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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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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后，乡土小说分成两个传统，各有其形式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演进。在台湾，家园的失落是小说家常常操作的主题，而家园的所在地点却经历了一番重大变化。一九五〇、六〇年代最擅长写乡土小说的作者都来自大陆，特别像是到了台湾的司马中原和朱西宁等人。他们视往昔和家乡为一种原罪，再怎么书之写之也无从找到救赎。
但在一九六〇年代中期，台湾本土作家如黄春明、王祯和等异军突起。他们创作了一系列以台湾为坐标的作品，描绘“在地”的吾土吾民的风貌。他们的作品很快就证明并非只是文学佳构，而成为反映台湾本体政治、文化意识的戏剧性宣言。有关台湾乡土作家的艺术品格和社会/政治影响，已屡有方家论及。我想指出的是这些作品中“故乡”所在地点的转移——譬如说，从大陆的湖南省转至台湾的台南县——在文学和政治想象两方面都动摇了当权者认可的原乡迷思。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在一九七〇年代盛极一时，有良知的读者不能不应对这样一个事实：故乡可以是在台湾，也可以是在故土中原——两者孰真孰假，当视修辞效果和意识形态而定。
最能左证这一现象的例子之一，是司马中原的风格转变。司马中原是一九五〇年代以降描述大陆乡土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司马中原的笔名即有“放马中原”的含义。他以一系列叙事描摹他的苏北老家：粗劣的土地、质朴的民俗、频生的战乱构成一幅苍莽的原乡场景，多少豪杰枭雄的故事由此发生。到了一九七〇年代台湾乡土运动期间，司马中原仍保有一席之地，在同辈作家中实属罕见。但他却不再像早期那样，借助历史来讲写实或浪漫故事，而是以日益远去的古老中国为背景，大谈鬼怪神狐。地方主义方兴未艾的年代，司马和同辈的外省作家渐渐老去。他的转变或许只是作家的个人选择，但我们也大可从中体察出一个心怀大陆的乡土小说家的心路历程。
在大陆，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由于政治原因被压抑了三十多年；原因无他，这种小说太富于情感、太精英化了，不适于新的民族精神。取而代之的是农民小说。这类小说由毛泽东的延安讲话肇始，在赵树理和柳青的笔下日臻成熟。由于变幻莫测的政治路线和文学政策使然，农民小说在这三十年间必须紧紧追随党的路线，形式却很少实质性的改变。小说家致力描写农民与自然或人为灾害进行斗争时所经历的考验，人物形象脸谱化，情节多半落入俗套。直到一九八〇年代，这类农民小说才最终被寻根文学所取代。
初看起来，一九五〇、六〇年代的农民小说似乎并不符合前一章对乡土文学的定义；因为除了展示地方色彩之外，这类小说其实倾向打破乡愁，转而对革命未来投以乐观的期待。但事实是，农民小说虽然颠倒了乡土文学的叙事格式，却并未打破它的成规。作家只是以对未来的预言取代对往事的追忆，以新换旧，以进步替代回归。就目的论而言，农民小说完全符合以往乡土文学的仿真模式，对（重新）发现失落的乌托邦，都有相同的热情——无论这乌托邦是被摆在过去，还是摆在将来，时间神话的力量总是如影随形。因此在农民小说和乡土小说之中，都潜藏着“想象的乡愁”。
一九四九年之后，沈从文因为政治觉悟不够而被大陆文学界所忽视；在台湾，因为五四文学有将近四十年（一九四九—一九八八）的时间为官方查禁，沈的知名度也仅限于精英读者。除了曾与沈从文有师生之谊、并在文风和哲理两方面都类似的汪曾祺外，我们想要在当代作家中找到沈从文的对话者，都不是容易的事。因此更有意义的问题应该是：沈从文半个世纪前建立的乡土想象经历了怎样的曲折演变；当代作家如何运用原乡意象来传达不同理念；以及更重要的，这些作家在这样做时，如何应对、澄清或是修补沈从文的“想象的乡愁”。
在我看来，一九八〇年代有三位作家承续沈从文“想象的乡愁”的话语，每一位又都展示了新的发展方向。他们是：宋泽莱，台湾乡土文学运动最后一员健将；莫言，大陆寻根文学、家族传奇写作的佼佼者；李永平，以乡土“集锦”（pastiche）来完成原乡写作的海外华人作家（现已定居台湾）。这三位作家的文风或许并不“像”沈从文，但他们探索、想象原乡美学的动机，和书写的方式却使乡土文学更加激进，并显明了沈从文小说中迄今未受批评者注意的方面。
在大盛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中，宋泽莱其生也晚。他的系列小说《打牛湳村》最初引起瞩目时，已是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其时，那些著名的乡土作家或者已经转向其他题材（如王祯和），或者暂时休笔（如黄春明），或者投身于政治运动（如王拓和杨青矗）。一九七七年那场关于乡土文学本质的激烈论战此时也已偃旗息鼓，而中美建交和高雄暴动等外交与政治风暴正要发生。
在这个历史关口写作，宋泽莱不得不面对他的前辈所未曾有过的困境。考虑到那些文坛老将已把乡土主题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宋泽莱在维持既有乡土文学话语的魅力同时，还能有什么新奇的作为呢？看着那些激进的同行把台湾乡土文学运动变成一场政治斗争，宋泽莱应该继续描述贫困的乡村生活？应该为农民和土地做投射优美的远景？还是应该牺牲写作，参与实际政治抗争？宋泽莱从未能彻底走出这困境。但正因为这些两难困境，我认为宋泽莱在他最好的小说中表达了一种奇异的乡愁，他的乡愁与日益市侩化的社会中，简朴乡村生活的失落没有太大关系——几乎所有乡土作家都热衷于这个主题；他的乡愁更关乎一种简朴的书写风格的失落，而这一风格他的前辈作家曾赖以写出精彩的原乡作品。
宋泽莱对于台湾乡土小说最大的贡献当属短篇小说集《蓬莱志异》（一九八八）。宋以抗议社会不公、为台湾下层人民鸣不平为名写出他的故事，实际却正如标题所示，他更有兴趣讲述一组志异故事，其魅力来自于阴差阳错的因缘际会，以及命运巨轮不可测的力量。他的自然主义式的白描有隐隐的鬼影环绕；不可言说的伤痛和骇人的秘密时时浮上每个人物的心头。宋泽莱似乎是以地方民俗记录的形式抒写这些诡异的遭遇，因此形成小说特有的美感。
在风格上，《蓬莱志异》的特征是对于“故事套故事”的套层叙事结构的大量运用。宋泽莱的故事大多开始于一个叙事者/人物来到一个小镇或村庄，在那里他被一个奇怪的人物或事件吸引，并进而（偷）打听到有关那个人物或事件的故事。以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和简单情节而言，“故事套故事”的结构显得臃肿老套。但在他的套层叙述中，人与地皆像来自魅影剧场，传达着一个遥远得无从定义的年代的故事。与一九七〇年代初期的作家如黄春明和王祯和等相比，宋泽莱似乎无法以直接可感的方式呈现乡土生活的当下面貌，无论是苦是乐。
宋泽莱叙述故事的方式自然令我们想到了沈从文，后者也善于用套层结构来讲述故事，如《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和《灯》等小说所示。但宋泽莱所采取的被动的听众和无能的书写者的叙事姿态，却迥异于沈从文诚挚却又若有所思的叙事声音；后者促使我们和作者一起探询神秘往昔，无论往昔是如何渺不可得。沈从文对于他的故事是否真能传达真相，一向持怀疑态度，但他仍坚持把故事讲下去：往事就算不能回归，但回归往事的欲望还是可以借助语言说明。宋泽莱的问题则相反。他充分相信叙事媒介能连通过去与现在，但他故事里的氛围却证明重访过去的不可能，即便过去的意义如此具体，俨然触手可得。
一九七〇年代后期，台湾的政治经济都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于此时写乡土小说，宋泽莱确已不能再利用现成的乡土文学话语，后者即便在谴责社会政治不公时，仍能唤起我们的理想原乡渴望。黄春明能刻画那些善良的妓女或固执老派的农民的写作风格，已经一去不返了。宋泽莱的乡愁是对黄春明时代的双倍乡愁：它不仅来自于对尚未（再）陷入历史困境前的台湾的渴念，也同时来自对以往作家用已呈现台湾素朴、完美一面的叙事形式的渴念。宋泽莱既不能理直气壮地回到那个天真、质朴的昔日世界，也无法在话语中建构他可以存身的现实世界（因为这个世界的话语权由当权派掌握）。当所谓坦诚、正宗的乡土经验在既有的文化和文学语境中已不可得时，残存的不过是故事里的故事，啾啾的鬼声，讲述着传说中的过去，传达着对于最初的（想象）乡愁的乡愁。
从任何标准判断，寻根小说的崛起都应被看作是文革后大陆文学最有意义的潮流之一。寻根小说重现边远贫困地区的人情风物，最初似乎只是对于日益公式化的伤痕文学的适度反拨。但在一个全国都在“向前看”的时代，寻根作家坚持向后看，向下看，甚至向内看的主张便具有了引起争议的维度。
尽管沈从文在寻根文学潮流中并未出场，但如果我们要追溯年轻作家的乡土想象的谱系时，沈从文当然是最坚实的源头之一。汪曾祺是沈从文一九四〇年代的学生，他自一九八一年来写了一系列小说，风格直追乃师（14）；寻根文学的先锋阿城曾自陈对沈从文印象深刻（15）；以商州系列小说闻名的作家贾平凹，在创作《商州初录》（一九八四）时恐怕也想到了《湘行散记》；更不用说韩少功、古华、何立伟这些湘籍作家，他们承继了沈从文对于三湘山水的深切情愫。但当我们考虑到沈从文的“想象的乡愁”深广复杂的程度时，更值得注意的却是山东作家莫言，而不是那些湘籍作家。
这样的比照并不意味莫言和沈从文的写作有任何明显相似之处。我想说的是，莫言比任何一位同辈作家都更有系统地把他熟悉的家乡幻化成瑰丽的奇景，并创造出独特的价值体系（axiological system）——在现代中国文学传统中，是沈从文首先有此成就的。以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一九八七）为例。这部小说叙述一九二九至一九七六年这段时期里，山东东北部农民的苦难、浪漫和英雄业绩。一方面，莫言把他的人物的视野和能量拉到极大，不以他们的成败，而以他们的作为论英雄。另一方面，他又贬低了他们，把他们卷入国难当头的历史旋涡之中，展示出了个人在抵抗历史暴力时的渺小。他的家乡在野史的中心和正史的边缘间摇摆不定，直至记忆与历史间的分野最终也变得模糊不清。
莫言仰赖记忆和语言的魔力来恢复故乡和祖先的传奇，同时他太明白记忆和语言只把乡愁引向一个脆弱、封闭的世界；一经现实侵犯，这个世界便会土崩瓦解。在另一组乡土小说如《爆炸》（一九八五）、《白狗秋千架》（一九八六）和《天堂蒜苔之歌》（一九八八）中，莫言或是重写一九三〇年代乡土写作的成规（如乡愁之情混杂着自觉的社会批判），或是戏仿由毛泽东确定、由赵树理等作家正典化的民间风格。通过颠覆过去，他更加印证了现在的停滞不前。
用莫言自己的话说，“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16）由此，莫言回应了半个世纪前的沈从文；正是沈在半个世纪以前刻意将《边城》和《长河》中故乡形象对立，得出悲欣交集的乡愁感叹。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的想象或许与沈从文的湘西无关，但两位作家在叙事中都展示出使乡愁激进化的能力。他们贯注于乡愁的或是乌托邦的幻想，或是浪漫英雄的壮举，而他们又运用现实作参照，使他们的乡愁“问题化”，但最后他们又暴露出乡愁和现实两者其实都需要想象力，也都是历史语境的产物，因此形成辩证关系。莫言与沈从文的风格迥然有别，但两人对幻想和叙事力量的信念和复杂性表现了同样强烈的自觉。
我最后要讨论的作家是李永平。他的小说《吉陵春秋》（一九八六）体现了当代作家重写乡土小说话语的另一种激进努力。李永平出生于马来西亚婆罗洲，一九六七年到台湾，完成大学学业后又在美国深造，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他后来选择定居台湾。李永平的海外背景并未妨碍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学的敏锐感受。在我们讨论的三位当代乡土作家中，李永平应该是最严谨的文体家，他的叙事不断让我们惊奇地发现汉语可以如此精妙生动。另一方面，他的西洋文学训练必然对他有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在情节和结构的方面。
李永平一九八〇年代最著名的作品是《吉陵春秋》，这部小说由十二篇互相关联的短篇小说组成。故事主线是个叫吉陵的小镇上发生的强奸案，及其为小镇带来的灾难后果。小说充斥着风格化的人物、精致的场景安排、似曾相识的传统主题，一切都迎合着读者对于一个逝去的时代的怀旧想象。然而李永平仔细调动他的文字，让我们无从判断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甚至经过。小镇的风景和天气、镇民的乡音和习俗不仅让人想到华南和华北，甚至也让人联想到东南亚！除了几处历史牵连，吉陵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它像海市蜃楼一般，看似近在咫尺，又像远在天涯。问题是，如若吉陵本为乌有之乡，我们的乡愁之情又从何谈起？比照描写真实故土的乡土作家，我们该如何界定这样一种乡愁？
在讨论宋泽莱和莫言时，我已经谈及他们对于故乡观念的戏弄，和他们对乡土小说常规的革新。特别是在莫言的小说中，故乡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舞台，幻想和现实在其上冲突、交汇，可谓明目张胆、无所遮拦。但无论他们的想象有多狂野，两位作家仍诉诸他们对于真实的南台湾或山东东北部的印象。李永平却追问乡土小说的“乡”是何物。凭借名叫吉陵的乌有之乡，他似乎表明故乡可以是文学意象的堆积产物，而乡愁并非来自对丧失的故土渴念，却可能来自对乌有之物的欲念（17）。剥离了乡愁的时空关系，我们发现乡愁赤裸裸地系于想象力上。
在此我们或许注意到李永平小说中的一个潜在悖论。由于是“山在虚无缥缈间”，他或许不及莫言或宋泽莱那样有资格去再现他故乡的真实情貌；但同时他获得了意外的、随心所欲的寻根的自由，为“想象的乡愁”注入生命。似乎是映照了他的个人的华侨背景，李永平的吉陵没有本体（ontology）；在小说开头，镇子已经衰败，且或许一直就是如此。吉陵的存在纯是“千言万语”的文字游戏，这便否定了故乡必须植根于历史和现实之中的必要性。如果吉陵存在于道德和政治范围之外，那么如大多数批评家那样讨论它的道德堕落其实是无关紧要的。相对的，我们的历史和现实关怀应该落在何以李永平“抽空”他小说的道德和政治的动机上。
因此，我认为《吉陵春秋》是一九八〇年代的一部重要的乡土小说。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再现了我们熟悉的道德景象，而在于它体现了文学的绝妙表演（tour de force），展现了一个作家在掌握了游戏规则后能有何作为。多年以前鲁迅曾以鲁镇投射出一个传统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的渊薮，在李永平的吉陵镇，我们却发现一个颓废的乌托邦，不指向作家对外部世界的道德反省，而是指向他个人的审美趣味的延伸。既然李永平有意从乡愁传统中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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