐渐散去，我终于得以和丈夫单独相处了。他看上去就像个幽灵，赫蒂彻和我想逗他微笑，给他讲笑话。他笑了，笑得喘不过气来，于是就咳嗽。这一阵咳嗽真猛烈啊，根本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赫蒂彻和我面色严峻，互相看了看对方，便心领神会——哈米德染上了肺结核。咳嗽得这么厉害意味着情况会更糟糕。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在生活中，你们常常会遇到信心和力量尽失的时候。每每这个时候，你们只想放弃，不愿面对这个世界。但是，我亲爱的女儿们，放弃不是我们家的人应有的所作所为。
和我刚结婚不久，你们的父亲就被捕了，当时我也想放弃。要不是我当时有孕在身，感觉到莎哈扎德在我肚子里踢来踢去，我或许真的放弃了。但是，我明白，即将生下一个新生命意味着我要更加努力地生活。我还想起了我的母亲，也就是你们的姥姥。想象一下，如果我父亲死后她放弃了我；如果她选择了一条轻松的道路，改嫁给一个不想要我们的男人，或者把我们交给孤儿院，或者干脆不理我们，那么结局会怎样？她不这么做是因为一个女人从来都不知道该怎么放弃。
请你们再想象一下吧：如果当中央政府命令你们的外公修建阿坦加通道，他选择了放弃，那又会是怎样的结局？你们只需想一想，有多少人会命丧山崖。正是因为他没有放弃这项工程，这么多年来，他拯救了不知多少人的性命。
感谢真主安拉，我身上流淌着他们两人的血液。正是因为他们，我也才能做到从不言放弃。
而你们——我亲爱的女儿们，也要继承这一优良的血统。如果将来有一天，当恐惧占据了你们的心，使你们失去了斗志，那么请你们记住以下几句话：放弃不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我们奋斗！我们幸存！我们永存！
挚爱你们的妈妈
重归故里
1998年
在监禁的那几个星期里，哈米德被打昏，戴上手铐脚镣，在风霜雨雪中受罚好几天，他染上了一种致命的疾病。为什么要如此对待他？没人说得出理由。他什么罪都没有，而他们就是以什么都没有控告他。不幸的是，在塔利班时代，像哈米德这样的事情并非个案，不知还有多少人也像他一样在塔利班的监狱里遭受同样的命运。
1998年，春天伊始，天气一天天转暖，冬天所下的大雪此时融化得很快，又出了太阳，真是件喜事。这样的天气对哈米德也大有裨益，他仍然病得厉害，咳嗽个不停。
这时我怀孕已经7个月，胎儿很活跃，在里面又踢又扭的，就像是在锻炼身体，而哈米德整晚不停地咳嗽，一阵接一阵，我想睡个安稳觉都不行。
哈米德病得厉害，根本没法工作，医生开的药也不见效。尽管太阳越来越暖，可是喀布尔仍然令人压抑。在首都，塔利班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住在这里，我们整天提心吊胆，担心他们随时出现在家门口，把哈米德带回监狱。这不是他们会不会再来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来的问题。
但狱中的生活对哈米德的健康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再羁押一次就无异于给他判死刑。我们认为不逃离塔利班的统治不行了，而逃往巴基斯坦并不是个好选择。自从巴基斯坦间谍将哈米德会见拉巴尼总统的事情禀报塔利班，他已经成了他们的目标，如果回到巴基斯坦，他就很可能会被跟踪。
虽然我们向塔利班做过保证不离开喀布尔，但我们依旧决定逃往巴达赫尚省。曾经签署过担保书的好邻居也支持我们的决定，劝我们还有机会逃的时候赶紧离开。
马苏德和拉巴尼总统的军队仍然在北部边远地带安营扎寨，与塔利班对抗。即使是强大的苏联军队也没能击败巴达赫尚省的游击队，因此我们认为那里才是真正能够远离塔利班的安全地带，但我们也明白这样的旅途险象环生。
哈米德的医生给他开了6个月的药量，我们带上药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走过崎岖的道路，蜿蜒的山道，就算塔利班的危险忽略不计，这也将是一次艰难的旅行。哈米德重病缠身，我有孕在身，让我们的这次旅途更加危险。之所以非这么做不可是因为我们想孤注一掷，此外别无他法。这个曾经被我视作天堂的安全城市如今成了个监狱，被一帮残酷成性的狱卒主宰着。
为了这次出门，我收拾一些行李，大多数是结婚时收到的礼品和一些家人留下的纪念物。我想在箱子底下藏一些母亲的珍贵照片以及被害的穆基姆的遗照，可转念一想，万一塔利班发现了这些照片，它们一定会被破坏殆尽，我不敢冒这个险。
赫蒂彻决定和孩子们留在喀布尔。我再三请求她跟我们一起走，但她就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她忠于死去的丈夫，也就是哈米德的哥哥——她要留下来将孩子抚养成人。我们已经成了亲密的好朋友，真舍不得丢下她一人，但我尊重她的决定。
要是我觉得还有一丝塔利班不来骚扰的可能，我或许会留下。但是，哈米德和我的时间不多了。迟早某一刻，塔利班的某个长官复查他们羁押过的人员名单，只要有一丝的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再次派一些狂热的年轻人来拘捕哈米德。他们的态度应该就是，“他肯定犯了什么错。我们拘捕他，施加酷刑，他就什么都招了”。很显然，如果你折磨一个人时间够长，他就什么都招了。如果不招，按照塔利班的逻辑，这些所谓的罪犯一定是在保守某一可怕的秘密。
普通人即使犯了芝麻大小的所谓的过错也要被囚禁。在狱中的时候，哈米德曾经和一些出租车司机交谈，他们都是因为载了没人陪伴的女乘客而被捕的。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司机会被关进监狱，可女乘客因为“引诱”司机，情况会更糟糕。塔利班的规定以及行动常常跟手里有枪的人一样随心所欲，反复无常。这就造成了一副人人自危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还是待在家里比较安全，出门的话一不小心就违法了。
这样的局面既恐怖又叫人气愤——他们以为自己在统治国家，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糟蹋我们的国家，而且，还给所有的行为披上伊斯兰教的外衣，为平息民愤发明了一个万能的工具。你不喜欢我们对待妇女的方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想听音乐？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不赞同我们的司法制度？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你说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曲解《古兰经》？那你就不是伊斯兰教徒。这些文盲总是从二维角度看世界，就像回到了中世纪，而他们也正准备把我们这个国家引导到中世纪去。正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深深伤透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才要逃离喀布尔。
一天早晨，远处的山头刚刚亮，我们就走上街，悄悄离开了这座城市。出租车每颠一下，弹簧就发出吱的一声。我们计划先往东开，沿着喀布尔河走到苏罗比。塔利班的影响范围也就到喀布尔以北几百公里处为止，超出这一范围，塔利班就靠近不了。想要到达马苏德的势力范围，我们还需要穿越火线。这条线必须不会让我们有丧命之险，还不能引起塔利班的注意，否则就要被他们当做间谍来看待。
苏罗比是一个山谷中的小镇，四面环湖。湖泊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向首都陆陆续续供应电力。从喀布尔到这个小镇的路途并不遥远，开车才27公里。不过，由于山谷是内战的重灾区，道路凶险得可怕（即使最能吃苦的阿富汗旅行者也会有此感受），到处是凹坑和弹坑。这就意味着车子大多数时候是后车贴着前车屁股，只能以步行的速度前进。在石子路另一侧的地底下埋了一个个的地雷，过去20年间，整个阿富汗地底下埋了1000多万个地雷。直到今天还有人被这一邪恶的武器炸死或是致残，而大多数受害者是儿童。
车子开不好或者开得太累的司机偶尔会偏离路中央，有时倒也能幸免于难，但在其他时候，车子往往被炸得粉碎，腾起一团灰云和烧得红红的金属片。最大的地雷是用于摧毁60吨重的坦克的，所以，开着一辆900千克的轿车驶过这样的地雷阵就像一朵蒲公英在一台开着的喷气式发动机前。最悲惨的情景要数卖力的公交车司机抄近路遇到这样的地雷，很不幸，司机在这种情况下往往是第一个被炸死的。爆炸中，车轮被炸飞，整个车头被炸毁。惊恐万状、魂飞魄散的幸存者也将面临两难抉择：爆炸的火焰越来越烈，到底是在滚烫的车子的残骸中死去呢，还是跳出毁坏的车窗，在地雷阵中赌运气。通常只有一个选择，而这样的生死赌注并非人人都能赢。
去往苏罗比需要经过首都之外灰尘满天飞的平原和巴格拉米空军基地。如今，巴格拉米依然是美国在阿富汗的主要军事基地，当年它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军事设施，曾被苏联当做空军指挥中心。
广袤的峡谷风光很快变成了陡峭多岩的险山，路也在狭窄的峡谷中绕来绕去。到了苏罗比，我们的车子直接往北驶向塔哈布。这段路更糟糕，该地区在喀布尔东北方向，距离喀布尔市区不过150公里，但却是当时游击队和苏联军战斗最激烈的地方。道路遭到游击队的狂轰滥炸，被炸毁了其中的一部分，以阻止苏联红军前进。到达塔哈布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许多简陋泥土房如今已经成了废墟，而许多人就住在瓦砾堆里，只要还有一处没倒，人们就随便安一个家。
哈米德和我非常担忧。到目前为止，经过塔利班的哨卡还没遇到任何问题。我们的下一站只会更加艰难，塔哈布是塔利班在这片山区里的前沿阵地，到处都是军事设施和弹药库，里面装满了供给坦克和卡车的燃油，步枪、火炮、迫击炮、火箭炮所需的弹药。面容疲惫、胡子拉碴的年轻士兵站着放哨，越接近哨卡，车子就越多，排成一支长长的队伍。哈米德和我绷紧了神经：逃亡能否成功就在这一站。我们担心哈米德的名字出现在塔利班的监控名单上，而他现在既然在这里现身，也一定会被他们抓捕回去。
车队长龙渐渐往前爬行，我看见许多紧张的男人和穿着蒙面长袍的妻子被命令下车打开行李让哨兵检查。狂热的年轻士兵头缠黑色头巾，用步枪翻看箱子和行李包中的物件，将打包得整整齐齐的衣服和珍贵的个人物品抛在地上。有一个士兵突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激动地叫了出来，手里高举着一卷录影带，俨然一副拿着战利品的姿态，那是违禁物品。一名女子朝这盘盒式录影带扑过去，而那个塔利布则把它拿到一边。那女子穿着蒙面长袍，但可以看得出还很年轻。我猜她刚结婚不久。遭到这样的不公平待遇，她又生气又气馁，而同时她也担心，自己的抗议只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她的丈夫站在身后几步开外的地方，嘴里咕哝着要她停下。他并没有上前阻止妻子，因为他知道她这样做完全符合情理，而他既不能反抗塔利布，也不能被人看到对自己的妻子无动于衷。
持枪的那个塔利布用力推了下女人的胸部，在她乳防的轮廓下停留许久，乳防在蒙面长袍底下若隐若现。她一下子怔住了，性骚扰让她怒不可遏，于是就朝那个塔利布冲撞过去。他淫笑着，又摸了她一下，还用肩膀去撞她的下巴，将她撞倒在地。她愣愣地躺了一会儿，接着双手撑地，膝盖触地，爬了起来，可那个塔利布却将录影带扔到她身前，用脚跟践踏，将其踩得粉碎。那女子没说一个字，只是抬起头，好看清他狰狞的面目。他弯下腰，朝她奸笑，又一把抓起散落的录影带，一边往后退，一边让塑料碎片从指间滑落，看她有什么反应。接着，他转过脸朝着一棵树，将剩下的录影带碎片扔到了树枝上，带子缠住了树枝。那女人头往前倒，啜泣个不停。这时，她丈夫过去，弯腰将她拉了起来。塔利布那双黑色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色，很显然，他为自己所谓的道德胜利高兴不已。树枝上挂满了类似的带子，在午间的阳光下闪烁，这样的游戏他们肯定是经常玩的。
这时我也想起了留在家里的照片，暗自庆幸当初没带上它们。我赶忙开始从车上卸行李，哈米德悄悄问其他人哪里可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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