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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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租到马匹和向导。我们计划穿过狭窄的山道，从西南方向前往贾布尔萨拉热，这个地方还不在塔利班的统治之下。我们打算从西边兜个圈子，翻过群山，绕过火线。这样就不用直接往北，虽然那条路线更直接，但也最危险。
我们担心塔利布会拿走护照，撕得粉碎。等轮到我们过哨卡，荷枪实弹的士兵并没有多加注意。他们的同伙跟那女子玩的“游戏”似乎使他们心情大好，匆匆检查完我们的行李之后，就给我们放行了。排在我们后面不远处的一个女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很显然，她来自北部省份，因为她缠的是白色头巾，典型的阿富汗北部地区风俗。塔利布就因为她穿了这样的衣服，用棍子和鞭子狠狠抽打她。
我本来并不怎么想骑马，但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之后，恨不得马上摆脱这些可恶的没有人性的家伙，尽快到达远处相对安全的山中。哈米德好不容易租了一匹马，我真担心怀孕7个月的自己还能否上得了马背。在哈米德的帮助和我强烈的逃生本能之下，我顺利地上去了。哈米德在一旁走着，要甩掉塔利班了，可我感到怪怪的，我的生活仿佛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行世界。哈米德和我这样的一对年轻夫妻就是我心目中未来的阿富汗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妻子，胸怀大志，有一个同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丈夫，温文尔雅、才华超群、柔情蜜意。而在现实中，我却穿着蒙面长袍，骑在马背，留着长发、胡子拉碴的丈夫牵着马，带着我翻山越岭。这样的塔利班思想禁锢着我的祖国，仿佛要将其带回到中世纪。
但是，即便怀着恐惧，我依然有着强烈的乐观精神。塔利班并不代表着我所了解和热爱的阿富汗人民的精神。他们已经偏离了正道，是一场疾病，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和疾苦，这场病久久没能痊愈。翻过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溪流，通过一条条窄道，我的压抑感渐渐退去。每迈过小心翼翼的一步，我仿佛就轻松了许多，最后，经过几个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抵达北方盟军的前线。
到达之后，并没有什么隆重的欢迎仪式。到了便是到了，那地方是个小镇，人们像往常一样各忙各的。我们的向导仿佛转身对我们说：“看，我们到了。”我们又叫了一辆轿车，载我们去贾布尔萨拉热。车子只开了几个小时就到达了目的地，但真的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市场一片繁华，顾客比肩继踵。女人来来往往，跟男人随意交谈，根本没有塔利班那一套严格的监督体系，餐馆里的顾客爆满。哈米德和我住进了一家宾馆，这在喀布尔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在这里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站在宾馆的门厅里，我想起了去年发生的一系列大事。塔利班高压政策下的生活大大改变了我，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改变的。我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我，自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每天的担惊受怕耗尽了我的体力。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就像一个温顺的塔利班妻子，而在过去，我一定忙着登记入住，查看房间，确保行李工搬进了所有的行李包。现在的我很被动，只会等着丈夫安排好一切。想到自己竟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伤悲。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这是母亲生前一谈起我的童年就赞不绝口的优点。塔利班将那么一个自信、有决心的女孩变成了一个弱小、冷漠、胆怯、疲惫的女人，一个生活在蒙面长袍底下，将自己隐身的女人。
我竟然不敢上前跟宾馆老板讲话，而他正挥着双手欢迎我们入住。我对男人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觉得他们残忍，不值得信任，只会伺机剥削、利用女人，而我发生这样的转变竟然是打着伊斯兰教的名义完成的——尽管这样的伊斯兰教不是我所认识的教派。对两性的这种看法源自我内心的恐惧和怀疑，而不是出于我一直以来所相信的尊重。
我母亲生活在一个更保守的年代，但是她却拥有自由和权利，到了我这个时代，这两样东西居然都被剥夺了，生活在塔利班铁蹄之下的千千万万其他妇女也被剥夺了。母亲想什么时候回去见家人就什么时候去，父亲不在家，她还承担起管理家庭事务的重任，负责将他的奶牛赶到高山上的牧场放牧。是的，父亲打过母亲，如今看来，这是不对的，但在那个时代却是农村文化中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除了这一点，我知道父亲是完全尊重她的。塔利班对女人也是很暴力，但根本没有尊重可言。
我们上楼到房间去。房间是典型的阿富汗客房：空间不大，地板上铺了垫子。我那天的心情有点怪，脱离塔利班魔掌之后的自由心情勾起了内心深处长久以来压抑的情绪。哈米德心情很好，像个小孩似的在小房间里蹦来蹦去。我本来还以为在监狱的时候，冰冷的寒夜里，他的稚气早就被榨干了呢。他的热情极具感染力，后来连我也都放松了起来。我摘掉蒙面长袍，扔到房间的角落，一起被抛掉的还有我的烦恼。看着皱巴巴、脏兮兮的蒙面长袍堆到一边，我真想跳上去，将其踩进地板里去。
“戴上围巾吧，亲爱的，”哈米德说，“我们出去走走。”听到这话，我感到无比的陌生，就像是他在怂恿我顽皮捣蛋，仿佛我们是调皮的孩子，在策划某些被禁止做的事。
也正是在这时我感到一阵狂喜。我可以那么做，我真的可以戴着围巾出去，像一对正常夫妻那样上街。我只需遮住头发，不用遮住脸。因为怀孕，我的肚子很大了，但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天我高兴得双脚几乎不着地，蹦蹦跳跳像个十几岁的少女。
拂面的微风有如自由之吻。围巾遮住了所有的头发，衣服也中规中矩，完全符合伊斯兰教义，但是，没有了蒙面长袍，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赤身裸体，非常不自然。我开始反思塔利班对伊斯兰教义的戕害是多么严重，这些人以真主安拉的名义行事，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尊重这位神。他们非但不遵循《古兰经》的圣训，还将自己凌驾于圣训之上，以为他们自己才是道德审判官，可以断定孰是孰非，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他们绑架了伊斯兰教，腐蚀了伊斯兰教，使其沦为满足他们私欲的工具。
第二天上午，我们乘坐公交车前往波勒霍姆里，即巴格兰省的首府。阿富汗公交车上的秩序非常混乱，哈米德和我爬上车后，等待其他乘客向亲戚朋友做最后的告别，或是与司机理论，或是往本已装载过度的车顶塞一件行李。车外，有一名街头小贩在兜售当地奶酪特产，那也是许多阿富汗人最喜欢的野炊菜品。和大多数孕妇一样，我也很喜欢吃这种奶酪，于是就让哈米德去买。他真是个好丈夫，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等他买回来后，车子刚好启动。他气喘吁吁，手里拿着一小块白色奶酪。我尝了尝，味道很淡，有嚼劲，与莫泽雷勒干酪无异。但是，很有骑士风度的他匆匆忙忙冲出去给妻子买奶酪的时候，竟然忘了买葡萄干——通常，这种奶酪配上葡萄干才能带出味儿来。尽管我并不是不感激，但多少有些失望。车子快要开了，根本没时间回去再买。我正要决定将就着吃的时候，被车窗上的一阵敲打吓住了。我转过脸，以为这一定是塔利班来威胁乘客了。但是，出乎意料的是，我遇上了一双慈祥的眼睛，是那个卖奶酪的老人。
“给你，妹子，”说完他便递给我一个小塑料袋，“你丈夫忘了买葡萄干。”换成是塔利班，我们早就被当成罪犯，而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客气、礼貌和尊重。这是人类最普通的一个善举，不多不少，但它就是令人出乎意料地感动，我的双眼不禁流出了眼泪。
经历了这件事，我心情也好了许多，欣赏起了沿途的风景。山峰开始褪去雪夹克，斜坡上新长出了草儿和花儿。此情此景，让我看到了阿富汗的希望。无论塔利班是多么冷酷无情，我坚信，总有一天，它也会像雪一样融化。
在波勒霍姆里，我们投宿哈米德姑妈家。姑妈姑父曾经来我家商谈哈米德跟我的婚事，我非常喜欢他们。当然，我也清醒地知道，做个他们心目中满意的媳妇不容易。邻居们都知道哈米德家给了我两万美元的彩礼，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他们一定很想见见我，看看我值不值这个价。于我，这是个很高的期望，毕竟，几个月来我承受了不知多少压力，又奔波了好几个星期，再过几个星期就要生孩子，我不禁觉得很难达到他们的期望。
哈米德的姑妈人很好，她完全理解我的感受，还准备让我好好沐浴。所谓的沐浴，就是将一桶水放到火上烧热，然后拿来洗澡。经历了一番舟车劳顿之后，你筋疲力尽，汗水灰尘满身，这时，你用搪瓷瓢从一个盛得满满的水桶内舀出一瓢瓢烧得热乎乎的雪水，淋到头上来，那种感觉和在五星级酒店做豪华水疗的享受没差别！一瓢瓢的热水浇下来，冲走了我长期以来在塔利班统治之下的压力、焦虑和污秽。几天之前，刚离开喀布尔的时候，他们甚至把我看得连狗都不如。此刻，每一瓢水下来，我仿佛渐渐恢复了人性，也捡回了自我价值，现在我唯一担心的是邻居怎么看我。细心敏感的我也发现，塔利班的高压统治反而让我内心坚强了许多，而这一点也是我刚刚才意识到的。我不再是之前那个年轻天真的新娘，而是经受过激进主义暴政的妻子、跋涉过千山万水的孕妇、充满理想和希望的女人，终于在脚下发现了成熟的土壤。
然而，当我一出来，看到他们脸上的那副神情就知道，他们觉得哈米德的那两万美元花得真不值。他们甚至懒得掩饰弯起的眉毛和撅起的嘴唇，我还能想象得到他们回到自己家之后会说怎么我。
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哈米德笑了。他轻轻地吻了吻我的前额，叫我不要在意他们说什么想什么。我们拥有彼此，这才是最重要的。
休息一晚之后，我们接着赶路往北方走。到了塔拉坎，我们不得不租一辆吉普车，因为冬雪化水之后形成洪水，冲毁了我们的下一站必经之路——启山的部分道路。从那里开始，我们要改乘货车回到巴达赫尚省的首府法扎巴德，这不是我所希望听到的消息。坐货车在阿富汗是最基本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库奇族人（阿富汗的一支游牧民族）的专利。我让哈米德去找轿车，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看到货车之后我真的一点儿都不想上去。再怎么说，我也是出身高贵，受过教育的都市女性，而那辆货车通常是用来载山羊的。那一天，车上堆满了一袋袋的大米。如果坐这辆车逃离喀布尔，我是一百个愿意，但此刻我已逃离他们的魔掌，自信心也开始恢复了，真的放不下这个面子。哈米德给我下了最后通牒：这是最后一辆开往法扎巴德的车子，如果再不走，就要滞留在启山。我没得选择，只能放下自尊，上了车。蒙面长袍我也穿了，为的是保暖，还可以挡灰尘。尽管有了这个做掩护，在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我还是把头低下来，靠近大腿，生怕遇到熟人认出我。我偶尔抬头看看风景，可是搭乘山羊货车担心被人看到的羞愧心理始终挥之不去，所以又赶紧把头低下来。
路，陡峭崎岖得出奇。就在我们往最危险的一段路卡拉克马爬坡的时候，车子突然失去了动力，停了下来。由于在下坡路段刹车过于频繁，刹车片发热，失灵了。这时货车开始倒退，往身后的河流倒去，我不得不抬起头来观望，我们的车子越来越快的，朝湍急的雪水洪流滑去。这时，我脑子里闪过一幅画面：冰冷的雪水浸透蒙面长袍，很快将我拽入急流，撞上岩石。
我吓得闭上了双眼，手指深深插入米袋子，以求保护。货车的轮胎向后滑，想往前爬上光滑的石子路面，却怎么也抓不上力，车上的乘客和司机随着车子蹦跳摇晃，发出阵阵尖叫。突然，车子在离岸边几米远的地方停住了。我转过头去看哈米德，他的手被我攥得快要残废了。我们相视而笑，终于舒了一口气。司机按下喇叭，仿佛是在庆祝，乘客们欢呼“荣耀归给真主”。从货车下来之后，我双膝发软，但高兴的是又可以走路了，经历了生死边缘之后，什么尴尬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刹车出问题，再加上天色也暗了下来，所以车子哪里都不去了。因为快到法扎巴德，我再也不想回到货车上去，而是沿着河边的石头走来走去，尽情地欣赏着风景。我已经逃离了塔利班的统治，不再有遭鞭打的威胁，也不用担心哈米德遭到迫害，如果我愿意，也可以不用穿蒙面长袍。那一晚，我们就在货车上过夜。我也不再担心被熟人看到，明天就可以到达法扎巴德。我在故乡的夜空下安然睡着了。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还是个农村小姑娘的时候，我渴望能够上学。那时我觉得自己脏兮兮的，不讲卫生。衣服也不多，脚穿的总是惠灵顿长靴，围着的红色大围巾，老是拖在地上，鼻子里还挂着鼻涕。
现在，看到你们姐妹俩穿着时尚衣服，梳着时髦发型，我真的很开心。你们是在首都喀布尔长大的，是地地道道的城市女孩。如果你们看到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一定会吓一跳。
我知道，在那段我带你们回到巴达赫尚省住的日子里，你们觉得很难适应，因为村里的孩子们和你们大不相同。
但是，女儿们呀，我不想让你们成为势利小人，或者说看不起别人的人。我们来自穷苦的乡下地方，比这些衣衫褴褛的孩子们好不到哪里去。万一哪天形势不好，你们俩都有可能回到那里过穷苦日子呢。
请记住，如果你们需要回家，你们的家乡将永远张开双臂随时欢迎你们回去。
挚爱你们的妈妈






























两个女儿诞生
1998~2001年
哈米德和我很快在法扎巴德安顿下来。能和家人亲戚团聚，我无比高兴。我同父异母的姐妹们，全部嫁给了当地人，都留在了本省，许多同父异母的兄弟也都留下来躲避战争。多少年没见面了，如今再次相逢，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的姐妹甚至都不知道我已经结婚怀孕了。
法扎巴德再次成了我的避难所，就像童年的时候一样。当时，为躲避游击队员，我也是到这里逃难。我几乎都快忘了这是个漂亮迷人的城市：海拔高，空气清新，一条碧绿的河流从城中贯穿而过。这里还有古老的集市，商店里出售的商品应有尽有。
我们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哈米德可以继续开展金融业务，他还在大学里兼职。我也可以好好休整，等待生产。和许多初为人母的女人一样，我也很紧张，不知道生孩子的时候会怎么样，只知道很痛。法扎巴德的医院卫生条件很差劲，所以我宁愿在家里生，也不愿意躺在肮脏的公共病房里，病床外形怪怪的，铺的垫子薄如纸片。
我的第一个女儿于1998年7月8日出生。那天我应邀到哈米德的一个亲戚家吃午饭，到了那里后，整个人非常不舒服，食物碰都没碰。下午3点钟，我回到家，到了晚上10点，小天使就诞生了。
生产过程短暂而艰难。接生的是一个女性医生朋友，没有给我采取任何止疼措施。在我们的文化里，大家都希望女人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儿子，可我并不在意婴儿的性别，只要健康就好。婴儿生下来之后，先被送去洗身子，穿上襁褓。没有人告诉我孩子的性别是男是女。
接着，哈米德被允许进入产房。在伊斯兰教社会里，男人通常不能出现在接生现场。他来到床边，抚摸着我的头发，擦去我前额的汗水，轻声说：“是个女儿，我们有女儿啦。”他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