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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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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魔力，足以揭示人生意义，带动社会/政治改革，却少见有人质疑，遑论讨论。
梁实秋与老舍的针锋相对再一次戏剧化地呈现了中国现代文坛有关文学功能的论辩。梁实秋是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新人文主义”（neohumanism）的信徒，主张保持文学在传统意义上的自主性与自律性（16）。老舍强调的则是文以载道的功能论，这条路与五四文学的主流相去不远。梁实秋和老舍的理论虽然各有千秋，但他们仍然共有（不但彼此共有，也与前辈共有）同样的写实主义前提，即相信文学的高下取决于其所反映的事物的轻重。他们也有着同样的人文关怀，只是梁实秋鼓励作家描写广泛的人类情境，这情境包含了，却不只是，战争；老舍的目标却是凸显战争这个当下的题材，并由此扩及人类情境。若不是还有不相干的政治因素掺杂其中，这场论辩其实很容易解决。说穿了，这不过是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写实主义辩证的延续。
这场论争的半个世纪后，我们从大量的抗日文学可以看出梁实秋的警告不无道理。要是他当年告诉大家，大多数作家所写的只是战争文学里极狭窄的一种形态，有力的作品并不一定非得声嘶力竭地直面战争才能表达其主题，他的说法也许比较容易为同行接受。至于老舍，他自己的战争小说中所出现的主题与实践的落差，其实成为自己理论的反证：他的爱国修辞越是堂而皇之，反而越泄漏他的爱国主义内里的破绽处处。
如果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老舍的战时小说虽然不乏爱国口号，却更表达出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作家情感的变化。与一九三〇年代晚期那种急切、紧张的风格相较，老舍一九四〇年代中期的小说如《四世同堂》就颇看出他变得深沉，甚至犬儒的印象。不过，如果说战争促使老舍记录新的经验，如放逐、饥饿、屠杀以及对骤然降临的虚无的恐惧，那么反过来说，他也在这些经验中投注了他一贯的主题思想。以往他对混乱与荒谬所持的暧昧态度、对社会不公的义愤、还有对侠义精神的频频回顾，反而因为历史情景使然，以更深刻的面貌出现。犹有甚者，老舍的满族背景更为他的爱国添上一层自我反讽，以最细微的方式对照他的民族主义热情。曾有批评家认为抗战解决了此前老舍小说所提出的社会或私人的冲突（17），这未免过于天真。事实上，战火其实照亮了老舍小说潜在的惶惑与执迷。
早在他第二部小说《赵子曰》中，老舍就已经处理过爱国这个主题。通过天真、好心肠的赵子曰的探险，老舍思考学生在五四前后的社会政治动荡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对国家命运的责任。无可讳言，在五四以及其后的爱国运动中学生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被举为政治改革的前哨以及社会的良心。老舍却质疑学生爱国主义的实质和成效。他在学生运动中看到一种纯粹、活力充沛的力量，足以推动本来不可能发生的社会、政治改革；但是同时他也感觉在爱国热诚与非理性的狂热之间、自我牺牲的召唤与自夸其德的机会之间，每每只有一线之隔。《赵子曰》里最好的例子就是学生的校园示威活动。学生对校长及老师不满，便发动一场“革命”，把校园变成了屠场：“校长室外一条扯断的麻绳，校长是捆起来打的，大门道五六只缎鞋，教员们是光着袜底逃跑的。公事房的门框上，三寸多长的一个洋钉子，钉着血已凝定的一只耳朵，那是服务二十多年老成持重的（罪案！）庶务员头上切下来的。校园温室的地上一片变成黑紫色的血，那是从一月挣十块钱的老园丁鼻子里倒出来的。”（18）
夏志清注意到，这样的场景让我们看到老舍对以高蹈的理想为名遂行不义的举动，有难以名状的愤恨。我则怀疑老舍的忧惧或许更深。他对暴力与非理性的生动记录使我们注意到他心中深藏的犹疑——他不仅对社会表里不一的现象不满，更对原本不该受到怀疑的理想命题，如爱国主义，也有所疑惑。老舍对他文本内外所泄露的不确定性，一定深感不安。是以他曾对《赵子曰》不能以更正面的方式描画现实，表示歉意，并归咎于他本人并未参加过学生爱国活动，所以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19）。反讽的是，老舍这部小说虽然未必是五四运动的第一手报道，但所提出的问题却反而是身在其中的作家所不愿或不能考虑到的。小说记录了一场光荣运动的黑暗面，揭露了爱国运动自我张扬的逻辑。与茅盾所描写的学生示威的场面相比，老舍的描写自有不同的视野，这也道出了一种极为不同的现实观。
正如本书前一章所提到的，《赵子曰》很难对爱国主义的手段与结果加以理性解释。赵子曰在恶棍欧阳天风与爱国者李景纯之间来回摆荡；小说到了中段，老舍已经很明白地显示，中国太腐败了，任何改革的尝试都不免被吸进腐败的大机器里去。要想救国，必须采取极端手段；李景纯的暗杀计划就是这类手段之一。在李景纯被处死之后，赵子曰继承了李景纯未完成的心愿，投入恐怖主义的活动。老舍本是煽情悲喜剧的老手，他夸张了赵子曰为国牺牲的行为，以制造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道德结局。然而，这个化悲愤为力量的结局所制造的问题却比它提供的答案要复杂得多。我们不禁要问，赵子曰是否能完成他的爱国目标，而不至于陷入个人英雄主义？而恐怖主义是否会带来恐慌与混乱，就像稍早的校园暴动一样？在道德考虑以外，我们也注意到老舍把爱国主义与恐怖主义拉上关系，正泄露了他自己与暴力和自毁的诱惑也暗通款曲——以一种非理性形式来处理一个原属理性的议题。这类问题将在老舍抗日期间的小说中一再出现。
老舍的另外两部小说，《二马》和《猫城记》，则呈现老舍爱国主义的另类辩证。在这两个例子里，中国都被置于千里之外或者被“陌生化”了，以至于读来像是“别的”国家。《二马》处理的是海外爱国主义的矛盾，《猫城记》强调全面爱国的盲点。当然，两者都从负面角度表现了老舍对中国的迷恋。《二马》是最早处理流亡海外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的现代小说之一，也是多年后风行的“海外中国人症候群”小说的先声。这部小说借马威父子的遭遇，写出海外中国人身陷爱国主义进退两难的矛盾：一方面缅怀故土，一方面有家不归；一方面情深意重，一方面牢骚满腹。老舍自己是过来人，他相信爱国之情不会因离开故土而消减，反而因为时空距离变得更为尖锐（20）。但老舍也明白，这种失了方向的爱国也常引发种种奇怪的情绪，从乡愁到仇外媚外，从莫名的罪恶感到莫名的优越感，不一而足。
准此，老舍对马威的“年轻爱国者的画像”做出反讽又不失同情的描绘。马威与祖国远隔千里，仍挣扎要以一己之力维护爱国热情。地理上的距离虽然使他难以对祖国当前的需要做出响应，却也加强了他与祖国之间的想象牵系。虽然真实的中国正一点一滴地退入他的记忆深处，但是马威的爱国情怀却越来越强烈。《二马》的爱国话语中有一个决定性的内化过程。就马威的心理变化来看，他爱的中国大可以是他自己形象的延伸，因而他的爱国也只是自恋的另一面罢了。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小说的结尾，马威会逃离英国，却又把自己放逐到法国。他爱中国，却只能远远地爱着。他之无法回到中国成为他的原罪，但他的罪恶感却也成为他爱国的先决条件。
这并不是说马威是个伪善之徒。前此我已经讨论过马威对中国不断“延宕”的爱，就像哈姆雷特情结一般。另一方面，马威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老舍自己爱国思考的对应面。老舍本人在完成《二马》后毅然离开伦敦返回中国。在现实中，他实现了他笔下的主角无法做到的事。不过，相对于老舍自己做下的爱国决定，马威的自我放逐仍然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自我放逐或许是懦弱的行为，但是至少可以让对失落母国的浪漫渴望得以维持。尤其如果必须回归的祖国是像猫城那样了无希望，那就更是如此了。
在《猫城记》里，老舍再次改变视角，从反面来处理爱国主义的问题。猫国虽然有悠久的文化与道德传承，却对爱国的概念所知无几。猫城人只顾爱自己，忽略国家的命运。当侵略者进入猫城时，居民不是逃跑就是立刻投降。但是两者都救不了他们的命。老舍的问题很简单：如果中国与猫国差可比拟，那么是否还值得我们去爱、去为她牺牲？但这是个一刀双刃的问题。如果国家已经很“可爱”我们才爱这个国，爱国未免太容易了；正是在国家处于危殆状况，一无是处，才是考验我们爱国真情的最佳时机。但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国家对人民的奉献毫无所感，对改进怀有敌意，那么我们对国家的爱大约免不了有一厢情愿之憾。
虽然老舍明白爱国绝不能在施与受之间精打细算，但是他仍然在意爱国的理性论述中的荒谬成分。所以在猫城代言人小蝎的例子里，我们看见一种矜持与放纵、悲剧精英主义与犬儒主义的奇异组合。小蝎代表猫国知识分子阶层，已经预见国家的命运，但仍然选择奋斗到最后一刻。通过她对国家酷烈的评语，我们得知猫国已经全无能力在现代世界中存活：
……我明白了一个猫国的衰亡的真因：有点聪明的想指导着人民去革命，而没有建设所必需的知识，于是因要解决政治经济问题而自己被问题给裹在旋风里；人民呢经过多少次革命，有了阶级意识而愚笨无知，只知道受了骗而一点办法没有。上下糊涂，一齐糊涂，这就是猫国的致命伤！带着这个伤的，就是有亡国之痛的刺激也不会使他们咬着牙立起来抵抗一下的。（21）
小说结束前，小蝎以自杀来完成牺牲自我的理想。可是我们要问：他是为国而死？为他从前嗤之以鼻的道德价值正名？还是为坚持在混乱的世界中仍能保有个人选择而死？小蝎的自杀可以看作是一种变调的烈士行为，或是一种存在主义式荒谬精神的体现。
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战争开始时暂时搁置起来。不过正如以下所论，老舍始终撇不开他的不确定感，即便是《四世同堂》这样的爱国典范作品也难免对爱国的条件做出思考。老舍的多思多虑——不只对自己的国家，跟对他自己——使得它最声嘶力竭的口号也不免带有空荡的回音。老舍对中国的激情在解放之后又重新燃起，但还不到十年，他又发现自己对民族主义并不那样死心塌地。他的疑惑在《茶馆》（一九五七）一剧中强烈地表达了出来。在这出戏中，兢兢业业的北京茶馆老板王利发经过中国现代史上的三个政权更迭：世纪初的共和时代，一九二〇年代的军阀时代，以及一九四〇年代的国民党时代。他努力适应每一个政权，忍受各种税赋、麻烦、不公不义。但到了共产革命的前夕，连像王利发这样顽强的人也了解他的茶馆是没指望的了。在绝望中，他与两个老朋友为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举行葬礼仪式，然后上了吊。王利发不是个振振有词的爱国者；他的生命经验告诉他，他的命运全系于当政的权力者手上。但在他的心灵深处，他知道自己是爱中国的。他对爱国运动的反复无常十分迷惘，最后生出一种荒谬感。他的朋友常四爷说得好：“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22）
这个问题强调了老舍爱国论述中不断出现的（存在主义式）焦虑。在文革时期，《茶馆》与他其他的作品一起被禁，并贴上反革命的标签。当老舍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踏入太平湖，他其实是蹈上自己笔下人物的覆辙。我们不禁好奇，当他溺水自戕时，心中是否也想着常四爷那句情词激越的台词：“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常四爷的呼喊指的是共产主义到来之前的黑暗时期，却与新时代有诡异的对应。我们也怀疑老舍是否想起马威，他之所以还能维持爱国情怀，正因为他有“先见之明”，回归祖国。更进一步，老舍总在寻找一个值得自我牺牲的理由而不可得，而他走入太平湖的那个晚上，是否反讽地松了一口气？
终老舍一生，都在思索自杀的社会与政治条件。《月牙儿》与《骆驼祥子》里的可怜妓女之所以自杀，是因为生命确已不值得再奋斗纠缠下去，而《火葬》与《四世同堂》这类战时小说中的战士与人民之所以赴死，是为了维持尊严与爱国精神。然而老舍本人的自杀动机一定复杂得多，既包含了舍生取义的决心，也不乏自我毁灭的欲望；既对社会现状绝对的悲观，也对死亡的黑洞迷惑不已。我们想起他早期故事中的那些特别的死亡。在《大悲寺外》（一九三三）中，一名老师甘愿死于学生暴动。他的自我牺牲带给学生暴动的头头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让后者用各种方式摧残自己——真是最可怕的复仇。在《黑白李》（一九三四）中，黑李决心牺牲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爱情、财产、家庭，甚至生命——来帮助他那夸夸其谈的革命分子兄弟。他的手足之情果然奏效；他被错认为他的兄弟，被捕处死。他表面的确是为革命理想献身，但死因却是身份错认的把戏。
老舍的别名也暗含了他爱国精神的反讽。他的字“舍予”源于他的姓氏“舒”这个字的两部分，其义正是“舍予”（舍己）。他一生中有好几次直言他愿意为国牺牲（23）。但是正如老舍之子舒乙所说：
但是，真正的“舍身”，却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时间，最不应该发生的地点，最不应该发生的人物，最不应该发生的情节上。（24）
舒乙的评论一语道破了老舍爱国论述中的吊诡。
《火葬》
《火葬》是老舍唯一在战时完成的长篇小说，也是老舍唯一直接处理战争的作品。在许多方面，这部小说都直指老舍努力解决的“爱国小说”的问题。不过批评家与老舍本人都认为此书是一大失败（25）。用老舍自己的话来说，这部小说“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可是，它的愿望并不能挽救它的失败。它的失败不在于它不应当写战争，或是战争并无可写，而是我对战争知道得太少”（26）。而且，老舍在极不利的情况下写成此书。他当时身体虚弱，事务繁杂，无法专心写作，写完后也无法修改。老舍一度想要毁弃这部小说的原稿，但经济困难又使他下不了决心。
老舍谈论自己的作品时一向谦虚，所以我们不能尽信他的解释。《火葬》的失败也许理由很多，但是老舍的自我批判却带来一个反讽的结论。他暗示，即使是这样的失败之作也该珍视，不为别的，就因为《火葬》是一部战争小说。“什么比战争更大呢？它使肥美的田亩变成荒地，使黄河改了道，使城市变为废墟，使弱女子变成健男儿，使书生变为战士，使肉体与钢铁相抗。最要紧的，它使理想与妄想成为死敌。”（27）老舍问道，如果一个作家避战争而不写，只以不熟悉前线与沦陷区的生活为借口，那还算什么作家呢（28）？写不出战争小说不算什么，但笔下无关乎战争就关乎大局了。
从老舍的自我批判/辩护来看，《火葬》提供了一个文学与政治互动的范例。这部小说显示一个作家在特定历史情境中，如何重新理解、定义写作的概念；而在此情境之下，他的写作活动以及他完成的作品又如何构成新的互文辩证关系（intertextual dialectic）。如前所述，老舍十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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