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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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大旗飘扬多威风——这批人马哪里来？

　　西北陕甘宁。

　　杀退鬼子兵，

　　一齐下关东。

　　城头上站着两位大将军——威风凛凛是哪个？

　　朱德毛泽东。

　　这个歌是配着陕北粗犷的民间歌调唱的。对这两个人的“英雄崇拜”，在以后的日子里，也是沙汀觉得并不难接受的延安空气的一部分。

　　车子开过咸阳、泾阳，在三原住了一宿，又休息一上午，然后开往耀县、同官。30日经宜君到洛川。越是接近目的地，能见到的徒步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就越多。他们的衣服上，头发上、眉毛上沾满黄土，背着背包、书包，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在公路上不绝如缕。沙汀感到他们更像是一队队的“朝圣者”，比自己勇敢得多。他真想去叩问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探听他们的身世、经历和满脑子的理想。在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的车子滚了满身的尘土，经过鄜县、七里铺、少陵川，远远地看见宝塔山了。

　　十八天，行程三千余里，从成都到了延安。

　　四个人一起住进城里的西北旅社，这是边区政府招待所，专门招待外面新来的人。一个临街的小院，平房，土炕，纸糊的有方木格的窗子。第一顿吃上黄澄澄的小米饭，中看不中吃，挂在喉咙上，很难下咽。当时还不大觉得，只感到新奇、兴奋。延安这时还未遭受轰炸，窄窄的城内街道，两边商店的招牌都是蓝底白字，铺板也是浅蓝的，虽不漂亮，却显得洁净。

　　刚到不久，周扬、苏灵扬就赶来看沙汀夫妇，并结识其芳、之琳。周扬显然已摆脱了上海后期的阴郁心理，脸色红润。他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主持边区教育厅，也是4月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的领导人之一。诗人柯仲平主持“文协”工作，腰间插根旱烟袋，人称柯胡子，也跑来慰问三位作家。延安文艺界为他们搞了个简短的欢迎式，沙汀代表三人讲话答谢。

　　才几天，就觉得穿长衫别扭了。何其芳尤其来得积极，见了周扬就要求换装。他把自己的、沙汀的夏布长衫、西服，都拿到南门市场上卖掉，换成卤羊肉、枣糕、蕃茄吃。或者几个人拥到北门饭铺去享用延安的特别菜：“蜜汁咕噜”、“三不粘”。刚从国统区来的人，嘴巴原是吃惯了的，稀奇的是蔬菜很缺的黄土高原上竟会有那么多的蕃茄、黄花菜。

　　呼吸着延安的空气，沙汀感到了这里的穷苦和自由。踏着麻草鞋的知识分子很少有愁眉苦脸的，起码看上去一个个都很快活。女同志用布条打成的草鞋，还有各种花头。到处都有歌声。一个刚来的电机工程师甚至抱怨说：“这些人花费太多的时间在唱歌上。”可是等到沙汀四人穿上周扬送来的灰布军装，像个延安人似地走在街上，他们的口里也要哼出歌子来了。

　　周扬满足了他们的另一个请求，9月初的一天，安排好他们去见毛主席。毛泽东住在城西凤凰山下，“光华书店”的上面，一排三间石砌的窑洞式的屋子。他从一张没有上漆的白条木桌边站起来迎接客人，高高大大，穿一套蓝布制服，比较整洁。这时他比以后要瘦些，眼睛有神，看上去精力充沛。沙汀坐在他对面，觉得他平易中气度不凡。等到开口说话，谈吐幽默、生动，牢牢地吸引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寒暄过后，沙汀他们说，这里给他们很深的印象，很想写延安。“延安有什么可写的呢？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毛泽东微笑着，一边习惯地举起右手来，说一座便弯下一根手指。“当然，也有一点点可写。”

　　等以后沙汀在枣园听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说；观察在柯仲平的诗歌朗诵会上，毛泽东耐心地坐到底听完；看各种场合，包括露天观苏联电影时毛的露面，慢慢地熟悉了他的身姿，说话的语式，知道这句“也有一点点可写”的话，是有相当份量的。

　　沙汀他们又说，想经过延安到前线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地区去生活一段时间，写抗战需要的通讯报告。毛泽东表示赞许。他点着头，从容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我支持你们！”

　　接着，毛仔细地与他们攀谈：从大城市来的人上前方去，走路很可能成为一个困难。但不要紧，这很快就可以习惯的。他举着自己的例子。大革命在武汉的时候，也是每天出门就坐车子。后来上了井冈山，没有车子好坐了，只好让两只脚自己走，很快也就学会走路了。大家听得都笑起来。（你是否感到毛泽东的讲话是他身上最有魅力的地方？据说由于毛能运用古语、俗语、笑话，弄出满堂笑声，延安人说话逗趣、诙谐的风气很盛。许多机关、工厂贴有一条别致的标语：“工作时间不得开玩笑”。我初到延安便感到毛泽东的威望无处不在。延安当年演讲成风，王明善辩，周恩来精细、有条理，他们都可以连讲几天。周扬也变得善讲了。不过毛说话大而化之，亦庄亦谐的风格是独特的。）这次会见结束后，周扬便找沙汀谈工作安排。“鲁迅艺术学院”成立时间不久，文学系因缺少教师，招生比音乐系、戏剧系已经晚了一期。周扬主要工作在教育厅，又兼着“鲁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希望沙汀留下来顶他这个职务。这样，沙汀想很快上前线的愿望便只好搁置了。不过，他为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只同意把文学系的事情“代”一个时期。他没料到何其芳痛痛快快也答应周扬留在“鲁艺”教书，这使沙汀对做这个代主任有了信心。玉颀也有了安排，她停顿的学业有了重理的机会，“抗大”成立了女生队，她虽不愿离开丈夫，好在延安不大，还是同意到“抗大”去读书。卞之琳是利用四川大学暑期和四个月的军训时间跑出来的，他没有立即参加工作，就住在城内柯仲平的文化协会。不久，他参加“文协”组织的前方文化工作团访问晋东南太行山区，随着陈赓下面的七七二团辗转了半年。

　　四个人有了派定，便从西北旅社搬出来。沙汀、其芳立刻到北门外西山山麓的“鲁艺”窑洞报到。

　　到“鲁艺”的那天，已是傍晚，教职学员们都蹲在席棚底下的饭场上吃晚饭。教务处干部说，那就也吃饭吧。可是他们没有碗筷。接待同志便喊：“从大后方来的作家吃饭没有碗筷，快点吧，谁吃完借碗筷使使，人家还饿着肚皮哩！”几只搪瓷大碗送过来，也等不及竹筷、铝勺，折一枝柳条，搓巴搓巴，交给作家。他们笑了，也学着样子捧着碗面对面地蹲了下来。当然还是黄澄澄的小米饭。每星期才打一次“牙祭”，大米白面。

　　我是“鲁艺”文学系第一期学员。那时，“鲁艺”院长是毛泽东，副院长是沙可夫。沙汀他们还没到学校来，沙可夫已向我们宣布音乐系要请冼星海，文学系要请沙汀、何其芳、张天翼、陈荒煤来教书。张天翼因病后来没能来。沙汀他们来后，我们曾在文学系窑洞前的小坪上开过欢迎会。沙汀讲话老练、冷静，何其芳讲话热情澎湃。

　　沙汀给我们讲两门课：世界名著选读和写作实习。我记得他讲过《死魂灵》，他说他读过八遍，记得很熟。讲乞乞科夫，说他做梦都梦见他。我在班里被称为“儿童作家”，意思是年龄最小。沙汀指导我们写作，教我们如何观察，如何记素材笔记，说这些笔记到写的时候并不一定要看，但印象保持深刻的往往是最好的材料。他还讲过鲁迅，茅盾，说茅盾写作如何编制提纲。后来我们写作都是学了他说的一套。①北门外“鲁艺”的窑洞开在一个半圆的山上，中间是块坟地。窑洞门上挂了一块块的帘子。后来有了“等级”，“首长”是棉门帘，学生是单门帘。这里夜不闭户，只怕狼，不怕贼，曾经发生“鲁艺”教师的婴儿被狼咬死的惨剧。学生窑洞，大的可住十人，火炕通铺。作图书馆的窑洞藏有三四千册书，文艺类占三分之二，沙汀的三本小说集这里都有，学生们大部分读过。上课的大洞可装五六十人，但经常不用，在露天讲课。下雨天从窑洞走下来，路滑，常常一个接一个地跌倒。

　　文学系第一期的学生有五十多个。学制大约一年，入学读三个月书，然后去敌后实习三个月，回来后再学三个月，就毕业了。学生听讲都是自带一个马扎子（折叠小凳），在膝盖上放一块木板记笔记。老师讲课没有黑板可写字，就站在那里，有太阳的天便戴顶草帽。主要还是自己读书、讨论、写东西。

　　沙汀还教过爱伦堡的《西班牙通信》、基希的《秘密的中国》和其他论述报告文学的著作，都是选读，教材不固定。他并不特别能讲课，只是老练，能把读书心得、生活经验、写作体会融于一炉，讲给学生听。有时还发出趣语，是一种浑厚的幽默。

　　秋天，“鲁艺”领导采纳了沙汀、何其芳的建议，趁中央号召干部帮助群众生产的机会，以文学系一期学生为主，组织下去劳动，每人同时完成写作任务。

　　沙汀老师领我们到延安附近二十里铺的农村去参加秋收，事先领我们分了组，耐心地告诉我们观察人物、搜集细节的方法。我当时的水平低，对他讲的还不能全懂，他费了不少心血。

　　我们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收谷子。每晚，他和何其芳分头到各家来检查，指导如何写农民。我后来写了一个老太婆，写她落后的一面。葛洛也写了一个。十天左右写好后交给他。我过去写过一篇表现小市民、小官僚的东西，他劝我改好送大后方发表，提了两三次意见，反复说体验生活的重要。我当时没把创作当回事，没有全部理解他。①

　　康濯的习作也是沙汀指导，写一个农民因丧妻而忧郁，自认是真实事件，不服沙汀的批评。这些作品后来编成一本书叫《秋收一周间》，至今没人知道是否出版。

　　沙汀是个极端认真、拘谨而性急的教师。比较起来，学生更喜欢何其芳，开朗、随便，讲起古典和翻译作品都能引人入胜。为了学生几行的短诗，他会写出上千字的批语。他还是那么天真，露天看苏联原版的电影片子，见旁边有男女在黑暗里接吻，也会大惊小怪地去告诉沙汀。其芳精神愉快流露在外，走起路来足板翻，诉起苦来：“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呀？”叫人感到他之诉苦是因为太愉快了。不久，他把这种愉快化成了创作。11月，便写出了《我歌唱延安》这篇轰动一时的散文。

　　（意味深长。你这个党内作家反而没有先来讴歌延安。这不是政治，这是创作个性。你不妨在这一章　里始终拿其芳与我比较，就可以更了解我了）

　　后来，其芳还写了一系列这种歌颂延安自由、宽大、民主的明朗之作。他的心地便是如此明朗。沙汀是不会这样快地发表这种感想的，尽管他也有感想。他一直没有动笔，他还要看，还要想。两人的友谊很好，课后常去“文协”看卞之琳，探听文艺界的消息，或到教育厅找周扬，谈组织创作力量反映解放区、办好文学系的事，也提醒他注意有机会别忘了让他们上前线。11月17日，由沙汀和王宗一的介绍，“鲁艺”党组织吸收了何其芳入党。

　　沙汀不是不想写，他是扎扎实实做他的写作准备。除了去“抗大”看黄玉颀，看在那里做政治教员的老朋友任白戈，与新认识的女作家、在巴黎生活过十年的陈学昭谈天，与后到“鲁艺”的在戏剧系教书的荒煤交往，他特别想了解适合自己写作的材料，这是他在“左联”后期形成的创作个性。延安是个陌生的天地，他是有意要来的。但是他不想简单地歌颂这个“陌生”地。他晚年日记里还记载当年他找陈昌浩搜集四方面军长征经过川北的事。

　　一次在“陕公”吃饭，陈在座，曾请他们一有时间谈川北苏区事，并半开玩笑，也可说放肆地讲过这样的话：“反动派造谣说你每天要喝三碗人血！”他淡淡地笑道：“人血我倒不喝，爱喝点酒……请吧！”于是举杯喝将起来。①

　　在延安，他还想写与北川、安县有关的小说呢。不熟悉的环境使他产生一种失落感，调整的方法便是写他能理解、能接近的。他是个能迷醉在人的性格里的作家，所以，他正寻觅着他能表现的人物。就在那次陕北公学席间，谈起去前线的事，“陕公”校长成仿吾便对沙汀说：“你到前线去，就写贺龙嘛！贺龙就值得写！”

　　不久，“鲁艺”举行名人讲演，贺龙将军来了。这是9月的一天，下午两点钟，有些闷热，讲演起初在一座简陋的棚架底下举行，沙汀坐在后排。可是没有讲到一半，人们被一场暴雨赶进了新落成的四壁生满青草的大教室，沙汀就变成了前排听众。他可以清楚地端详到讲演人的风貌：很威严，高矮适中，厚笃笃的。肉很多，又不显肥胖。宽大的脸上有两道浓眉，似乎细小的眼睛一笑，眼角便布满皱纹。唇上蓄着黑色的短须。这就是贺胡子。

　　贺胡子一开口讲话，全身充满诙谐，好象脱下那身军装，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农民。他的玩笑纯粹是农民式的，粗鲁的，与毛泽东的不同。他说一二○师的战士在山西作战，同蒲路的火车开得奇慢：“我们跳下去解小手，还可以追得上火车。”他操的是湘西口音，与四川话很接近（以后知道，他在四川打过仗，做过镇守使），说话的用词、语气、打手势的方式，在沙汀看来熟识极了。质朴，不做作，述说自己想说的任何事情，浑身洋溢着身经百战磨练出的自信与乐观，又散发出普通农民没有的光彩。

　　讲到战利品，不是枯燥地报告数字，而是说，去年过河，每支枪只有五排子弹，每人只有三个手榴弹，到太原只打了几仗，就向敌人“领”了十几万。过去师部才有望远镜，现在营以上就有，甚至还有照相机。他用平平常常的语气说，“希望慢慢地在前线把装备换好”。沙汀从这随便的语词里听出了力量。他完全被这种有力量的性格迷住了。

　　后来，贺龙又在“抗大”女生队做过讲演，讲起他早期的经历，他的大姐贺英。当时毛泽东在场，听得很兴奋，老是在下面叫“好呀”、“妙呀”。黄玉颀曾把这个情形连同自己的感奋都告诉了沙汀，更增加了他的兴趣。

　　贺龙、关向应，是来延安开六中全会的。在军委机关合作社，沙汀他们与李伯钊一道吃饭，曾碰见过关向应。李做介绍道：“你不是要写政委吗，这就是一个！”关表示欢迎沙汀到一二○师去。

　　11月14日的早上，按照两天前的约定，沙汀一行去正式访问四十四岁的贺龙。是延安“文协”即将创刊的《文艺战线》出的题目，希望沙汀写一篇访问记。这正中下怀，于是邀了周扬、其芳、荒煤一起去。贺龙住在城里一个招待所，是一连三间窑洞式平房。屋子很大，除了两张木板床，临窗的土炕上还高高支着两张木床，这便是主人和关向应他们的卧室。旁边窑里住着杨尚昆、邓小平。虽然幽暗，简陋，贺龙一讲起话，什么环境都会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按照沙汀拟好的提问单子，谈话先是集中在他的革命历史上面。他谈起湖南桑植老家，父亲，六兄妹。从二十二岁起，他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叶子烟。这天他手里转着一只精巧的柚木烟斗，不过时常忘记抽它，刚刚划燃一支火柴，又忙着打手势，熄了火，接着就有滋有味地讲下去了。谈起长征路过的草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