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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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肯定要失业。
就在马苏德将军访问欧洲的时候，大量的外国代表团来巴达赫尚省会见拉巴尼。他刚从巴基斯坦回国，驻扎在法扎巴德。很明显，联合国正在积极活动，试图让塔利班和拉巴尼政府达成和解，并签订一些协议。
2001年9月9日，秋日的阿富汗晴空朗照。我坐上一辆联合国专车，前往一个国内流离失所人员帐篷，看望孩子们的活动情况。这些孩子们的生活真的十分悲惨，住的帐篷里没有卫生设施，尽管如此他们却没有失去乐观精神，总能保持微笑。但我抵达的时候，他们却哭得泪流满面。一个年轻人告诉我真相。原来，新闻报道说马苏德遇害了。这个噩耗不啻一个晴天霹雳，我一阵眩晕，双膝软了下来。就像当年我听到母亲的死讯一样，又像天空上的一颗巨星陨落。阿富汗的英雄不会就这么死了，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我们从英国广播电台里听到更多的详细内容。形势依旧混乱，到底马苏德将军死了还是严重受伤，这还不是很清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月份里，事件渐渐明晰起来。原来，两个阿拉伯极端主义分子假装是电视台的记者去采访一向做事谨慎的马苏德，采访过程中，他们引爆了藏在镜头里的炸弹。其中一个当场被炸死，另一个在逃跑过程中被马苏德的部下射死。在爆炸中，马苏德严重受伤，在被直升机送往医院的途中不幸逝世。法国巴黎警方和比利时警方之后拘捕审判了一系列与基地组织有关的北非男子，因为他们向杀手提供了伪造的证件和背景资料。由此可见，奥萨马　·　本　·　拉登早就准确地估计到，两天后他的恐怖网络向美国发起那场臭名昭著的袭击后，美国政府一定会求助于马苏德，让他协助抓捕自己。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北方盟军真的加入打击基地组织的行列，只是缺少了一个伟大的指挥官。
马苏德逝世的那天跟肯尼迪总统遇害那天的情景很相似。那一代的美国人经常说他们还记得听到总统遇害消息时的场景，对阿富汗人来说也是如此，就连当时才三岁的莎哈扎德也记得马苏德遇害那天的情景。
对许多人来说，马苏德是游击队的英雄，带领阿富汗人民赶走了入侵的苏联军队。他是一名娴熟的战略家，也是一名战无不胜的士兵。辉煌的战绩为他赢得了“潘杰希尔之狮”的美誉，但是，对许多饱尝战乱之苦的年轻一代人来说，包括我自己，他是在反抗塔利班的统治之后才成为英雄的。他是为数不多的公开反对极端主义危险的领袖之一，曾多次提醒人们引起注意。他还向全世界警告恐怖主义威胁，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直到今天，我依然不能理解为什么西方国家不理会他提出的伊斯兰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他曾经警告世界上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不把恐怖主义扼杀在阿富汗，那么下一步他们就会跨越边境，来到他国。他曾试着解释说自己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塔利班所宣扬的伊斯兰不是他所赞同的，也不能代表阿富汗的历史和文化。马苏德有五个孩子，四女一子，所有的女儿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还曾多次提及，他想以自己家的例子证明伊斯兰教并不阻止女性接受教育或从事工作。他深知，塔利班的所作所为是在给伊斯兰教抹黑，所以他要纠正这一点。
他对我的鼓舞至深，他的事迹教会了我：自由不是神所赐的，乃是需要人们努力去争取的。
他的逝世让我觉得阿富汗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48小时之后，马苏德关于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警告变成了赤裸裸的现实。纽约世贸中心双塔和弗吉尼亚州的五角大楼遭到三架飞机的撞击，每架飞机均被无名恐怖分子劫持，还有一架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田野里坠毁，40名乘客和全体机组人员以及4名劫机犯全部遇难，而那天因为基地组织而遇难的总人数将近3000人。
全世界的人们没有及时听取警告，白白断送了那么多可怜人的生命。
而更多的无辜生命（大多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在之后所谓的反恐战争中丧生。
　　　











亲爱的舒拉和莎哈扎德：
世界上那么多人对阿富汗和文化有负面的看法，这叫我大为伤心。许多人认为阿富汗人不是恐怖分子就是宗教激进主义者。
他们之所以如此认为，是因为我们的国家经常成为世界战略性斗争的战场——能源争夺战、冷战、反恐战争。
但是，我们的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开明的思想和辉煌的文化。在这片国土上，我们的勇士修建了伟大的尖塔建筑，树立了宏伟的丰碑。这片国土甚至还张开双臂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有些教派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标志性建筑，例如巴米扬大佛。
在这片大地上，高山连绵不绝，天空一望无际，到处是碧绿的森林，蔚蓝的湖泊。在这里，人们热情好客，这是一个极其讲究荣誉、信念、传统、责任的国度。亲爱的女儿们，这是一个你们应该为之自豪的国度。
千万不要无视你们的传统，也不要为之道歉。你们是阿富汗人，请你们以此为骄傲。你们要以在世界面前恢复阿富汗的自豪感为己任。
这是我希望你们完成的一个伟大使命。完成了这个使命，你们的子子孙孙都将因此而感激你们。
挚爱你们的妈妈



























走出黑暗
2001年
2001年9月11日，我正坐在书桌旁，突然一个同事跑进来，手里拿着收音机。听到双塔遭到袭击，我们无比震惊。
一想到那么多人被困在其中，我顿时泪流满面。阿富汗没有摩天大楼，我也从来没见过直入云霄的建筑物，只能凭想象去感受人们被困在熊熊燃烧的大楼里的恐怖场面。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强烈感受到阿富汗与世界另一端的密切关系。对我来说，整件事就像一块拼板玩具，是多年拼凑的结果。这一次，就像某人在某个地方放下了最后一块拼板。于是，整个世界都震惊了。
面对惨痛的现实，我想，现在世界各国的领导人至少知道马苏德当初的警告是正确的了吧？我没料到的是世人对此事的反应如此迅速。或许有些阿富汗人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我个人认为，美国确实应该派出地面部队清剿塔利班。
工作的时候，邮件如潮水般涌来，警告在阿富汗工作的外国联合国职员离开阿富汗，所有当地职员待在主要办公室，不要在国内旅行。我的上司来自另外一个省份，他已经回去和家人团聚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处理办公室事务。
那是一段相当艰难的时期，因为我们正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免疫接种工作，还准备发放新学期的教科书。整整两个月，只有我们办公室坚持给孩子种疫苗，坚持开放学校。这时，我依旧是阿富汗唯一的一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女性工作人员。
美国立即着手调查9　·　11事件的元凶，并很快锁定劫机犯，追查到恐怖活动与基地组织有关。华盛顿方面要求塔利班政府立马交出本　·　拉登，但遭到了拒绝。
2001年10月7日，世贸中心遇袭不满一个月，美国发起了“持久自由行动”，美国和英国的战机及巡航导弹开始在阿富汗大地上打击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目标。与此同时，北方盟军因为有了空中优势，开始往南朝喀布尔方向推进，但遗憾的是，他们最重要的将军已经不在了。
西方国家希望迅速利落地除掉塔利班，击毙或者活捉本　·　拉登及其副手艾曼　·　扎瓦赫里。
计划很简单：美英空军迅速摧毁塔利班军事力量，用新型炸弹炸平整座山，将基地战士消灭在藏身的山洞里。在普通群众的眼里，北方盟军和其他主要军事力量，当然主要是北部地区的力量，能将漏网之鱼消灭殆尽。
但有一些人对清剿工作的热情过了头。我们经常听到对塔利班分子施行的暴行，诸如囚犯被活活烧死之类的新闻。在一些塔利班统治的村庄里，人们突然变得勇敢起来，开始朝他们扔石头，迫使他们离开。
我知道，并非所有的塔利班都是坏蛋，一些低级官员就是为了生存才不得不给塔利班卖命。我不是曾经也得到过他们的帮助吗？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塔利布邻居根本不认识我，却帮我将哈米德从狱中救出来；还有一个新婚不久的塔利布，是瓦尔达克人，为了能让哈米德在家过夜，毅然决定违背上司的命令。令我感到悲哀的是，这样的塔利布竟然也被杀死，但我也欣喜地看到塔利班的非法政权被摧毁，阿富汗历史上的黑暗时期马上就要走到尽头。
我并不介意美国和其他国家主导这场战争。许多阿富汗人不喜欢非穆斯林的帮助，认为他们是异教徒。我倒不这么觉得。相反，我从来就没认为塔利班是真正的阿富汗人，他们一直受到外国的控制。我记得，在喀布尔的时候，曾亲眼目睹维齐尔阿克巴卡恩社区被塔利班的客人——阿拉伯人、车臣人和巴基斯坦人夺走。听到这些人的口音，看到他们的妻子载着黑色遮蔽面纱，我觉得喀布尔不再是阿富汗人的天下，却俨然成了一个阿拉伯城市，正如沙特的利雅得和卡塔尔的多哈。
塔利班最严重的暴行也与外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塔利班攻打喀布尔北部一个叫舒马里平原的地方时，手段如此残暴以至于那片土地后来被称为“燃烧的平原”。在一场战斗中，他们杀害了成千上万的男人，接着故意烧毁所有的树木和庄稼，烧不掉的就用推土机推平，埋在地下。这明显就是不给该地区的人留任何生存机会。烧毁庄稼和将其他夷为平地的手段在我看来与其说是阿富汗人的手段，倒不如说是阿拉伯国家惯用的手段，而且塔利班根本不会聪明到凭他们自己能想出这么毒辣的手段。烧毁一切之后，他们还挨家挨户强迫所有年轻女子和妇女出来。人们最后一次看到这些女人的时候，她们当时正被赶到卡车和轿车上去。当地人怀疑她们被运送到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当妓女，有些被阿拉伯士兵强占为妻。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猜测是否真实，但类似的事情我见得实在太多了，不相信也不行。
所以，当看到非阿富汗军事力量参与到打击塔利班的行动中来，我心里对他们表示感激，也非常高兴塔利班终于不能再统治我亲爱的祖国了，阿富汗的省份一个接一个地脱离塔利班的统治。托拉博拉曾经被认为是本　·　拉登的藏身地，那里的战斗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但突然就停了，塔利班也不见了。
折磨我丈夫，破坏我的幸福婚姻的士兵渐渐失势，而哈米德在与病魔的斗争中也节节败退。
身为阿富汗唯一一名联合国女性职员，我常常成为人们好奇的对象。记者不断地到我办公室里来，想从我这里套取素材。由于现在是我独自一人在负责办公室的运转，很难腾得出时间。我们当时正在发起了一项重返校园运动，让那些因为战争或者塔利班的统治而错过教育机会，却又过了上学年龄的成千上万个男孩女孩重新回到校园学习。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其他几个机构合作，给孩子们提供临时帐篷学校、文具和书本。这项工作很辛苦，但是，能保障这些孩子们接受教育对我来说便是莫大的回报。
除了这项运动之外，我还动员工作人员在全省范围内进行骨髓灰质炎疫苗接种，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我常常忙到晚上，这影响了我的家庭生活。哈米德重病缠身，正需要我。我也想多陪陪他，可我也想为国家做这项重要的工作。通常，哈米德很支持，无论我工作到多晚都不介意，但现在，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对我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有些成见。我也是左右为难，徒增不少压力。
有时候，我真的是从一个会议跑去参加另一个会议，连饭都来不及吃。我仍然穿着蒙面长袍，即便会见外国官员和援助人员也是如此。有一天，省长建议我把蒙面长袍拿掉。他说，这些人需要看我的表情，以便于交流，这之后我就不再穿蒙面长袍工作。
那段时期工作很辛苦，但收获也很大，尤其是我的领导能力和贯彻执行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取得了当地和国际方面的同事的信任后，我也被赋予更大的责任，得到了更多的信任。我知道自己没有选错职业。
塔利班倒台后的那几个星期和月份里，阿富汗完全变了副模样。喀布尔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乐观的情绪，你几乎都能明显地感觉出来。一夜之间，成百上千的难民回到家乡。过去几年里，在不同时间点——包括苏联入侵时期、残暴的内战时期，以及苛刻的塔利班统治时期，相继逃难在外的阿富汗人都觉得阿富汗安全了，于是也就都回来了。在海外的阿富汗投资商发了财之后也纷纷回国创办了新的企业、开设旅馆、办起银行，甚至还修建了高尔夫球场和滑雪场。
当然，阿富汗的经济还没复苏，大多数人的生活还处于悲惨的贫穷境地。在所有的大城市中，基本的能源供应，比如电力供应，均遭到了破坏，而且还很少有人能喝得上净水，用得上卫生设施。许多回国的人们发现家被毁，房子被别人占据。在国家回归正常的过程中，失业人员到处都是，食品短缺也相当严重。总体上国家还是一片混乱，然而，这是长期以来第一次在混乱的形势下出现了一股乐观情绪。
联合国办事处迅速扩大，全球各地的资金不断涌来，工作人员马不停蹄地把这些资金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需要去陪陪哈米德，于是请了一个月的假，去了喀布尔。我打算重新注册去上喀布尔大学，以便继续医科学习。塔利班曾经禁止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我是被迫中断学业的。去注册的时候，我被告知，因为隔的时间太久，已经没法继续念了。但事实上，我失去这个重新就读的机会是因为我在面试过程中带上了舒拉。招生负责人很明确地告诉我说，他不赞成母亲出来上学。没被录取我很难过，但心里有了更重要的牵挂，哈米德现在几乎每隔一个小时就咯血。
我又带他去了巴基斯坦，还是找那个每月给他开500美元药物的医生。他说，由于哈米德没有持续用药，他的肺结核已经发展到用药无效的地步。连他都已经无力回天，于是建议我们去伊朗试一试那里的一项新疗法。我把钱交给哈米德，他就一个人去了，我回到了法扎巴德，继续做我的工作。哈米德在伊朗医院里住了四个月。此间，我们仅限于电话往来。每次通话，他听上去很乐观，而且他还说感觉好多了。
在法扎巴德，政府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对妇女来说，前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哈米德　·　卡尔扎伊担任临时总统，直到正式选举开始。曾经遭到塔利班迫害的人权活动分子如今公开出来为打造更好的社会而努力。当然，巴达赫尚省不再是政府驻地，中央的权利中心已经搬回到了喀布尔。我突然觉得自己被孤立了，在首都之外，视野也变得狭窄了。于是，我递交申请，顺利争取到了在首都的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妇女儿童保护工作干事的职位。幸运的是，基金会提供日托服务，我可以带上两个孩子去上班。
通常，跨市搬家这样的事情主要由男人负责。但是，哈米德尽管回到了家，身体还是很虚弱，不能外出，这个重任就落到了我身上。我准备带上哈米德和两个女儿搬到喀布尔，我哥哥贾迈勒沙哈的两个妻子及其子女也将搬过来跟我们住。我请了一个下午的假到集市安排一辆卡车将行李和家具运到喀布尔。几个司机看了看我，疑惑地问：“妹子，你丈夫呢？为什么不让他来办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