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画传-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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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已经去了，活着的人还要继续活下去。还要创造，爱，奋斗，包括当前规定要搞的“阶级斗争”。

　　文化界局势日趋严重。陈翔鹤的《广陵散》是他当面称赞过的小说。先前的《陶渊明写〈挽歌〉》，使他忆起翔鹤抗战中常说的陶潜的话：“人生实难，死之如何”。他们讨论过陶的《自祭文》，对于那种苍凉、从容的将生死归之于自然的观念，他理解得不如老友深切。翔鹤第三篇本要写五代的唐庄宗，与他交谈过，他感到历史小说的当代性很易遭受误解，曾与张天翼一起劝其停笔。现在这两篇小说都受到了批判，被认为是影射现实的，他心目中自认的“正规历史小说”的概念受到了冲击。

　　他想起1963年与翔鹤在北京的东四用午饭。路上翔鹤告诉他，玉颀、刚虹大称赞《广陵散》一篇，使其非常感动。他初听有些吃惊，玉颀和刚虹算是什么评论权威，居然会使他如此兴奋。但他顿然领悟了，这些小说渗透了老友多年寂寞的心境，而人总是不甘寂寞的呀！

　　接下来，1964年文艺界的整风，夏衍、荒煤成为被批判对象，他被震动。荒煤1965年被逐出文化部，下放到重庆。亏得荒煤是个放达之人，两人相见，反是三十年相识以来谈得最为畅快的一次。他觉得人一旦不居官位，才更见本色。

　　就在文艺界不断震荡之中，艾芜下决心全家迁来成都。他是一向主张艾芜回川的。1960年，为了艾芜临时变卦不回来，曾闹得不痛快。1985年1月，他帮艾芜找房子，安置在新南门外十七号大院里面。他要省文联总务科特意为他配了一把艾芜大院的钥匙，以便随时去他那里不必高声叫门。

　　自玉颀逝世，他空前的孤寂。艾芜的回归使他感情上特别贴近。艾芜以郫县安德乡为点参加“四清”，写作的劲头总是那么旺盛，对世上其他事看得十分淡薄。居然吃素，连鸡蛋都不入口。沙汀经常是人间苦恼集于一身，极愿与老朋友多谈谈的。春节，艾芜从新繁老家回来，两人没有谈拢。艾芜执意马上回郫县，他怅然地送他到老西门。下公共汽车被挤散，四处找艾芜，想说告别的话，蓦回首，艾芜已经提了网袋挤上一辆待发的长途车。在一片嘈杂声中，只看见对方的嘴唇在动弹，车就开动了。他满怀着惜别之情。

　　之后，他到郫县去过，送艾芜回来治过腿疾。艾芜也来成都，为了办一个农村文化室，抱走了他的旧书、旧报、旧杂志。

　　6月，艾芜又一次回城。由于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在来势凶猛的批判运动中不断受到责难，两个朋友突然找到了话题。谈共同熟悉的中国作家，谈共同喜欢的作品，谈如何对待个人委屈和受委屈的老朋友，谈自己的温情主义，一直谈到家庭、子女。谈话的闸门打开就收不住。艾芜在他家有时一呆便是一天。晚饭后两人还会步行走到人民公园（少城公园），这是四十年前他们在盐道街省一师读书时常来之地。他们回忆着，一路指指点点。疲乏了，坐一部三轮车回新巷子（比乘小轿车有味）。洗了把脸，又谈起孙犁的《铁木前传》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直到深夜。

　　他有点舍不得离开艾芜了，又用车陪他回郫县。艾芜留他在公社吃饭，到快要上车的时候，还在耳边叨咕：“饭馆里有青椒肉丝呢！”这十几天的相处，使两个朋友都很激动。比起前几年的川东、云贵之行，1965年的融洽程度，让沙汀感到当年两人在上海住亭子间的生活又回来了！

　　也许是一种共同的回顾与前瞻，把两人吸引住的。大风暴来临之前，他们都在调整自己的思想和计划。艾芜想写一部关于“四清”的长篇。沙汀在酝酿一个《在困难面前》的总题目，想把在西关和尊胜看到的农村基层干部，写进一组短篇里。

　　拟好的篇目有：1．抗旱；2．四十包玉米；3．籽种（黄勤明保好籽种的斗争）；4．贷粮（杜书记被迫借口粮）；5．结婚；6．抢收；7．改造（杜书记派一个诨名“小偷”的孤儿看守红苕）。

　　但是，被接连传来的什么什么是修正主义作品，三十年代文艺要重新估价，五六十个作家要受批判等消息所惊动，变得不知所措。他终于什么也写不出来。人黄瘦得不行，牙疼，失眠，哮喘，白血球骤减。查出肝病本应减酒或戒酒，偏偏越发嗜酒如命。

　　革命现代戏的风行，给他这个“川戏迷”找到了一个位置。他想，用半年到一年时间，索性停止创作为川剧现代戏做点奠基工作吧。成都市市长李宗林也是个热心川戏的人，劼人生前与他都在市长支持下参加过传统剧目和勾践戏的新编。这时，市里又把《许云峰》这个戏交他主持修改。

　　廖静秋拍《杜十娘》我是编剧。川戏界对巴公、李劼老、沙老的提案很为感动。廖临去京前专门拜访了沙汀。他向她详细分析了杜十娘的性格，请她尊重北影厂的意见。廖静秋每天靠自己注射吗啡针顶住癌症疼痛，坚持拍戏。拍“投江”时，从两三米高的假船上一遍一遍地跳下来。沙老不断来信慰问廖静秋的病情，问拍摄进度，很赞佩她。

　　川戏有三小：小旦，小生，小丑。廖静秋以外，另一个著名女旦竞华，还有男旦阳友鹤，男丑李笑非，他对他们和他们的戏《王昭君》、《思凡》、《别宫出征》、《望江亭》都是很熟悉的。

　　1957年成都川剧团去京演出。李劼老说如在北京“打吭”（打响），回来请吃海参席。后来果然在春熙路川剧院摆了十桌。沙老自然去了，说：“嗨，你们才吃了他一点标点符号啊！”

　　建国十周年，川戏要献礼，搞了个《拉郎配》。这是解放后从旧本《鸳鸯绦》改的，由悲剧改为喜剧。到我改成定本，沙老是参与的。记得当时一场一场送到西门外的寓所让他审改。他注意场次的准确性，人物的准确性。有些唱词他熬夜看。二天便把我叫去谈，然后赶排。

　　这个戏演出时，轰动全国，但很少有人知道沙老付出的劳动。

　　西南话剧汇演，我和李宗森市长合作搞川戏《军事代表智灭匪巢》，沙汀搞重头的《许云峰》。他爱激动，有时与编剧意见不一致就发脾气。吃烟，一天一盒。吃酒起码二两。修改剧本动脑筋，烟酒就更厉害。散步的时候披件上衣，转街走路快，像有什么急事在催他似的。①

　　为了《许云峰》，他经常坐在成都剧场看排练，随时提出建议。他与编剧争吵多次，有时自己也怀疑：这样阻力重重，耗费宝贵的精力，有必要吗！

　　1965年8月这个戏公演，剧场效果不错。当晚，他兴奋得睡不着，一连起床三次记下还可修改的地方。第二天，热心地跑到剧院去提意见，却发现大家对他很冷淡。原来西南局宣传部长已经表扬、肯定了《许云峰》，人们一个个认为大功告成，没有人在这个当儿，愿意听他说哪段唱词还要改，哪个对白还不行。他天真得出了格。

　　他感到艺术家的悲哀。

　　不多久，省文联机关的“社教”运动展开，在他面前猛地打开了别人对他认识的另一世界。像这样鼓励人们不管动机，说出对领导人的看法、想法，他的心理准备还是很不充分。“脾气坏”，“独断”，“不虚心”，他一下子变得这么不受人欢迎了？他的“下楼”的检查也没做好。特别是群众的意见里有关于玉颀的，使他分外接受不下。他把抄有两万字的意见簿藏起来，不让暑期回家的女儿看见。

　　夏天里，小儿子刚宜被北京航空学院录取，也没给全家带来多少欢乐的气氛。这个家变得好怪，芝麻大一点点的事情都会引得彼此生气。刚宜临乘车赴京前，为了他的书桌的摆法意见不一，父亲说了几句，儿子气哭了。刚颀搭车离家前也闹了一阵别扭。谁也没有挑明，但问题很明显，他不放心孩子，舍不得孩子一个个离去；孩子们也不放心他，舍不得他，并且知道，家里将只剩下他一个人过日子了！

　　家庭会议决定把杨礼的孩子希娃留在他身边。可是第一天，刚吃罢晚饭，他就发现孙子没有了！到安旗、戈壁舟家找，没有。到前院机关找了三遍，没有。愈找不到愈着急，愈着急愈找不到。最后却发现他就在邻居老黄家里玩。也许孩子觉察到爷爷颜色的难看，连忙打扫掉自己脸上调皮的笑容，沉默地任爷爷牵起走。

　　他拉着孙儿准备去散步，忽然停住，伏下身问孩子，愿不愿意上街。孩子果然愿在家里，一个人跑到后面假山边的草地上坐下，不声不响，一副落落寡欢的神气。

　　他从孙儿可怜的目光中看到自己的可怜，两眼立刻湿润了。

　　这一年来，他甚至出现少有的厌倦心理。4月他赴重庆观川戏《江姐》的预演。两个女儿来探望他。他分出比以往更多的时间与她们逛城，玩。一天，送刚颀回她所在的大坪医院，乘车到肖家湾，穿过街道和一段田间小路，直到医院大门分手，然后返身回车站。他两次回头都见女儿伫立在大门口不动。他忽发奇想，是不是买舟东下，到那里隐姓埋名地住些日子，避避这可怕的精神熬煎！

　　他想一个人到乡下去住。他向省文联党组提出下去搞两年创作的愿望。艾芜总说“文从笔下起”，鼓励他紧张地写作，来医治任何种类的不快。他最近已较少与人争执，别人反映他的脾气变好了。对于从前可能一触即跳的事情，他能沉住气想一想了。

　　写解放前夕的长篇的计划，到1966年2月又一次被放弃。虽然他跟艾芜去郫县的那一次，还在请县里的同志协助搜集该县匪敌暴乱的资料。转过年1月还与张秀熟谈解放初期四川社会的风貌。他毕竟还是搁下了。他捡起手边一份中篇残稿，这是从1959年三台双龙的原始材料发展起来的一部作品。原计划写十七章　，已成的六章　半，前两章还是玉颀生前抄就的。看着亡妻一个个娟秀的字体，他多么想把它续成。

　　好像他还不甘心，要在能不能写的问题上作一次挣扎。

　　4月份去北京开工作会议，文化界最大规模的批判斗争之势已经形成。思想压力加重。过去肯定的、赞扬的、采取的，今天却要否定、批判、放弃。除了强迫性地自我反省，检查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文艺黑线流毒”，还能做什么？

　　5月18日，在不祥的夜晚9时，被召集起来听动员报告，才知道省委已派出工作组进驻省文联领导“文化大革命”。他靠边了。前几天省委宣传部找他谈话，让他写批判文章，他还在扮演批判别人的角色呢。急骤的思考使他两夜不能入睡，就像进入创作高潮，满脑子只有文字在跳动！这文字便是批判、批判、批判……

　　你又成了阶下囚。不过不是四十年代的自我封闭，而是真正的关押。像是一出闹剧，拘留你的恰是你在位的政权。

　　是场悲剧。整个民族沉入灾难之底，才开始思索。我的囚禁地的名称，似包含了哲理、天理。






沙汀传……第十三章　昭觉一梦






第十三章　昭觉一梦

“文革”囚徒

　　从门到后窗是三步，从东墙到西墙也是三步，这是他的正方形囚室。

　　放风就在门廊阶沿下的天井里。向南走到艾芜的房间，十步；横着由省委书记赵苍璧房前，走到另一位省委书记杨万选房前，十二步。这是他们的活动空间。

　　他比艾芜关进得早，是1968年4、5月间。罪名不轻，三十年代的黑干将，全省文艺黑线的大头目，“三家店”成员，当然应该关在这个做为成都警备司令部临时监狱的昭觉寺。

　　昭觉寺位于市北郊青龙场，是川西最大的佛寺。古老的楠树掩映着红墙绿瓦，真是一个幽静美丽的去处。

　　从大山门进得庙来，经天王殿、圆觉殿、大殿（后被拆毁）到后面的藏经楼。楼西侧观音阁之后，有一座小巧石桥，连着三个相通的小院，旧名报恩堂。可能是得了观音好处的人在这里做佛事，或者是在这里等待观音的赐福。这让人想起“三言二拍”的故事。现在这里是他们的受难所。除李井泉、廖子高以外，几乎所有省一级的“走资派”都关在这里。也关过群众组织“产业军”、“贫下中农战斗军”的头头。五十军一个汽车团的营长，俨然是这里的主宰。他对士兵训话时不无得意地说过：“不要看轻了，关这二、三十个人，就是四川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

　　他在第二个院子。第一个院子关了西南局书记程子华等八个重犯。其中有省妇联主任、廖子高的夫人郑瑛，一个顽强得像铁一样的女性。还有李井泉的夫人萧理，她在“九大”以后感到完全绝望，便偷偷积攒了半瓶“利血平”药，吞服自尽了。

　　沙汀这个院子四围有十几间屋。起初，他和成都市委书记米建书关在正北一个屋子里，后来米建书升级迁到前院，他就一个人关进西北角的囚室。室内一架床横放，规定睡觉要面向窗户。一桌一椅，为的是让他们每天写交待材料。他隔壁的难友是省委书记杨超、成都市副市长郭付仁。宣传口的熟人几乎都在这里，刘文珍是西南局宣传部长，杜心源是省委书记兼宣传部长，还有马识途等。

　　进了这里，姓名消失了，只有囚号。解手、喝水、抽烟，都要先大声喊“××号报告”。郑瑛一号，郭付仁十八号，沙汀十七号。每个人的皮带都被搜走，只发一根几才长的鸡肠带扣裤子。这是全世界通行的道地的狱规。他后来对狱友说，要写一部小说叫《没有裤带的人》。

　　十七号没有一丝一毫自杀“不忠”的念头，满心地认为自己犯了“罪”。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是没有怀疑的，总感到自己有错误，应当检查。当时毛主席威信很高，加上我们长期的思考习惯和工作习惯，尽管红卫兵的做法过激，还是一心拥护这场政治运动。大约1966年6、7月份吧，我就失去了自由。新巷子住所的书房打上了封条，大门口画着一个大骷髅像。每天不是被机关造反派拉去批斗，就是写检查。不准与任何人交谈。我的家实在成了我的第一个拘留所。

　　我被抄了两次家。“皨铁骑”抄走了我所有重要的笔记、手稿。一天深夜，听说红卫兵要来抄家，马铁铮同志引我到东风路文联宿舍躲藏。街上行人很少，幽暗的灯光照着各单位门口大字报栏的墙脚。我只顾埋头疾走，生怕被人发现。忽然想起同样一个这么寂静的夜晚，穿过睢水场街奔向刘家沟的情景。那是四十年代的事。我难过极了，尽力压制才没有哭出声来。——沙汀1986年8月讲）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不“英勇”。一天夜里，刚服用了安眠药，机关造反派把他从床上抓去批斗。同其他好几位领导干部一起押到单位礼堂的讲坛上。有人命令他们跪下来请罪，他的同事们不愿服从，迟迟疑疑，他可立刻就跪下去了！因为，这时候安眠药正发生效用，他只觉得周身乏力，睡意朦胧。等到别人一一被强迫跪下，他已经进入半睡眠状态，得到一次“斗争”前的宝贵休息了。

　　他很抱歉。他的轻易下跪，显然给本来不想跪的同志增加了压力。

　　八届十一中全会是这年8月份开的。这时他已被登报点名批判，和其他省里的干部一起集中在锦江宾馆办班。名为“学习”，有人守卫，不能自由出入。他被囚在这个漂亮宾馆的北楼。和别人相比