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实主义小说的虚构:茅盾·老舍·沈从文-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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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以商业行为而非劳力来规范人际关系。时空型模式的转变必然影响到使现实成为现实的再现系统。在这里农民不再是主角，小商家与地方企业主才是这个社会的主要阶层（45）。金钱，而非商品，才是赋予这个社会意义的新暗喻。
任谁也难忘《多角关系》一开头唐子嘉一长串的银行户头、放款、贷款、租金收入、当铺盈余、待兑支票、房产、不动产投资、土地，以及其他的财产。抑或《林家铺子》中，记录林先生杂货店之财务变动的精细无比的报表。的确，唐子嘉与林先生代表了茅盾小城人物大观中的两种典型。唐子嘉是由地主转型的现代企业家。他向租户收租，并经营当铺与丝厂。而林先生则开设杂货店，也同时为低阶层的人们提供私人的借账服务。茅盾以标准巴尔扎克的方式描写这两个人物的生意，呈现出无人能脱逃的恶魔般的庞大机制。我很快会说明《子夜》也同样处理金钱力量的问题。而对《林家铺子》及《多角关系》中的人物来说，金钱多多少少意味着货品的契约性象征，所以带有某种物质的价值。而在《子夜》中，在大亨、证券业者以及投机分子的手上，金钱的抽象本质遭到揭露，其滋生或缩减是绝对不讲人情的，直接可威胁到整个商业的象征系统。因此，金钱的概念如今在每一个经济/历史发展的阶段，都有一个新的道德的交换价值。
《多角关系》中唐子嘉所经营的三种企业——土地、当铺、工厂——的天罗地网，足以罩住所有像老通宝一家这样的农民。唐子嘉将他的土地与地上物出租，又将所得的租金再投资到工厂上，而生产出的商品远远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为了纾解穷人财务上的困窘，他的当铺又以逸待劳，以远低于其真正价值的价钱买进物品。这三种企业联合起来，互相补足，使唐子嘉的财富在时间直线发展的过程中无尽地累积。
不过，小说倒并不是写地主企业家一路发达的故事。反之，故事讲的是在充满不可预测的经济与政治动乱的时代中，幸运之轮随时可能脱轨。早在小说第三章，我们就知道唐家的当铺破产了，继之他家的伙计在乡下又收不到租。更糟的是，丝厂的工人正准备发动罢工，抗议雇主拖欠薪资。整部小说中，唐子嘉都在四处跑，挖东补西调头寸，而他在银行界的朋友有志一同拒绝他的请托，害怕承担风险。然而，此处所牵涉的问题在于唐子嘉与他财务情况较好的朋友，其实根本都是同样的大输家。若说唐子嘉的问题是工厂里囤货过多，那么他的朋友们则苦于保险柜里积金过剩。正如他在小说结尾感叹的：“这年头儿真古怪！有多少‘事业’，——多少商家厂家周转不来，僵在那里；然而银钱业也说他们有多少现款活动不来，也是僵在那里，——他们是要胀死！”（46）
《林家铺子》中的林先生也有类似的遭遇，虽然他的财富事业比起唐子嘉来可谓小巫见大巫。林先生是量身订做出来的中国小布尔乔亚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杂货店完全以古法经营（47）。他大量低价买进，高价卖出，再以他吸收的剩余资金开设私人银行。根据茅盾的道德标准，林先生取利于买主与借贷人，虽未必称得上诚实公道，但是就家人与朋友来说，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就这一点来说他比唐子嘉要复杂得多，尤其是当他面临破产的命运时。林先生无意欺骗他的私人银行的客户，但是当客人买不起他的货品，生意越来越清淡，他也无法继续诚实可靠。
由共产主义的观点笼统来看，我们很容易得到结论。那就是唐子嘉与林先生都不值得同情，因为他们剥削了像老通宝一家那样的大众。不过对这两人的没落，茅盾另有话说。他在其中看到了一个时间与历史将自己的力量公诸于世的信号。我们还记得在《农村三部曲》中，直到农民揭竿而起的最后一刻，时间才被动地以自然的循环与命运巨轮的形象为人们所感知。然而在唐子嘉与林先生的例子里，时间的角色却主动多了。时机取代了单纯的时间，成为决定他们成败的关键。他们看出买进卖出的最佳时机，又在最有利的时机中，重新投资所得的利润。八百里远的政治或经济变动的消息与上海城市里的谣言都对他们的生意有着重大影响。时间与时机彼此照应，但却未必形成因果关系。像战争、饥荒、洪水这类的坏时间，却可能为林先生或唐子嘉这样的人提供赚钱的大好时机——尤其是如果他们精明地在最佳时间采取行动的话。
如果说唐子嘉与林先生认识到时间不可逆向的流动，并且善加利用每一个飞逝的时刻，那么《林家铺子》与《多角关系》中展现出来的历史，较之《农村三部曲》，就更是牵涉到人类自觉的一股直线进行的流动力量了。然而，茅盾所提出的问题是，既然唐子嘉与林先生如此通晓时间与时机的道理，为什么他们还是落得个悲惨的结局呢？历史似乎有一股莫可名状的狡诈力量，足以智取最警觉的人。我们当然很容易在茅盾叙事的表面上找到解释。便宜的舶来品，尤其是日货，一般相信正是在原本稳定的中国市场上造成骚动的首恶。但是正如《林家铺子》的中段部分所显示的，虽然林先生与他的竞争者不顾学生爱国主义的抗议，都开始卖日货，但还是不断赔钱蚀本。此中必然有些因素是茅盾笔下的生意人角色尚无法了解的，以致他们最后都从加害者变成了时代的受害者。
除了金钱，不断进行的各种商业活动的一个共同表征是信用契约。契约是规范性的运作规则，用以保证某特定时间内个人之间交换活动的条件。对投资者来说，信用契约代表着在契约声明的时间到期后，他们拿回的是连本带利。在《林家铺子》与《多角关系》中，当现钱不够了，信用契约也就马上陷入危机。因为林先生私人银行的主要客户是低收入者，所以他的店子破产就带来了可悲可叹的家庭惨剧。故事的结束是寡妇在失去毕生积蓄后发疯的景象。正如《农村三部曲》所表现的，人类与老天的契约早已打破，与此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契约也同样注定要灰飞烟灭。茅盾就在此处再次重提他在《农村三部曲》所获得的结论：时间不值得信赖，它会让人们对自己命运或未来失去信心，也揭露出这种信心的虚伪。但是故事还没结束，《子夜》才真正代表茅盾时间与历史的伟大情节设计的高潮。
《子夜》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全书共五百七十页，涵盖的人物从资本家到共产党活跃分子，从知识分子到社会人物，足有七十人之众。茅盾在自传中说，他原本的意思是要对上海地区中国现代商业做一个宏观描绘，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子夜》只不过是这大计划的第一个部分而已。就像茅盾许多其他半途而废的巨型小说写作计划一样，这个计划从来也没实现过（48）。不过以此书情节结构之巨、人物之多，《子夜》仍然是最接近茅盾心目中理想的史诗小说的作品（49）。

《子夜》书影
小说的中心主题是一群中国资本家为与外来侵入资本竞争，试图草创民族工业，但却徒劳无功，而他们也同时介入一场股票投机的激烈游戏。在这个主要情节之下，至少还有六个次情节，包括资本家共谋吞并小型家庭工业、与他们以国家主义为名所剥削的劳工发生冲突、富室豪门女子的浪漫爱情、交际花与富翁主顾之间性与金钱的纠葛，以及普罗大众中地下共产主义活动的起伏。论者早就注意到《子夜》与左拉《金钱》（L’Argent）一书在情节与角色设计之间的相似处，但是茅盾本人却否认受到这位法国小说家的影响（50）。茅盾选择了上海作为他戏剧的场景。上海离《农村三部曲》的村子或《林家铺子》与《多角关系》的城镇并不远，正是中国科技/经济活动的中心，也是国际资本家从事金融游戏的天堂。上海代表着反动与革命势力赤裸裸冲突的舞台。在此地，像老通宝这样的农民及像林先生与唐子嘉这样的小商人与企业家，其命运也遭到最后的考验。
小说的开场对一九三〇年一个晚春傍晚的上海景色做了引人入胜的描画：
太阳刚刚下了地平线。软风一阵一阵地吹上人面，怪痒痒的。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西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挂架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51）
茅盾在叙事中仔细地设定出两组意象。古老的苏州河在黄昏静静西流，河滨公园传来轻柔的音乐；同时，上海在电车与汽船的嘈杂声中活力十足，外国公司仓库的灯光与租界地区上空的英文霓虹招牌照亮如白昼。这幕场景将印象主义式的气氛运用在自然主义的细节处理上，令人想起左拉在《萌芽》（Germinal）中对矿坑的著名描写。在茅盾眼中的上海，是他描写中国资本主义战争中的主角，是一个像变色蜥蜴一样善变的怪物，与投资者、投机分子、商人、政客大玩一场充满野心、挫败、有得有失的游戏。
与我们的论题最相关的，就是用英文写着Light，Heat，Power的霓虹招牌了——这种语言代表了一个新的知识、欲望、拥有的模式。租界上空闪耀着“赤光和青磷”，招牌上的词句大剌剌地挑明了中国迈向现代化的目的与手段。Light，Heat，Power正是使现代科技与生产成为可能的基本力量。然而霓虹招牌并不只是提醒人们把基本社会/政治运作与科技/经济成就等同起来而已。它也是一个物质的表征，暗示着未来的光环，是一个象征性的文本，将人们对未来的渴望塑造成形（52）。问题是，以中国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处境，所谓Light，Heat，Power存在的代价，却是政治与经济上的门户洞开政策，以及牺牲了成千上万像老通宝这样的中国农民的福祉。正如高利克（Marián　Gálik）所说的，资本主义与国际帝国主义的“新神秘怪兽”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表现了”Light，Heat，与Power（53）。尤其茅盾安排这几个英文字，与熟悉的中国招牌相对，更使人加倍注意到人们期望中的乌托邦其实是个舶来品。中国现代史上的断裂，在此不只形诸于经济与政治系统的描写，也表现在这些系统的象征上。
《子夜》最重要的人物是吴荪甫，他是一家大丝厂的老板，无论用什么标准来看，都是能力又强、资源又雄厚的企业家（54）。故事一开场，吴荪甫已经利用先进的外国科技与大资本投资的优势，成功地由衰败中的传统手工业中获取了暴利。虽然经济与政治情势日渐恶化，他却认为这样的危机时刻正是绝佳的时机：他可以利用小型公司负债破产的状况，趁机加以吸收吞并。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建立自己的王国，而不受外国资本与管理的干涉。在内战尚未将他的家乡摧毁以前，他一度甚至计划将之建设成乡村工业的模范。
我将在下一章讨论推动吴荪甫事业的复杂意识动机。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作为一个资本家大亨，吴荪甫是不同于《多角关系》中的地方企业主唐子嘉的。就他想要建立工业王国的野心来说，吴荪甫可以说较唐子嘉更富有、更高瞻远瞩。他聚集财富的方式是随着时间的直线发展，逢低买进逢高卖出，而他处理的货品不再只是五谷丝绸，更包括了整个的工厂。唐子嘉可能就是《子夜》中的小工厂老板之一，在吴荪甫的精明运作下坐视自己的事业逐步输给他。然而随着故事的进行，我们发现另一个新的经济模式浮现，投射出一个新的时间观，对我们了解茅盾的历史论述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为了实践他建立自己工业王国的计划，吴荪甫向身为富裕银行家的内兄求援，成立了一家信用公司，该公司除了贷款给民族资本家之外，还参与投机事业。在这期间，“买办”赵伯韬挟外国资本家之助，与吴荪甫一样野心勃勃，想以操弄股票赚的钱来吞并其他衰败中的公司，而吴荪甫对此却不知情。股票交易于是成为这两个资本主义恶棍一决生死的战场。
股票投资与投机买卖使茅盾的《子夜》增添了一层现实感，这在中国现代小说中还是头一次，这个现实却是反讽地建立在最虚幻的金钱与货品的交易上的。股票交易中“好像真的”有金钱与货品在移转似的，而事实上，他们的利润主要来自对假想的、有兴趣的货品的价格变动进行臆测，进而从事投机买卖而已。投机式买卖为一个新阶层的投资者产生了利润的来源，他们既不生产也不消费，而只是与抽象的价格玩游戏。这些投机分子认识到金钱有一种奇异的性质，可以超越任何事实的限制。对像老通宝这样生活在农业经济下的农民来说，价格的观念完全来自货物实质的存在；而对像吴荪甫与赵伯韬这样的大师级投机家来说，丝绸或稻米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每一刻都随着其价格的增减而滋生或消逝。
与唐子嘉与林先生相似的是，吴荪甫与赵伯韬最关心的是金钱必须随着时间的进展不断地累积。不过，由他们操纵货物的价格看来，可以说唐子嘉与林先生仍然受限于金钱实质的一面，而我们这两位上海大亨就是在颂扬金钱的抽象本质，他们创造虚假的需求与供应，由此就略过了交易中实质的阶段。而且，他们可不只是以逸待劳，细观金钱在特定历史脉络中受经济与非经济因素的影响而上下变动而已，他们还会经由自己的管道来创造变动，由此得取最佳的获利机会。吴荪甫与赵伯韬充满创意，可以为金钱的各种前景呼风唤雨，也全面拥抱货币经济的象征系统，他们表现的是以自己的世界观来重塑现实的欲望与能力，堪称是两位金融艺术家。
问题是，吴荪甫与赵伯韬从事各种投机探险后，又如何提出对时间与历史的一种不一样的看法？如同上述，为了由高度反复无常的股票交易中获利，从事投机买卖者，不能只是先静观其变而后抓住时机而已，他们必须与时间赛跑，还非跑在前头不可。每一次的角力中，这两个大亨轮流扮猪和老虎，输赢全看他们所接收到的经济/政治变动趋势的消息。一项即时发动的军事行动、一次可能发生的政治斗争，或者一个秘密进行的公司吞并，都可能立即改变他们赌股票价格涨跌的决定。他们这个游戏的核心既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的不确定性。他们操纵并加速了交易的过程，使得时间本身成为他们投机臆测最终的赌注。只要错失任何一个动作，时间就会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规格：它可以是命运之轮的循环运行，向着特定标的直线前进或后退，它也可以以旋涡状态全速向最终的分裂解体行进。时间感失去了方向，并不是因为意义的匮乏，而是因为乘载了过多的意义。茅盾便是如此以混乱骚动的形式展现出历史在资本主义阶段所遭遇的危机。
时间的失向不仅影响了历史如何被再现，也影响了我们再现历史。虚构处理与投机臆测揭露了潜存于我们的现实观中的符号系统及其自我颠覆的潜力。当金钱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